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就是有名的太祖雪夜访普的故事。那是太祖登基三年后的一个风雪夜，三年来他食不暇饱，寝不遑安，平定了后周残余势力的叛乱，杯酒释兵权，成功收回了禁军高级将领及地方藩镇的权利，新生政权得到了巩固。但是，乱世纷争的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结束，四周外敌环伺，北面有辽国和辽扶植下的北汉，西有后蜀，南有南唐、吴越、南汉、南平（荆南）等割据政权。“卧床以外都是人家的地盘。”赵匡胤寝食不安，想起了周世宗柴荣的三个十年规划，其中，第一个十年就是要一统中华，革命远未成功。于是，风雪夜他带着弟弟来到了赵普的府上。君臣雪夜煮酒，纵论天下大势。赵匡胤率先抛出议题，说他要讨伐北汉，攻打太原。赵普则顺着当年柴荣制定的“先南后北”的思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南方经济相对发达，但各国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北汉虽是小国但有实力强大的辽国的保护，打狗还是要先看一下主人的。于是，他建议不要先打北汉，而应先扫平南方。太祖哈哈大笑，其实，他心里想的也是这个计谋，毕竟，他也是柴荣的铁杆粉丝。就这样，君臣雪夜定策，确定了按照“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推进赵宋王朝的统一大业，是年为建隆三年（962年）。为此，赵匡胤首先部署北部边境防守力量，以防腹背受敌；然后挥师南下，开始了统一战争。乾德元年（963年）正月，赵匡胤选择荆、湖为突破口，兵锋所指，势如破竹，三个月即荡平荆南和湖南。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又乘势向四川进攻，次年即灭后蜀。南唐、吴越见势不妙，主动表示臣服。但是，盘踞广东、广西一带的南汉政权却拒绝附宋，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发兵进攻南汉，第二年灭南汉。尽管南唐主李煜姿态很高，自动削去南唐国号，上表宋廷称臣，但赵匡胤还是不能容忍其政权的存在。开宝九年（976年），在宋军的强大攻势下，李煜出降，南唐覆灭。至此，“先南后北”战略中的“先南”部分完成了。赵匡胤开始把战略中心转移到解决“北方”问题上来。他心中念兹在兹的是北方，事实上在他南征期间，他已于开宝元年（968年）和开宝二年（969年）先后两次挥师北伐，攻打北汉，但都因辽国出兵参战，无功而返。这次，赵匡胤借着彻底荡平南方的威势，再度挥师北伐，以遂平生宏愿。可是，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宝九年（976年）冬，一代雄主赵匡胤突然撒手人凡，统一大业正曙光高照又戛然而止，身后留下的广漠北方成了王朝三百余年挥之不去的痛。回望历史，有人感慨如果赵匡胤不那么急着搞杯酒释兵权，不那么急着重文抑武，那么统一大业也许就功德圆满了；如果赵匡胤在战略上不是“先南后北”，而是先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北方问题，不给北方势力以喘气之机，那么统一大业也许会改写。历史无法假设，也没有假设的意义。赵匡胤一生行武，他抑武但不轻武，他懂得也重视军队，他所抑的只是手握兵权的将领，而不是士兵，更不是军队。在他看来，稳定政权是第一位的，统一从属于政权稳定居于第二位。如果我们能站在他的这个视点来审视他所进行的改革，就会深深感到一切都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
赵匡胤一介武夫，马背上夺天下，一经黄袍加身之后，思维逆转，防武如防贼，算是把抑武的功夫做到了极致。他曾与赵普论事，自言“朕与卿定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他所谓的法度核心就是重文抑武，而且重文是手段，抑武是目的。但是，他在留给子孙后代的政治遗产中只谈文不谈武，耐人寻味。这份遗产就体现在他所暗藏的石碑上，上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就这么三条，第一条讲宽待柴氏子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第三条是强调纪律的，只有第二条才是根本，为君者生杀豁免权对文不对武，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后世治史者普遍认为赵宋王朝文治绵延三百余年，与这块神秘石碑所传导出来的立宪精神密切相关。赵匡胤读书不多，文化底子也算不上深厚，但是，他看问题独到敏锐，其战略视野远非一般儒臣所及。也许他看到了五代十国“礼崩乐坏”的背后是文化的堕落，那些只有权力的私欲而没有家国胸怀的武夫们手里的枪杆子掌握的越多越危险，要管他们手里的枪就要管住他们的脑，用儒家文化来洗脑是一剂妙药，用文化洗掉那桀骜不驯的狼性。