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问：有人说，用欧美日本国家的家族企业传承案例来指导中国企业家如何进行企业传承，这从一开始就不正确。因为中国的家族企业历史最长不过三十多年，且国情不同，无法与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相比较。你怎么看这一说法？

   甘德安答：我分几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指出中国家族企业历史最长不过三十多年，且国情不同，无法与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相比较。问题提的貌似合理，其实不然。

家族企业时间长短的比较不是东西方家族企业差别的本质，只是阶段性的差别。既然是家族企业，中外家族企业的本质应是一样的。

这首先要理清什么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的。但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定义还是学界与企业界普遍认可。他说:“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股权与管理权是否在家族成员手中这是家族企业区别非家族企业的本质区别。如果从股权与管理权的角度看，中外家族企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只是家族企业所处的环境、家族企业的传承历史的长短。可以说，这个伪问题。

如果把问题深入下去，可以发现，提问者的问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我们说到家族企业时，英文是Family business，中文是家族企业。或者说，当我们说到Familybusiness时，既可是家族企业，也可是家庭企业。那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从产权角度观察，家庭是一个单产权的经济单位，而家族可以是多产权单位的集合。其次，家庭是以婚姻与血缘关系为纽带、存在相互供养权利与义务的多种社会关系综合的生活共同体，而家族则是多层次的、由同一祖先后裔构成的单一血缘关系群体。家族是家庭的扩大或延续。严格来说，西方没有家文化的历史传统。而西方家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是一种非常负面的东西。赫西阿德与荷马讲述的诸神家谱和人类英雄之家的故事，充斥着乱伦、通奸、杀子女、弑父母、父子夫妻反目、兄弟相争相残等等消极现象。而关爱、和谐、温暖、谦让等等人类家庭中常见的正面形象，则甚为罕见。早有论者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家庭概念在其中短期出现后逐步消失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欧美Family business与中国家族企业是存在差别的。问题提的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当今中国是否还有家族？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一般至少包括夫妻和子女两代人，并普遍存在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现象。“五四”时期，已经开始对家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判。指出两千年多年来的家文化不过是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础。传统家文化破坏人们的独立人格，窒息人们的自由思想，剥夺人们的平等权利，要推翻专制统治和批判封建礼教，就必须清除家族与家文化。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征收和没收族田族产，消灭了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取消了家族祠堂，消灭了家族的依托根基。此外，全球化浪潮、世界扁平化、世界产业大转移、快速城镇化步伐，婚姻观念、性观念的巨大变迁，特别是三次《婚姻法》的颁布与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中国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变化。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兄友弟恭”成为历史。而年轻一代的职业和地理上的社会流动，时空分离也使得父慈子孝成为昨日黄花。另一方面，家族企业本质还是企业。企业（公司）发端于十六七世纪，是人类组织在历史上的一种独特形式，是以企业法人的形式实行股份制。“法人”的概念并非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在西方社会，法人团体的形成得益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达成的契约关系，这是一种从外部规定个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组织形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公司更像是一种社会组织。当创办家族企业时，我们已经从家族人成为单位人、公司人、社会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与欧美家族企业是没有区别的。

问题还指出中日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别，这个观察是正确的。中日家族企业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日本家族企业数量特别多、寿命特别长；其实，这是中日家族企业具有不同的传承基因。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核心是血缘，财富传递核心是均分。而日本家族企业传承的核心是长子传承与养子传承。家族把财富与企业交给长子，其他孩子去当浪子；传承过程中血缘之子不行，那就找养子。养子或许是女婿、或者就是企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但这种差别是企业大框架的一致性与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别性的区别。所以，中日家族企业传承虽然不同，但大框架还是一致的，传承模式到值得我们学习。

问题的合理性还有中外家族企业的时间长短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与中国与欧美日本家族企业生存环境是一个问题。中国家族企业为什么富不过三代，从宏观的层面看，就是欧美与日本是一个以民间为主体的国家，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中国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民国的实业救国、计划经济、改革开放都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度，是只准政府办国有企业，或者官督商办的混合经济的企业，不准民间办纯民间企业。只是因为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才让民间办民营家族企业。即使让民间办民营家族企业，也是在国有垄断行业之外办的企业，是一片红海的产业中办民营家族企业。

《接力》问：中国在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上，是否走入过误区？

       甘德安答：是。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是走入过误区。误区之一是国内家族企业研究起步太晚。20世纪90年代末，少量学者才关注家族企业研究。严格来说，理论研究成果是能指导实践的，但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大约晚国外30多年，晚中国改革开放20年。

       误区之二是我们的家族企业基本上是模仿东南亚与港台家族企业研究起步的。没有注意到中国大陆的家族企业与东南亚、港台家族企业的市场背景是不同的，他们是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家族企业研究的，而我们是在30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转轨下的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发展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在建是同步的，出现的红帽子的家族企业是不同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照搬的多、对家族企业实际了解的少；研究的学理基础也是不够的；研究的成果也没有得到家族企业的创一代与青年一代广泛理解与接受，太学术。也就是说，家族企业研究顶天立地都不够。顶天不够就是说缺少家族企业及传承的理论创新；说立地不够，就是家族企业传承案例分析人云亦云，缺乏深刻的分析。

       误区之三，太多博士的家族企业研究论文太学术、模型啊、实证研究啊、回归分析啊，但思想在哪里？对策建议在哪里？

     《接力》问：请给年轻的二代们一些寄语吧。

       甘德安答：五四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是科学与民主，是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中华民族最为缺乏的就是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思维与创新思维。创新需要的是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这些都是要在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为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个很好的国家战略沦落成为一个口号、一种作秀、一场热热闹闹的过场与形式，关键就是缺乏科学精神。所以，青年一代首先要传承我们的先辈为拯救民族危亡时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并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与科技创新来践行，通过逻辑思维、批判思维与创新思维来实现。

       五四精神不仅是科学，还有民主。民主是什么，就是独立人格的塑造与自由精神的追求，就是政府的制度创新。所以，青年一代首先从自我做起，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借助自由精神去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去做一个实现价值体现自由精神的人，做一个多向度的人，做一个走出马斯洛地下室的人。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前辈只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而没有提出衣先生，就是Economic。没有经济的工业化，就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没有经济的富裕，就没有独立人格，更不会有科学与民主；没有现代工业与现代服务业，只有农业，即使优秀的前辈如屈原、王国维也只能投江、投湖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