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的原因，常有在区行政学院讲课的任务，内容主要集中在地方经济发展与改革等。每次讲完课我都会留些时间与学员们交流，他们跟我一样，没有一个是靠做学问吃饭的，更没有一个是研究宋史的学者，这倒使得他们的发问更有样本空间上的随机性、普遍性和“市场”意义上的适应性。这些非专业的提问让我沉思。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偏爱宋朝？宋朝真的离我们很近吗？在“唐强宋弱”、“梦回大唐”、“重振汉唐雄风”等的语境下，唐朝普遍成为国人心中不可逾越的巅峰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在此巅峰之下，宋朝活像是一个孱弱的老妇人，它没有“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奇迹，有的只是积贫积弱的无奈；它没有君临天下、万邦朝贺的盛世气象，有的只是割地赔款、花钱买平安的屈辱；就算是战争，它也没有那种“不教胡马度阴山”、“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剑笔昂扬的豪气，有的只是偏隅一方的英雄气短和扼腕悲愤。这样的强弱对比还可以找出不少。但是，如果你真的钻进了北宋世界，在里面细品细嚼的话，你就会发觉原来它别有洞天，风景不比唐朝差。如果唐朝是一个刚健高大的帅哥，那么北宋就是体弱多病的病西施；如果唐朝是“骏马西风塞上”，那么北宋就是“杏花烟雨江南”。北宋之美在文弱柔静，这对我的味口。北宋的天空星光灿烂，是知识分子的伊甸园。宋太祖一介武夫，却创制了“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崇文制度和执政理念。宋词是这个王朝对中华民族最大的奉献，它与唐诗一起成为华人成长的文化初乳。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黄庭坚、秦观、柳永等等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高峰，群星闪耀，滋养后世。唐宋八大家有六家花落北宋，文章大家傲视千秋。《清明上河图》登峰造极，北宋的绘画艺压千秋，前后诸朝难望项背。书法王国有苏轼、黄庭坚、米芾等，风骨俊朗，大家云集，其艺术高峰后世无有比肩者。生活在北宋的知识分子是幸福的、自由的，不用害怕写文章掉脑袋，才华才是王道，也正因为有这样宽松的环境，才有了王朝文化昌明的盛况。北宋的思想光芒万丈，直抵终极关怀。春秋战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轴心时代和人文哲学的巅峰，由此而降千余年，百家沉寂，哲思荒冷。即便是盛唐，也没有创立过什么思想流派，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思想大家。可是到了赵宋王朝，程氏兄弟、张载、周敦颐、王安石、司马光、石介、邵雍等等思想大家横空出世，他们探究宇宙之本源，思辨儒道之精微，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和思想使命。他们不尚权谋尚礼义，追求内圣修身，即便是敌人枪炮临门，或是颠沛流离于千里贬途，也不放弃格物致知的独立思考。他们着眼于心性，重构儒学，关学、洛学、朔学、濂学、王学（荆公新学）等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经朱熹集大成而创立了宋朝理学，成为先秦以下的思想孤峰。此外，“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彪炳千秋，欧阳修修编《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历代治史莫盛于宋。难怪陈寅恪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崇文且尚技，科学之花绚丽绽放。古代四大发明中，火药、指南针与活字印刷三大技术花开宋代，为后世的军事、航海以及文化传播的革命性突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仁宗朝官修的《武经总要》书写了王朝关于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巅峰。变法主将沈括的《梦溪笔谈》涵盖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学、生物学、医药学和工程技术诸多领域，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杨辉三角、秦九韶《数书九章》等的数学成就比西欧数学大家们的同类发现约早五百年，创造了中国数学发展史的高峰期。北宋王朝是一个崇尚理性思维的王朝。北宋社会幸福感高，是最市民化的朝代。宋朝人除了不会打仗，什么都会，尤其会享受生活。《清明上河图》彰显了王朝繁华竞逐与市井怡然的时代生活气息，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比民富、民乐，即便是盛唐的帝都长安也难望其相背。真宗朝宰相王旦就不无得意地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唐朝有个叫韦楚老的诗人，写了一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但宋朝的沈括嘲笑他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换而言之，唐朝所谓的富贵奢侈到宋朝已成了百姓的家常便饭了，真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假如你幸运地生活在北宋，如果你怀揣梦想，那么这里遍地是黄金，只要你勤奋，开个铺面做点小本经营，赚钱很轻松；如果跑运输搞贸易，陆地、海上丝路全通，帝国的商品举世称羡，那商机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你不想那么拼，想过点慢生活，那这里就是人间天堂，工作累了，约几朋友上茶坊品茶，到酒馆把盏低吟，到瓦舍勾栏看表演，到公园流连山水，远足看风景，或是温柔乡里相亲把妹子，沐浴泡足，或是骑马、斗鸡、踢蹴鞠，或是小资小调地养个宠物，插个花，荡个秋千，哼个柳永之类的流行曲等，什么乐子都有，只要你有兴致、有闲钱，生活便是无限美好。