抑武要软硬兼施两手抓，“硬”就是直接收权，“软”就是文化收心，就相当于先用棍子把你打伤，然后用文化这块膏药把伤口敷好。于是，赵匡胤一登基就礼敬儒学，扩修先圣祠庙，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孔庙，还亲自作文礼赞孔子。赵匡胤很善于从行为细节中释放重大政治信号，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作秀的高手。不要以为这只是礼节性的仪式而已，尽管历史上不少皇帝都拜谒过孔庙，但他此举非同寻常。新朝初立，百废待兴，而且武事不息，他急着参拜孔庙，就是要向外界传导一个重要信号，新的王朝要政治转型了，从武治转向文治。建隆三年他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还公开要求武将学习儒经，“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此举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君臣之道，和“崇文”的气象，而非一般性地鼓励武臣增进文化素养，或培植文人学子进入武将队列的意愿。经过这一系列的造势，以文抑武的思想解放工作已基本就绪了，出招的机会到了。第一招，以文易武，文臣统御武事。赵匡胤在实施收回武将兵权的同时，大力推进文臣予以替代，从宰相、枢密院到地方州郡，领导层面的文人越来越多。以枢密院为例，这是掌管国家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宋之前普遍都是由武将出任其最高首长，从赵普开始出任枢密使以后文臣就开始掌管兵权，武将逐步谈出领导层。第二招，号召百官读书。赵匡胤初定天下，想要改元，让宰相定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年号，最终确定了用“乾德”。据说，乾德三年的某一日，赵匡胤无意间看到一宫女有一面铜镜，背面印着“乾德四年”几个字。这很让人诧异，难道铜镜会穿越？赵匡胤把宰相赵普等喊来看镜：现在才乾德三年，镜子竟然刻着“乾德四年”，怎么回事？宰相们无言以对。后来有两个翰林院学士（窦仪、陶谷）给出了答案，原来在西蜀有个后蜀国，曾经有一个亡国之君用过“乾德”这个年号，这面铜镜应该出自那个时期的西蜀。赵匡胤一听非常郁闷、窝火和尴尬。堂堂的大宋王朝竟然被宰相们取用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年号，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提出了“宰相必用读书人”，并号召百官读书，轰轰烈烈的官员读书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太祖带头学习，专门聘请饱学之士郭无为，到崇政殿给他讲授经书和史籍。后来把它固化下来成为一项帝王学习制度，后任皇帝都必须接受侍讲官的讲学，史称崇政殿说书。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宰相赵普原本一“官油子”，在皇帝的号召下也开始天天人前手不释卷，并博了一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雅号。太祖之后，赵宋王朝的宰执大臣还基本上都是文臣了，王朝的文气鼎盛也是史上空前。第三招，重视并改革科举制度。宋太祖为了尽快收拾五代十国礼崩乐坏的文化残局，收拾社会广大士人之心，同时也为了适应国家治理向文官制度的转型，他高度重视开科取士，不仅科举录取人数较以往扩大，而且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他看来，文官“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也就是百个文臣贪腐也抵不上一个武将造反，所以国家治理还是交给文官队伍比较放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基本国策。太祖所进行的改革有：一是废除“公荐”。唐朝的科举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考生为了能获得场外加分，争取到一个有份量的推荐，考前竞相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门，投文送礼，而官员也乐意收养门生、门人。太祖用人喜欢五湖四海，不能容忍官员有自己的小圈子、小山头，他多次发诏不允许朝臣公荐考生，违者重置其罪。唐代以来的“公荐”制被废除了，官员不再有门生、门人了，凡贡举及第者都是“天子门生”。二是开启“殿试”，也就是天子亲自面考。科举考场向来是徇私舞弊的战场，开宝六年，落第进士徐士廉等就在京城上访，击鼓鸣冤，指控当时的主考官李昉徇私用情。这下撞到了太祖赵匡胤的枪口上了，他正要抓典型案例，于是亲自在讲武殿重新复试新科及第的进士。果然所录进士滥竽充数的多，其中有两个人“材质最陋，应对失次”，当场掉链子。龙颜大怒，将主考官、翰林学士李昉降级处分，当时所录的11名进士有10人落选，而上访士人徐士廉经过皇帝亲自复试，被复活成为进士。