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身，“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说的是人多智慧多。实际上，这句成语是农业文明和粗放经营方式的产物。当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粗放经营方式向集约型经营方式转变时，特别进入一个移动互联的现代化社会，我们确要深刻的反思这个成语，或者说这个俗语。

 

如果我们把臭皮匠理解为没有受到或仅受到较少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如农民，而诸葛亮理解为受到较多教育的脑力劳动者，那么这句成语的误区之一就是只注重了劳动的数量而忽视了劳动的质量，只注重体力了而忽视了脑力。于是有中国人有“多子多福”，“人多火焰大”之类的说法，特别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下、客观上导致人口的逆向变化趋势：臭皮匠在不断生产着臭皮匠，即文盲在不断创造更多的文盲，而诸葛亮在自我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为什么总是通过搞“大会战”的方式来发展经济，通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实际上，这都是只注重劳动者的数量而不讲劳动者的质量的体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原因。

 

这句成语所产生的误区之二是，在决策过程中参与的人越多，决策就越科学。其实，人多并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更不能保证决策的创新性。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贝尔的电话到乔布斯的iphon、ipad，从众多国有企业的“集体智慧”到民营企业家市场机会的扑捉，无不表明，三个臭皮匠是抵不上一个诸葛亮。人多决策链加长，人多决策成本增加，人多使创新思想被扼杀，因为真理总是在少数人的手上，特别对于一个处于创新阶段阶段的企业，三个臭皮匠是抵不上一个诸葛亮的。我们一直不愿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许多事不是臭皮匠能做的，而是只能由诸葛亮来完成。

 

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这个成语，在农业文明时代或许是对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或许是对的，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社会转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就不全对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不是靠体力和自然资源，而是靠脑力与人力资源。要适应这一转变，劳动者必须要从臭皮匠向诸葛亮转化--即蓝领工人白领化和白领工人比重要超过蓝领工人。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多的过程。对诸葛亮的需求增加，没有文化，意味着失去生存的资格。

 

    从人才成长的规律与分布来看，人才是分层次、分区域的，人才成长是按群落来体现的。在人口、人手和人才之间也是有一个比例的；创新人才、普通人才即诸葛亮臭皮匠之间也是有一个比例的，这与生物的成长链相似。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接受优秀的企业家创办一个个新的企业以致开创一个个新的产业，比如比尔·盖茨的微软、杨致远的搜狐、马克·扎个伯格的facebook,马云的阿里、马化腾的腾讯，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有些事只能是诸葛亮才能干好的观念。于是在我们的干部政策中，基本上是“撒胡椒面”，是臭皮匠--平庸的干部与诸葛亮--创新的人才一样享受改革的成果，而让诸葛亮去承担创新失败的成本，结果诸葛亮越来越少，臭皮匠越来越多，像货币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样，臭皮匠在人才市场驱逐诸葛亮。结果整个社会平庸下去了。

 

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但并不是知识的化身，诸葛亮并不等于学者教授。知识是人类对有限认识的理解与掌握，智慧是一种悟。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一个人可能学富五车，但他不一定是智慧之人，因为他完全可能千万次地重复人家的思想，却自己不善思考，不去探究，更不会创新与创造，他们更像是贩者，知识的贩者。相反，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便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倒可能最富智慧，因为他自认无知，所以总想与人理论，探究真理在何方，所以，苏格拉底是智者。知识关注的是现成的答案，现成的公式，现成的历史事件的归纳，而智慧关注的是未知的世界，这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区别。所以，诸葛亮是智者而不是学者教授，掌握很多实用技能也不等于智慧，比如臭皮匠，他们是掌握生产皮制品技能的人，他们不是智者。一个人学会驾车，学会电脑，但他却不一定富有智慧，因为他很可能是被迫去做，内心却对这些行当毫无兴趣，更谈不上从中悟出智慧。我想，真正智者，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倾注全部心血，他从做的过程中体验到生活的愉快，人生的乐趣。而臭皮匠可能十八般武艺，谋生之道样样精通，但却思想贫乏，内心空虚，没有信仰，没有对真善美的渴望，你能说这是有智慧的人吗？你能说这些臭皮匠能抵得上诸葛亮吗？

 

因此，学者、教授与诸葛亮类型的智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诸葛亮型智者掌握的知识不一定胜过学者教授，但智者对世界的理解一定深刻得多。杜威曾经指出，教育要区分两种人：一种是拥有许多知识的人，另一种是睿智的人。前者拥有一大堆“间接知识”、“外在的公共经验”，这些知识非但无助于其经验、智慧的增长，反而有可能阻滞生命的灵性和智慧的闪现。智者是独立人格的、批判精神的、创新思维的。教育活动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睿智的人”。

 

此外，关于诸葛亮与臭皮匠之间的关系，就是智慧与知识技能的关系,有知识技能不一定有智慧，但有智慧一定有知识，知识必须转化为智慧，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当前大学的一些学者教授仅仅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社会实践，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没有用学到的理论去解决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不能把市场经济营运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产生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是不能产生诸葛亮的。那么，不仅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这样的诸葛亮，而且三个这样的诸葛亮也抵不上一个做实事的臭皮匠。

 

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是集体崇拜的经典话语。中国为什么是一个缺乏创新的民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个人价值没有受到应有尊重。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地位越高，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个体受到集体排斥就越小，个体在这种社会中生存下来的概率就越大，创新发生的概率自然就越高。个体主义强调内在价值观，不管别人怎么说；真正的创新者、特立独行者都是个体主义者，他们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三顾茅庐是尊重人才，尊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典范，而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是扼杀诸葛亮及创新型人才的帮凶之一。

 

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是迷信集体，不过是借助集体主义欺骗大众的手段而已。勒庞认为，领袖就具有做群体领路人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不可以用定期出版物来代替，因领袖不可能时刻在群体聚会中讲演。我觉得领袖只是能瞬间领导集体的个人，而不是集体的指引灯，他不能左右整个群体的方向，最终的方向将由我们自己选择。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谎言重复千遍不会变成真理，但谎言重复千遍容易使群体相信被重复的谎言就是“科学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