如果你好吃懒做，生存能力又差，那也不要紧，王朝的军营在等着你，朝廷不会遗弃每一个流民，军营就是收容所，养你到老，说句良心话，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的社会托底工作做得有北宋这么好、这么人文关怀。当然，最惬意的还是当个公务员。首先是节假日多，据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记载，宋代的节假日一年有七十六天，其中元日（春节）、元宵、寒食、冬至、天庆节各七天；夏至、中元节等七个节日各三天；立春、清明、端午、七夕、重阳、立冬等二十个节日各一天。另外，每月一旬休一日，叫休沐日，一月三旬全年就是三十六天，加在一起共为一百一十二天。如果再加上皇帝、皇太后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生日或忌日等所放的天数不等的假期，那么宋代一个官员公休的时间超过全年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两天打鱼，一天晒网。其次，公务员的收入待遇很好。朝廷实行养士制度，官员的每月固定收入有正俸、禄粟、职钱、春冬服、从人衣粮、茶酒、厨料、薪炭以及牲畜饲料等，衣食住行，甚至家眷从人的开销，全部国家买单，除此以外，还有一份减免赋税的职田。再次，官员工作压力小，想做事，如王安石那样当个县长找事做也有舞台，不想做事混日子也很悠闲，反正三年一轮岗一升迁。哈哈，压历山大的你是不是有点后悔没有投胎在北宋呢。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日本学者摅薮内清感概说：“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想穿越的不仅仅只有中国人。怀旧是一种诗意的批判，是无聊文人浸泡在酒杯里的隐忧和无奈。北宋你是回不去的，但它绝没有走远。GDP上天，不一定必然带来国势强盛。据学者推测，北宋人口过1亿，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23%，有的甚至说占比超过一半（不足信），就算是23%，那也绝对是世界头号的经济强国，跟当今的美国差不多。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强大、文化先进、科技发达、腹地广阔的泱泱大国却长期被周边撮尔小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割地赔款、苟且偷安成了帝国外交常态和基本策略。这让那些整天钻在故纸堆里、对GDP盲目崇拜、只见生产力的树木不见全社会森林的学者们无地自容，一头雾水、难圆其说。其实，GDP是有成色的，不是简单的经济数字加总。绿色GDP是幸福的成色，国防GDP是安全的成色。一堆由野蛮疯拆、房价疯涨所堆积起来的GDP是虚胖的、没有实质质量的GDP，它不仅不会成为抵御强盗的坚盾，反而会成为豺狼掠食的诱饵，穷人走夜路和富人走夜路是不一样的。在虎狼环伺、野狗争食的丛林环境下，可以一时一地铸剑为犁，但绝对不能放弃剑。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做后盾，GDP毫无意义。所以，GDP是讲结构、讲成色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我们丝毫也不比任何一个时代轻松，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外部环境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容不得我们有半点苟且偷安和人为闪失，国歌里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决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我们的忧患意识，而是我们每天面对太阳升起所必须正视的现实。“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和平年代久了，歌舞升平惯了，很容易忘记历史深处的忧伤。不仅赵宋王朝没有走远，而且王安石的变法也没有走远。没有一成不变的什么“祖宗家法”，也没有数典忘祖的瞎折腾，王安石没能有效地把“祖宗家法”与当时的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最终倒在以“祖宗家法”为旗帜的各种利益格局调整的绞杀中，走极端从来就没有成功的案例。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各种思潮竞相泛滥，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寻找代言人，说什么两极分化比以前狠，贪腐现象比以前严重，等等，于是有人怀旧，少数未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竟然说文革是最民主、最自由、最没有贪腐的时代，而少数精英阶层又嫌渐进式改革不过瘾，要求全盘西化，一步到位，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谁又能说王安石时代歇斯底里的新旧党争已经远去了呢？北宋王朝就是在新旧反复折腾中自己把自己玩没了的。不折腾、不改题、不变调，在认准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是需要强大的战略定力的。苏东坡与王安石你更喜欢哪一个？如果加进司马光会改变你的选项吗？这个问题，如果是以前你们问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苏东坡，因为他是我心中的神。现在要回答，我会要想想他们各自的一些东西，“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答案会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评判他们要放到五千年的大历史中去比对，还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乃至私德等多个维度。