皇上亲自廷试，开风气先河，民情振奋，大得天下寒士之心。从此以后，殿试便成为科举考试的常态。三是创立“特奏名”。科考及第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落第者则黯然伤神，心中愤懑，难免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剑走偏锋。唐末的黄巢，就是因为屡试不第最后走上起兵造反之路的，前车之鉴犹在。赵匡胤是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他要为落第者开天窗，给出路，存希望，不能逼人绝望。为此，规定对那些长期参加科考已达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的落第举人采取“直通车”，可以不经过解试和省试，由礼部核准上报，直接参加殿试，并对合格者赐出身或官衔，以安抚落第士人。太祖特意下诏说：“朕务于取士，期在得人，岁命有司大开贡部，进者俾升上第，退者俟乎再来。”意思是说此举是国家广开取士门路，实施人才兴国战略，老而无成的举子不要灰心，一次科考失败了还有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特奏名”制度的设立，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扩招，而且又消除了某些不稳定因素，可谓一箭双雕。宋之前有唐朝的黄巢，宋之后有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洪秀全，他们都是因科考久试不中而走上造反之路的，独宋一朝无此局面，“特奏制”功不可没。据统计，宋朝通过“特奏名”制度获取功名的士人约有五万人，几乎占整个科举及第人数的一半！宋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四是考试技术层面进行了一系列保障公平性的制度创设。如建立锁院制度、弥封制度、誊录制度等，也就是考前封闭主考官以防止他们向外界泄题，考后密封考生试卷上的个人信息，并重新誊录试卷，防止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等作弊现象。第四招，文治精神法制化、制度化。太祖立国在位十七年，他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防范诸侯割据、宦官干政、外戚专权等痼疾，制定出一整套针对武将、文臣、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的防控制度，形成了集中政权、兵权、财权、立法与司法权等于一体的“祖宗家法”。后世史家评价宋朝的善政，整肃宫闱，有女人听政但无乱政，没有女祸；抑止宦官，没有奄祸；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历朝历代以来，包括伟大的汉朝、唐朝，都没有解决好这五祸，但是赵匡胤开创的宋帝国做到了。在社会面上大力倡导儒学，推行仁道，大办教育，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不杀大臣与言事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构建了一系列的文治制度。这些治国治家的基本制度后经太祖之弟太宗皇帝的传承和深化，全面完成了具有宪法地位的“祖宗家法”理论体系，其内容大致包括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等，其核心要义是“崇文抑武”，基本原则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基本手段是“分权与制衡”。赵匡胤一代雄主，文治武功。《宋史》是这样评价的：“昔者尧舜以禅代，汤武王、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圣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当斯民涂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责其济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圣人之才，而后以其行事畀之，则生民奔驰之期，殆无日也。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乌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应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赵匡胤一生最伟大的功业就两件大事，一是创立了赵宋王朝，二是创制了祖宗家法，前者是打江山，后者是守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