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文：一辈子都要做“八九点钟的太阳”

作者：李斯嘉《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25日 11版）

李京文（前排中）和苏联同学合影

李京文和老伴余平 

【大家】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7年11月17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对满堂的中国青年寄予嘱托。

　　此时正在莫斯科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李京文坐在台下，他的周围涌动着掌声和欢呼声，一个新世界正在他们眼前铺展。

　　“你们猜猜，哪个是我的父亲？”60多年后，在李京文的家里，女儿周全指着父亲的毕业纪念册问道。

　　在一众高鼻深目的面孔中，一位中国青年，意气风发，李京文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8年，那年，带着毛主席的嘱托，李京文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此后人生，他和祖国千千万万的青年一起，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奋斗。

　　他是我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推动了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实际应用，他对我国工程项目的论证、规划、决策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他运用数量经济理论预测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参与制定产业、地区发展战略与技术政策……

　　因为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李京文获得2020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

一次“模拟考试”，定下终身志向

　　1949年1月，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一路挥师南下，远在南疆的中共广西地下组织的中心任务也发生了变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各阶层群众组织，集中力量组织城市群众主力军，做好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里应外合”工作。

　　这年春天，一位名叫李耿的广西地下党员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李京文就是他的儿子。

　　那时的李京文还是个高中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因从小耳濡目染，早早就与进步同学组织社团、出墙报、演话剧、反内战、争取民主，还当选为校学生会的学习与宣传部部长。

　　李耿在狱中被拷打，身体忍受着痛苦，心理也承受着孤独。李京文主动向当局申请，到狱中陪伴父亲，每天监狱一开门就进去，到了关门时间，再和工作人员一起离开。“这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日子，一边陪伴父亲，一边学习，还要保证学习好，不然学校就不会让我来回跑。”

　　好在这段特殊的监狱生涯很快结束。

　　当年12月，在广西地下党组织和各路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军部队一路势如破竹，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镇南关（今友谊关），广西全境解放。这段与父亲共同迎接新中国的特殊经历，成了李京文人生中的一次“模拟考试”。

　　这时的中国，百废待兴。

　　1951年，李京文迎来高考，同时被华南文艺学院创作系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录取。

　　“我从小数学很好，语文也不错，对文学很感兴趣。”当李京文在院校和专业之间陷入犹豫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姐姐点拨了他：“现在国家要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搞经济建设，你应该学经济学！”父亲在来信中也同意姐姐的建议。

　　最终，李京文选择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彼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群星闪耀，云集了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等留美归来的青年经济学家。在那里，李京文刻苦学习，还追随父亲的脚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很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

留学苦读五年，归国投身建设

　　李京文考上大学的同年，为了应对国内人才资源严重稀缺的困境，新中国开始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大一结束时，经过一系列严格选拔，李京文成为留苏预备生。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他以每天50个单词的进度突击学俄语，一年后顺利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

　　在苏联，李京文先后就读于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多年后回顾那段留学生涯，他说：“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在苏联留学，我就要学得更多一点，一定要多为国家作贡献，所以就开始更加认真地学数学，而且把数学在我的工作中使用。”

　　在大学里，中国留学生李京文的数学成绩好，是出了名的。据当时在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留学、后来成为李京文夫人的余平回忆，她本人就是因为在“红角”请李京文辅导数学，被他的才华所吸引，在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感情日渐加深，最终走到一起的。

　　“红角”，是当时宿舍楼里自习室的代称。苏联大学的宿舍楼一般呈U字形，楼里散落着一些安静的空间，大家把它们利用起来，摆上大长桌子，铺上红桌布，两侧放上两排靠椅，就是一个小型的学习空间，留学生们都喜欢去那里看书和讨论问题。学经济学，数学很重要。由于数学好，李京文在“红角”很受欢迎，常常给大家补习数学，甚至有苏联学生也慕名找他帮忙补课。

　　当然，更多时候，他还是和大家一样，没有课的白天、放了学的晚上，雷打不动地在“红角”看书。对于李京文的留学生涯，余平连用了三个“很”来形容：“很认真、很刻苦、很努力，节假日都不出去，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

　　“我们一人一年的花费，相当于国内一个农民十几年的生活费，如果没念好书，就会辜负国家的信任。”余平这样形容当时留苏学生的心理状态。

　　李京文没有辜负国家的信任，大学期间，他参加全苏大学生竞赛获二等奖，拿到苏联教育部的奖状和奖金，最后以各门课程和毕业论文全优的成绩毕业。原本，李京文得到了留校继续深造的机会，他思前想后，考虑到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如早点回去”。

　　1958年，李京文踏上归途。

　　回顾5年留苏时光，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1957年11月17日那天的经历。

　　一大清早，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汇集到位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礼堂。不知等了多久，随着一阵人潮涌动，欢呼声和掌声响起，毛主席带着中国代表团成员出现在了礼堂里。

　　毛主席给他们做了报告，谈世界形势，谈祖国建设。多年过去，回忆起当天的经历，李京文说：“那些话语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青年奋发向前，为创造美好的世界努力学习、工作、拼搏。”

重启学术生涯，“换轨”更是“回归”

　　“我父亲和姐姐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从小便耳濡目染，对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始终有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用自己的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虽然清苦，但是我喜欢。”李京文说。

　　归国之后，“二五”计划已经开始了，李京文没有进入学界，而是服从国家分配，到河北省计委工作，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

　　尽管学术理想只能暂时搁置，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一直热度不减。

　　改革开放后，在技术经济学的创立者、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倡议下，中国社科院开始筹备成立技术经济研究所，这是全国第一个以技术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后来，又与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和工业经济研究所管理现代化研究室合并，正式更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过李德仁、徐寿波、乌家培三任负责人的努力，这个全新的研究所即将结束筹备状态，中国社科院开始物色首任所长人选。

　　这个角色不好找，既要懂专业，又要懂管理，还要能团结人。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蓬勃生长的同时，李京文也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一直在奋斗。从苏联归国后，他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国家建委、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任职，用夫人余平的话来说，就是“都按国家的需要来走，组织上安排去哪里就去哪里”。

　　现在，这枚社会主义“螺丝钉”即将走上新的岗位。

　　1985年，李京文被正式任命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

　　为什么是李京文？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人。另外，他的宽容和包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曾带领团队参与规划制定《中国制造2025》的数技经所现任所长李平这样形容他眼中的前辈。在李平看来，对于一个“创业”中的科研机构来说，这样的品质尤为珍贵，“他能带着大家共同一致、一心一意地进行学术研究，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潮之中”。

　　此时的李京文，已是国家部委的正局级干部，从政界转换到学界，无异于一次“大型换轨”，不过，对于李京文来说，这次换轨更像是一次回归，经过兜兜转转，“螺丝钉”终于被放到了他最想去的位置。

　　余平完全支持丈夫的决定，因为他“从念书时开始就愿意看书，做研究符合他的性格”。

　　就这样，人到中年的李京文走马上任，又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开始了新的奋斗。事实证明，人生真正的志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尽管多年不在学界，但关于新兴学科，李京文早有自己的思考。

　　“当时国内很多经济学研究都是定性分析。我数学好，就想能不能用数学的方法，对经济做定量分析，达到比较准确的效果。”后来，这样一门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技术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就被叫作数量经济学。

　　“另外，我认为研究经济问题，不但要懂经济，也要懂技术，还要把技术跟经济结合起来。”研究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技术经济学的由来。

　　“这两个学科得到了于光远同志的肯定，我就坚决按这个路子走了。”李京文说。

作者：李斯嘉 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