其实，评价他们就是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取向，是在审视当下。首先，这三位圣贤学问一流、建树一流、私德一流，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都是标杆性的人物，都是真君子，都是泰斗级的思想文化大家，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高度决定了赵宋王朝的历史高度。其实，他们三人骨子深处的东西是高度一致的，人格的底色基本相同。他们都有天纵之才，都是笃信孔孟的旷世大儒，都是忠君爱民、视大宋为生命的超级忠臣，都是只认死理、绝不拿原则做交换的倔人。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是“拗相公”、一个是“司马牛”，他们的固执空前绝后，就不多说了。倒是苏东坡，两边不讨好，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王有意拉苏东坡到变法阵营中来，可苏东坡不仅一口拒绝，还大批王安石的变法这错误那错误；后来元佑更化，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老司马心想你苏东坡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和受害者，拉你进来支持更化事业应该没问题，可是苏东坡不识抬举，居然当着司马光的面说王安石的新法也有好的，不应该一股脑地加以废弃，气的老司马直捶胸。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不知眉高眼低、不会看风使舵、只认事理的主，一肚子的才华，也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们三个政治上是死敌，但彼此相互欣赏，惺惺相惜，甚至斗到残酷处还会暗暗保护着对方，君子争理争义不谋私不泄愤，斗争能有这样一种格局也让后世颇有几分惊叹。苏东坡照亮了北宋的天空。如果宋词没有苏东坡，宋词就失去了灵魂；如果宋朝缺了苏东坡，宋朝就暗淡无光，文不起来；如果五千年文化长河里少了苏东坡，中华文化就少了一份诗意的精彩。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位千年难得一出的人物，他的卓然超群的诗词文赋，他的多才多艺，他的幽默睿智，包括他的坎坷人生以及乐观以对的人生态度，征服人心，温暖千年。苏、王、司马三人中，苏东坡官职最小，仕途也最坎坷，他“一蓑烟雨任平生”，无论浮沉悲喜，他都是淡然一笑，“也无风雨也无晴”。此种境界，千古高标，无人能及。有多少人还在宦海中蝇营狗苟，不能自拔，参不透“失意是人生的本源”之哲理。我曾和朋友打趣说过：我们不能学屈原一死了之，不能学陶渊明一走了之，也不能学李商隐一混了之，而应学苏东坡一笑了之。苏东坡的魅力是无法抵挡的，如果不是有其他方面的专业偏好的话，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成为他的粉丝是一种宿命。苏东坡是我心中永远的神。王安石可没有那么命好，一千多年来，他一直在神与鬼之间飘荡，任人抬打。他是宋朝孤峰绝顶、独步云天的大政治家，却被打成乱臣贼子；他是思辨深邃、儒法兼济的大思想家，却被骂为离经叛道的思想疯子、专制者；他是比肩苏轼、无出其右的大文学家，却常常由于政治偏见对他褒有不足、暗贬有余；他私德高洁，近乎圣徒，却污其为伪善。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他活着的时候不修边幅，死后鬼模鬼样。直到近千年之后，同样身处乱世的变法先驱者梁启超先生读着《宋史》拍案而起，愤愤不平，为其作了一次史上最彻底的翻案，王安石才又开始人模人样起来了。他称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一句话管总，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堪称圣人完人者孔孟之后也就只有王安石了，仅此三人。这高度就是神了，而且是超级大神。王安石空前孤独，他就像一位来自天国的预言家，思想穿越千年有如空谷梵音，知音稀少。他在别人都还在酣睡的时候就早早醒了，并且看见了地球另一端升起的太阳。他太超越他的时代，因此，千百年来被误读、被误解不是时代的错，是他脱轨跑得太远太快。当社会主义的萌芽还在西方世界刚刚初放枝头的时候，梁启超竟然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子，后来列宁在地球上进行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的时候，大赞王安石是“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如日中天，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大行其道，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发现在近千年前的中国有个叫王安石的宰相已经在推行王氏凯恩斯主义，惊叹不已，崇拜有加；当代孟加拉国有个“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看到了农民的青黄不接时段，学着王安石的青苗法的做法，开办小额贷款银行，居然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引得国人无限感慨王安石早生了九百多年。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王安石用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两手强力推动了一场商业与金融的革命，官僚资本刺激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重商主义借助“周官新义”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牌子在贫瘠的土壤里扎根开花，帝国的商业繁华前无古人。王安石的确太超前了，青苗法是在常平法这个政府计划管理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的思维，建立官办小额担保贷款公司，是现代银行的雏形；他既反对富豪兼并，也反对国家垄断，在推进青苗法中始终强调抑配，力主自由经济，尽管执行有偏差，但他的思想是理性的、超前的。