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院长对我说：最初确定的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都是我们国家的设计师设计的。为了设计出满意的建筑方案，建工部召集全国著名大学，设计院的最著名的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带领团队，包括南京工学院的杨廷宝，清华大学的梁思成等建筑领域四大金刚四小金刚云集北京，集思广益，优选修改方案。施工图设计任务则主要由在北京的几所建筑设计院承担。譬如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赵冬日负责建筑设计，朱兆雪负责结构设计；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开济负责设计；总高47.85m的12层民族饭店，是我国第一次采用高层装配式框架结构的建筑，由张镈负责设计；建筑面积3.20万平方米，主楼13层，高67米挺拔塔式典型民族风格的民族文化宫与方盒子现代建筑风格的民族饭店也都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镈先生主持设计的。北京十大建筑的规划设计展现了我国老一代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卓越的规划设计水平和巨大的科技潜力，也锻炼出了一大批年轻的城市建设科技干部。吴江老院长告诉我：那时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领域涌现出与四大金刚五大天王梁思成，杨廷宝，刘敦祯，戴念慈，张镈等相映生辉的四小金刚五小天王吴良镛，周干峙，董鉴弘，白明华，还有西安的一位姓徐的年轻女设计师。吴江同志那时是国家建筑工程部的部长秘书，和这些年老的年轻的规划设计师和工人们成天打交道，记忆很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就是想不起西安这位年轻女工程师的名字了，但对她当时在设计体育馆乒乓球馆时运用先将钢筋拉长，再浇灌混凝土，等到混凝土强度达到一定的指标再放松钢筋的先进技术佩服得很，至今不忘。吴江院长告诉我，当时建筑科学院的老专家，甚至苏联专家都对她称赞不已。我知道，吴院长讲到的这项技术就是先张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技术。很巧的是，几年以后，我在山东省济南市将这项技术首次应用在市政工程建设中，在济南市政工程公司预制厂设计建造了固定张拉台，生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板架设在济南市许多桥梁和涵洞上。
吴江老院长告诉我：北京十大建筑创造了边设计，边施工，边准备材料快速高质量建设的奇迹。施工技术工人来自全国优秀技术过硬的木工，钢筋工和瓦工。他们中的佼佼者便是四大突击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北京建筑公司的钢筋工张百发，木工李瑞环，来自湖北和河北的两位瓦工。张百发绑扎钢筋又快又牢，李瑞环支模板又准又快，那两位瓦工一人砌砖，得几个人递砖又快又稳又整齐。这四位工人劳动模范，李瑞环后来当上了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张百发当上了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正部级，湖北和河北的两位瓦工也走上了厅级领导岗位。在生产实践中培育和选拔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建设北京十大建筑的青年突击队长木工李瑞环晚年照片
建设北京十大建筑的青年突击队长钢筋工张百发晚年照片也就是在这1958年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高潮中，国家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带来了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局面，也有人有的地方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的过左冒进的口号。表现在城市建设上便是重视了“多”、“快”，忽视了建设质量，忽视了“好”，忽视了节约投资，忽视了“省”。全国许多建筑工地出现了浪费材料和资金，出现了质量安全事故。吴院长对我说，刘秀峰部长亲自指示自己第一次离开北京去杭州出差，就是为了组织协调处理杭州半山钢铁厂合金钢车间在施工中屋架突然瞬间倒塌造成几十位施工人员伤亡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重大安全事故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当时的副总理陈云同志指示建设部，浙江省政府立即组织调查严肃处理。刘秀峰部长指示吴江一行人紧急出差赶赴杭州调查研究。这件杭州半山钢铁厂建筑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也引起了全国各地的重视，纷纷派出领导干部工程师到杭州参加现场会，分析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严肃处理事故责任人。吴院长说，光是浙江，就处分了三十多人。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产生的急躁，冒进，浮夸很快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蔓延开去。铺张浪费盲目乐观忽视科学规律好大喜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二年1959年冬天，天寒地冻，城市农村开始缺粮，粮食定量供应，普遍出现吃不饱现象，大量城市建设工程项目下马。武汉中山大道新修的绿化带里城里人也铲除了花草，种上了蔬菜。1960年国家建设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重视科学，理性思维，努力学习，脚踏实地开始被大家越来越重视。也就是在这样实事求是盛行的气氛中我在大学里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好好劳逸结合锻炼身体，铆足了干劲，准备投入到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中去。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还没有到，我就手持国家分配书奔赴山东省济南市建设局报到，开始了革命时期投身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宏大事业中去的历程。
