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人梅之焕来采石矶凭吊李白，发现李白的墓上胡诌乱题，实为可笑，就挥笔题诗一首：“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讥讽那些自以为会作诗的游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这句话被后人缩成“班门弄斧”。

在前人看来，班门弄斧简直成了不自量力的代名词了。把“班门弄斧”当作一种禁忌，一个戒律，唯名人的马首是瞻，在权威面前，盲目尊崇，自甘落后，不敢质疑，不敢挑战，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几千年中国人就这样被一个成语挡在创新的门外，当代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如汽车、轮船、飞机、火箭、原子弹、计算机、手机、互联网、物联网、3D打印机等均诞生西方；当前我们用的衣服、食物、一切用品、交通工具都打着西方的烙印；打开学生课本，是欧几里得几何，牛顿力学，而不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就是因为中国人被太多的班门束缚住了，而西方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与创新精神成就了现在科学与现代文明。

班门为何难以弄斧，不仅是旧班门对创新者的打压、旧理论对新发现的排斥、旧理论对跨界者的拒绝，而是我们缺乏班门可以弄斧的制度与文化。

班门难以弄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产权保护，更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过王臣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色。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制度是怎样支持弄斧者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使人们认识到技术也是一种资源，一种比自然资源更稀缺的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保护技术知识的产权制度——专利制，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随后被其他国家所采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磁学的发展为标志，电的发明和使用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从而确定了重工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核心地位。这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股份制和企业制度研发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在这段时期出现了风险投资、职工持股股票期权和新型证券市场等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安排。由于我国工业革命的步伐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认识较晚，使得班门弄斧者的创新受到制约，得不到激励与保护。

    班门难以弄斧的原因之二是中国还是一个身份国家，还没有从农耕文明得身份社会向工业文明得契约社会转型。从身份到契约的意义在于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和义务分配不是根据身份，而是法定的契约关系。它意味着个体的解放、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平等。契约的本质是当事人的自治，即当事人自己为自己设定权力和义务，通过努力获得自己应有的成果。而身份社会决定了按身份行事。农民就好好种田，工人就好好做工。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在单位听领导的。他们那来班门弄斧的勇气。

    班门难以弄斧的原因之三是中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具有极强自主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是认识深化和创造的基础。批判性思维就是敢于否定前人，敢于向权威叫板，善于从真理中找问题，从司空见惯中见不同。批判性思维实质是求异思维的一种形式。2000年的读经及现在的应试教育与标准答案都是导致缺乏班门弄斧创新者的原因。批判是教育的生命，当今教育的要义是把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作为首要任务。一个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民族，才是具有旺盛的创新能力，才是最具生机和活力的民族。

    班门难以弄斧的原因之四是儒家文化的制约。儒家文化强调“和”，把与世无争作为一项高尚的品格。儒家“重和谐、轻自由”的思想抑制了经济自由的发展，儒家文化背景下更容易发展出自然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也更容易接受具有服从特点的计划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指出 “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既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实，自由也是创新的前提，更是班门弄斧的前提。按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缺乏自由就缺乏创新，就缺乏班门弄斧的创新者。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国策无疑是对的。但现实是大众难以创业、万众无法创新，根本原因是创业缺乏制度环境，创新缺乏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