均输法与市易法打破僵硬的计划管理体制，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用政府资本参与流通，平抑物价，激活市场，这是几百年之后才真正被领悟的操盘手法。免役法强化了社会职业分工，保马法体现了军民融合的理念。以十八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标志，西方经济学才初步诞生，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在西方经济学里找到它的理论影子，可是，王安石比西方圣哲亚当·斯密早七百多年呀。假如王安石的变法思想能够一以贯之地实施下去，很有可能地球上资本主义的萌芽最早会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这并非是无端的梦呓，应该说北宋王朝所呈现出来的商业繁华、技术进步以及初具资本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沿探索，具备了蝶变的初始环境和条件。王安石最有理想主义情怀。王、苏、司马三人都是理想信念坚定，都视儒家道义为生命，都有内圣外王的精神人格，而且道德情操冰心玉洁，高山仰止。但是，所不同的是王安石既致力于理想的实践（熙宁变法），又致力于梦想的理论构建（荆公新学），孔子的理想是克己复礼，他的理想是梦回西周，以求天下大同。陆九渊评价他说：“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王安石扫俗学，振弊法，全部理想就是“理论上道术必为孔孟，实践上治绩必齐伊周。”是的，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王氏新学也多有批判，但是他的道德文章和理想主义情怀无人能及，也无人能够抹杀。宋人张芸叟说：“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清朝大儒曾国藩也感慨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王安石是诋毁不了的存在。他如山谷之音，镜中之象，可见不可寻，只能仰望不可企及，因为他不属于尘世，是高居云天的智慧大神。司马光就不细说了，尽管他也是一位深得世人景仰的圣贤，但他的加入并不会改变我对苏、王的排位。他们三人如果站成一排的话，司马光在右边，只向过去看，他活在历史里；苏东坡居于中间，活在当下；王安石在左边，遥望远方，活在未来。他们代表着王朝的三种思想方向和三维精神高度，构成了王朝最灿烂的风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喜欢活在过去的人，我喜欢并天然亲近苏东坡活在当下的飘逸洒脱，也欣赏王安石仰望星空的情怀和睿智，他们两人双峰并峙，是我心中并列第一的神。如果宋神宗不进行变法，或者能像仁宗那样自我终止变法，是不是可以延缓北宋的灭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没有不灭亡的朝代，不管是变革还是守成，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王朝的消亡固然有其内在的因素，但也带有很多的偶然性。假如胸怀大略的神宗没有英年早逝，不是只活到38岁，而是多活十年到48岁（这不算长寿吧），那么哲宗就是成年临朝了，就不会有高太后的八年执政所带来的元佑更化了，变法事业也就不会有颠覆性的折腾了。又假如子承父志的哲宗不是25岁就撒手西归，而是能活到35岁或45岁，哪怕活到他来得及生出个龙子，那么也许就没有轻佻浪荡的徽宗接班的故事了，因而也就没有蔡京之流投其所好、不务正事的乱政了。当然，这一切也仅仅是假说而已，老天爷可不管这些，他的任性、他的随心所欲就是尘世当下的宿命。至于神宗如果能够像仁宗那样对改革及时进行点杀，那历史会不会发生逆转，这很不好说。但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仁宗皇帝天性柔弱，他一看到改革阻力大，党争纷扰，就立马刹车，终止了为期一年的庆历新政。帝国所面临的积贫积弱的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随他的改革转向而消失，相反而且越积越深，从量变向质变转化，正是由于他的不担当和不作为，错失了改革最佳时机（凭他的政治威望和政治资源，推行改革起来比神宗所面临的阻力小多了），隐性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所以，当政权的接力棒传到神宗手里时，他不改革是等死，而要改革的话或者找死或者找活路，现实就这么残忍，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平心而论，神宗和王安石的改革总体还算是成功的，当时就有人评价:“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暂且不去细究祖宗法惠民与熙丰法惠国的事，但崇观法不同于熙丰法是不争的事实。一代人只能管一代人的事，神宗和王安石不可能、也管不了他们的身后事。他们的后来者假借他们的旗子，假改革真贪腐瞎折腾，最后把个王朝折腾没了，那是他们的事，跟神宗和王安石变法没关系。不能因为败家者举的是改革的旗子，就把亡国的帐就算到他们两人身上。我也知道，很多历史学家们都是这样算账的，但我不认这个账，你们认不认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不认。其实，一个王朝的精彩并不在于它在历史上存活了多久，而在于它给后世奉献了什么，苟延残喘地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无足轻重，能决定自身轻重的是身后留下的风景。北宋王朝如果没有熙丰变法，不可想象，也她就只能沦为丑太婆而不会成为病西施，更不会有什么诸如法国学者埃狄纳称宋朝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称为“黄金时代”等域外超级点赞了，更不会有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所名誉所长、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诗一般的称羡“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想不到在洋人的眼里，宋朝竟是那样的诗意流淌。