大学毕业分配到济南市建设局，工作第一年实习期工资42元5角。先到济南市政公司劳动，在五柳闸建设工地与工人一起挖土，挑担，搅拌混凝土。我和同时被分配到济南的另外三名同学一起，被工地主任安排在女子突击队，也算是对我们刚参加工作，体质看起来瘦弱的大学生们的照顾。四个年轻大学生，欢天喜地在一群青春靓丽朝气勃勃欢声笑语的年轻姑娘中间挑担挖土确实也是一样的喜气洋洋但却略显羞涩拘谨。通过一年的实习与劳动锻炼，我与程景伊同学就被再分配到新成立的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室成了一名技术员，工资涨到了五十二元五角。这个工资水平一直拿了十几年，直到结婚有了两个孩子赵逵和赵星后正式调进北京石油学院，工资标准升到六十几元。即使到了改革开放若干年调回我的大学母校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也还是只有不到百元的月工资。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我们吃住无忧，医疗孩子抚养教育不愁，从来没有感到经济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思想的压力。只顾一心一意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刻苦钻研，努力工作，创新设计。
1965年建设的济南市防洪工程之一-琵琶桥
1965年，济南市城市规划建设设计力量还非常薄弱。一个省会城市，集中全市的城市勘察规划建筑市政技术人员也不就几十人，设置规划组，建筑组，市政组，测量队四个业务单位，外加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办公室协调工作，安排生活。我和程景伊被分配到市政组，作道路桥梁设计。我们这个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室如今已经发展成了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济南市建筑设计院，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和济南市勘察设计院。我所在的市政组当时不到二十人，如今已经发展起两千多人的大型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了。1965年我们市政组除了完成济南市常态化的市政道路桥梁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任务外，主要是配合上海华东市政工程设计院做一些济南市防洪工程规划设计部分辅助工程的设计工作。我在革命时期得以参加这样大型的城市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实属光荣和幸运。济南市防洪工程项目是国家在济南投资的大型城市建设项目，总投资650万元。工程立项是因为1962年夏天济南市突降暴雨，南山冲下洪水滔滔，整个济南市大水漫城，给济南市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拨巨资打造济南市固若金汤的防洪排水工程。当年的650万元是什么概念？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一年后每月工资五十多元。现在一个大学生毕业了，每个月五千块钱不知你们愿不愿意？这可是当年工资的100倍啊！650万堪比如今的五六个亿，这对一座几十万人的城市，投资不可谓不大。这样大的综合性很强的市政工程设计，靠山东省，济南市的技术人员是难以完成的。于是我们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室调配十几名道路桥梁和排水专业的设计人员，山东建设厅调来了属于省管的桥梁设计师刚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美丽的陈竹仙姑娘和还在同济大学上函授本科班帅气的排水设计技术员谭庆琏一起组成设计组，在设计室刚过四十岁的王连祥工程师领导下，配合建工部派来的由田沛总工程师领导的华东市政工程设计院的工程师们设计，放线和施工。吃住在济南市市委招待三所那处宁静的宾馆历时两三年，按期按量完成了这项关乎济南市防洪排水长治久安的头一号城市建设工程。工程还没有收尾，济南市文化大革命突然轰轰烈烈开展了起来，从省里调来的陈竹仙姑娘不幸去世，而另一位帅气年轻人谭庆琏却有幸在文革中左右逢源，很快当上了山东省建设厅领导，后又去北京当上了建设部副部长。而我们十几位来自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室的工程师技术员一起回到了位于济南四大马路纬一路济南市城建局大院经历起了文化大革命斗批改各个阶段，直到1973年底调入我的爱人和一双可爱的儿女安家落户的山东省胜利油田华东石油学院，从事教学和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工作。
在济南工作这九年是我一生最难忘和青春焕发的九年。人生所谓“三十而立”，从大学毕业起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创造性地从事城市建设道路桥梁设计工作。我主持设计的第一条道路是弯弯曲曲长长的济南市文化西路，设计的第一座桥梁是济南市区里面的杆石桥，在济南市第一次设计建成了许多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桥涵以及技术先进的“四交桥”，独立设计了千佛山桥，珍珠泉桥和琵琶桥施工拱架（它实际上就是一座木拱桥）……。但其中最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有机会参加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进山隐蔽”“大三线小三线”的活动中，日夜挖防空洞，设计可以起降战斗飞机的道路，在道路交叉口设计可以阻击敌人入侵的碉堡式交通指挥岗亭。特别是受命独立设计直通南山战备隧道的“五零三战备桥”。我一个年轻设计师独自一人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陪同下，从勘探，测量，设计，放线，配合施工到竣工验收，辛苦，光荣，自豪。但对我独立设计的这座多孔钢筋混凝土梁板式大桥，它到底位于济南市光秃秃的深山中的何处位置，我一直不清楚，自它竣工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尊容。荣幸骄傲的好像做了一场梦，参加了一项保密战备工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