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督商办企业的由来

虽然，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至1893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官僚先后创办了大大小小19个军火工厂。在大兴军工之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官办民用工业，如台湾基隆煤矿、湖北织布官局等。洋务派的官办工业，与传统的官营手工业相比略有不同。这些企业使用的是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大体按照西方机器大工厂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

虽然创办这些军用官办企业，但并没有解决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问题。李鸿章说：“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也没有解决外国轮船的兴行，对我国旧式航运业的致命打击问题。李鸿章在《试办招商轮船折》中奏称：“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

再办官办的企业似乎是不可能的。一是这些官办企业在体制上基本上是衙门式的管理；也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类似官场职别，并且受总督、巡抚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此外，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贪污腐败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二是兴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晚清财政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支持。因此，兴办民用企业以开财源、以谋出路，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李鸿章所说：“凡有可设法生财之处，历经搜括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晚清官督商办企业顺势而生。费维凯认为，李鸿章是结合盐务管理“官督商销”模式与西方股份公司模式提出的“官督商办企业”。

可以说，官督商办公司是现代公司在中国社会的最初实现形态，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它将官督商办治理机制与股份公司运营方式相结合，以“官督”统辖“商办”，呈现亦新亦旧的二重性。

这种状况正如郑观应总结“官督商办”方式的好处：“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

陈锦江认为：“盐务管理是有用的，因为它已确立募派当时提供了资本和管理技能的富商的先例。西方模式的股份公司亦有必要，因为现代企业是从西方移植的，并因为股份公司开辟了从大批商人那里吸引投资的可能性。……不过。除了这些总的原则之外，在那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其他官方创办人，对官督商办组织都没有任何明确的制度上的总体规划。”

我们可以把晚清政府办不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商”博弈概图，通过图1.3.2示值。

图1.3.2 政府办不办官督商办企业与商人参不参加的博弈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