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时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如果把狄更斯的这段名言套在北宋王朝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的。北宋就是这样永远让人琢磨不透，永远让我着谜的王朝，当然，你们着不着谜那是你们的事。纵览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你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以及对当下的启示？历史的长河因改革的洪流而波澜壮阔，春秋时期的管仲改革，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改革、西汉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制、唐永贞革新、北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变法、清末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等，每一次改革都风云激荡，不管是非成败如何，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其中，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影响、非常有标高的改革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清末的戊戌变法，这三大变法分别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源端、中段以及尾端，都是相隔千年才拔地而起的高度，某种程度上它们三者的改革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春秋战国是中国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绽放，各自竞相寻找理论落地生根的国度，战国中后期发生的商鞅变法就是一次法家理论在秦国的综合实践。在战国七雄争霸的竞争格局中，秦地处西北偏远地带，国势相对较弱，秦孝公为加速崛起启用商鞅。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曾经实行的变法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在经济改革方面，首次从法律上废除了公有性质的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政府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面积多少来平均负担赋税；重农抑商，对农业奖励耕织，生产越多可享受的劳役和赋税减免就越多，而对商业则征以重税；此外，还统一度量衡制，以便于市场交易，等等。在军事改革方面，制定了二十等爵制度以及奖励办法，爵位依军功授予，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以此递推，明确各级爵位的奖励标准；其次，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宗室中的贵族子弟也不例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了郡县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它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此外，还建立户籍制，鼓励分户，扩大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组织的社会面，在社会管控上实行连坐法。规定居民都要进行户籍登记，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进行编组，责令互相监督，群防群治。一家有罪，九家同罪连坐。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推崇法家思想，制定秦律，焚烧诗书，铲除儒家思想的干扰，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使法令得以贯彻执行。商鞅变法历时二十余年，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迅速崛起，雄视天下，为此后秦问鼎中原，统一全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制度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一百年之后，随着秦王扫六合，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变法所确立的郡县制和土地私有制成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基石，绵延千年而不变。但是，也正由于秦王朝的短命，让后世看到了法家自身致命的内伤，法家思想铁鞭下的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社会精神生产力，冰冷的法治撕裂了社会的和谐，如果没有道德涵养和文化滋润，即使一时抢夺了政权也管治不好到手的政权。秦王朝的短命开启了后世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汉朝推翻秦朝之后最初尝试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但最终经汉武帝之手定格在儒家。儒家文化是在各种思想不断试错中成为主宰封建社会千年的精神支柱。因此，商鞅变法站在一个划时代临盆的当口，决定了一个漫长社会形态的下半身，而放弃了它的上半身，经济基础有其基因，上层建筑则是别人的血脉。