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期间口罩价格上涨，商家是不是违法，算不算发灾难财，政府该不该出手处罚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和部分民众中引发争议，北京德成智库提出了这个议题，我在几个商圈里进行了一次简单测试，认为不违法的占20%，认为违法的占20%，认为不违法，是发灾难财的占30%，说不清的占30%。测试结果显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对商户来说这是认识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市场调节与行政干预两只手的关系，争议的焦点是口罩涨价政府该不该直接干预。

一、认为坚持市场调节，政府不应干预。

持这种观点的多是经济学界的专家和企业经营者，认为造成口罩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供求关系失衡，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供给，限价有可能解决买得起但解决不了买得到，限制一元一个口罩，如果买不到，限价就没有意义。如果物资缺乏，限制了柜台价格也很难限制黑市交易，必须鼓励产出，利润是最好的激励，限价的结果是限制了生产和流通的积极性，产品多了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价格。

有人担心价格高了穷人买不起，这是分配问题，限制价格也不能保证合理分配。放开价格更有可能让口罩卖给了最需要的人，需求比价格重要，在医院里很少有人与医院讨价还价。一些学者建议政府采购一批口罩，免费派发给部分民众，给他们基本保障。

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质量监督进行市场调控，不应该直接价格干预，就是非常时期也要坚持这个原则。

二、认为政府应该干预。

持这种观点的多数是公职人员、职工、家庭主妇等。大部分人认为非常时期口罩价格飞涨，那些趁机涨价的都是无良商家，发的是灾难财，政府应该出手打击。

更有人认为，如果不对口罩价格进行限制，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引发食品和其它物资价格上涨，有人买不起口罩，对疫情防控不利，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影响社会稳定，不能任由商家哄抬物价，政府应该管控。

三、政府干预有法律依据

政府干预价格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有法律依据，其中价格法第十四条对哄抬物价行为作了界定，“经营者使用的手段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这是一种违法行为，目的在于制造和利用消费者担心价格上涨的心理，造成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引诱消费者增加购买，然后兴风作浪，乘机抬价、囤积惜售，推动价格过高的上涨，从而牟取更多的利润，这种扰乱正常的价格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的价格行为。”

可能是为了保障抗疫需要，“两高两部”专门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虽然是临时性法规，对许多法律责任还是做了规定，个人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就是违法。

从这些法律的表述来看，哄抬价格与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有关联，而确定是否违法要看违法所得的数额，就是在扣除了合理利润后的数额。因此，计算合理利润就是焦点，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规定的利润率是多少我不知道，可能有的商家也不知道。

四、多用一只手，也要留一手。

通过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道理，应当认同市场调节的基本原理，扩大产出是解决物资短缺的根本方法，轻易限价不符合经济规律，同时也要看到政府干预价格的作用（政府既限制违法高价，也不允许违法低价倾销），完全不要政府监督不符合国情也不可取，关键在于什么时候使用法律和如何实施。

疫情突然降临，口罩成为奇缺商品，很多人想做口罩生意却找不到货源，但是就有人从各种信息中提前判断出了商机，积极筹款备货，他们赚钱应在情理之中，这也是商业的魅力，没有囤积哪有生意，“囤积居奇”之罪要严格认定，不能随意扣帽子。商家提价还有进货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上涨因素，应该是扣除了这些成本后再看商家的涨价幅度是否超过了法定界限，这就是法律调节的意义。

北京有一个湖南企业生产口罩，库存积压严重，就在准备破产时赶上了疫情，企业提高售价弥补亏损应该无可非议，让这些企业去承担太多的社会义务也不公平。

从武汉的口罩供应链分析，各个医院都有自己稳定的供应商，为了维护长期的供货关系，供应商不会在疫情期间大幅抬高口罩价格卖给医院，限价对医院作用不大。真正造成口罩供给恐慌的是民众，需求太大，限价也不能解决物资短缺，被处罚的都是一些小商户，警示作用大于实际作用，而且口罩供应紧张是暂时现象，疫情结束口罩供给有可能出现过剩，价格必然下跌，这就是市场，政府没有必要着急限价。

法律调节既保护消费者也要保护商家，处罚应该有严格的程序，道德和法律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好多依靠市场调节这只手，除了限价以外政府应该还有很多手段控制物价，尽量少用直接干预这只手。

（作者简介：霍爱文，湖北晋商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