王安石变法就不细说了。在封建社会的中期所进行的这场半儒半法的改革，开始动摇千年不变的封建社会固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商业文明的微风吹拂自然农耕的大地，历史新的变化悄然而生。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清代学者王夫之更是扼腕感慨：“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也就是说，即便是汉、唐的灭亡，也仅仅是一个朝代自身的灭亡而已，而宋的灭亡则远不是一个朝代自身的消亡问题，是千年道统的断裂消亡也，是历史长河的大转折点。与九百年前的熙宁变法相比，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是士大夫一次集体情绪的宣泄，它终结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形态。鸦片战争，外夷以坚船利炮把天朝帝国打得措手不及、晕头转向、无力还手，危局前所未有，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危局，面临亡国亡种亡教（孔教）的灭顶之灾，此种危机之深度绝非赵宋王朝的边患困境所同日而语的。几千年来，都是夷劣夏优，啥时候冒出这样一群怪夷!经过长时间的心理调整，才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儒臣大吏喊出要搞洋务运动，师夷之长以制夷。可是，甲午一场海战把天朝帝国近半个世纪经济改革所积累的家当打个粉碎，输个精光。面对屈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群进京赶考的士子血泪陈词，公车上书，要求清王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变祖宗旧制，全盘西化。其后不久，朝廷便开始了百日维新，史称“戊戌变法”。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熙宁变法是由神宗主导的、由上而下的改革，而戊戌变法是由一群激愤的知识分子自下而上推动当局者的被动改革；熙宁变法主张“祖宗不足法”，而清王朝坚守祖宗法度万不可更改；熙宁变法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环境，而清王朝以杀异己者和士大夫为快意。所以，戊戌变法刚刚开始，变法的诏书还在路途上，改革的措施还没来得及实施，便就人头落地、血雨腥风、草草收场。梁启超也许就是在逃亡的途中回望中原大地，才看到王安石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后来他石破天惊地为王正名，其实是乱世求变之中的他心头滴血的呼喊。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等以高超的政治权谋游走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提出“中体西用”的改革策略。不知是历史巧合还是有意仿效，张之洞以武汉为基地，大搞湖北洋务新政，他祭出的三板斧与王安石当年变法的三板斧如出一辙，也是经济、教育、军事三领域。张之洞主政湖北经济上办实业，修铁路，汉阳造名扬天下；教育上废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大量官派学生到国外留学；军事上摒弃八旗旧制，引进德、日等外国教练操练新军。张之洞督鄂十八年，他的洋务事业风生水起，成就了武汉这座伟大的城市，却埋葬了一个封建王朝。后来，辛亥革命在武汉打响第一枪，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灭亡了，历经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也寿终正寝。史学家们把清朝灭亡的账算在张之洞身上，说辛亥革命是他“种瓜得豆”的结果，这跟王安石背上北宋灭亡黑锅的命运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已经站在历史的风口上，站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的入口处，正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后启来者的伟大改革。我们无祖宗家法可鉴，也无外国模式可搬，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在创造，创造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历史从来不提供现成答案，如果你们非要我回答“王安石变法对当下有何启示”之类的问题，你们就有点为难我了，我除了“砥砺前行，别无选择”这点依稀隐约的感悟外，别的真说不上什么。历史深处那些淡淡的忧伤以及忧伤里散发出来的脉脉幽香从来都是个体体验，私人感悟，如果你们想要找，你们就自己去找吧。
邹俊煜，江西省庐山市人，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现任武汉市汉阳区人大委常委党组书记、主任。曾先后在武汉市经委、硚口区人民政府、汉阳区人民政府及区委组织部工作，主要从事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任职期间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区级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及政府机构改革等多项改革任务，对改革工作有兴趣、有研究，也有基层实践。在地方党校有过多次就王安石变法及对当代改革意义的专题讲座，深受基层同志好评。工作之余，爱好历史、文学，关注当下，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参与过武汉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百年武汉》的剧本撰写；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