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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到武汉某知名网红经济学者提出疫后湖北发展的两个想法：一是把鄂州、团风、汉川等纳入武汉市，二是希望国家发改委把中国第十二个新区的指标送给武汉。笔者对此有不同观点，简要分析一下。观点一：武汉不能继续“摊大饼”，湖北应加快形成“多中心”支撑早在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成都、武汉等超级独大的省域经济发展格局，是各种风险高度集中的模式，万一出现大型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危机等，对社会经济发展极其有害。果不其然，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对武汉的冲击导致湖北全省经济也遭受重创。湖北经济发展的“一城独大”现象长期存在。武汉2018年的GDP为1.48万亿（2019年官方数据还没有出来），占全省（3.94万亿）比重为37.6%；第二、三名的襄阳、宜昌GDP分别为4309.79亿、4064.18亿，分别占湖北全省的10.9%、10.3%，第四名荆州GDP为2082.18亿、第五名黄冈2035.2亿、第六名孝感1912亿，可以看到，湖北经济总量第2至6名五个城市的GDP加起来（约1.44万亿）还没有武汉市多。另外，作为占湖北财政收入“半壁江山”的武汉，2020年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可想而知，这对湖北财政影响也非常大。一方面，湖北省内各城市尤其是“武汉城市圈”内城市的产业链与武汉高度关联，容易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近十年笔者走遍了湖北所有县市，在调研和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发现，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依靠大武汉发展的战略，尤其是孝感、黄冈、黄石、咸宁、鄂州等“武汉城市圈”城市，均提出“依托大武汉”、“对接大武汉”、“融入大武汉”、“抱武汉大腿”的发展策略。农业上，这些城市的农产品主供武汉消费市场，农业的科技创新很多也是依托武汉高校科研院所；工业上，这些城市与武汉的重化工工业、光电子信息业、生物医药业等方面产业链紧密关联，尤其是科技研发；旅游业，包括恩施、神农架、十堰、襄阳、宜昌等在内的众多城市均提出主要面向武汉客源市场，武汉周边城市更是很多地方提出“打造武汉后花园”的旅游发展策略。由于现代化产业的精细分工，企业之间通过产业链紧密关联，产业链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将负向影响传染到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从以上三次产业深度关联可以推测，武汉疫情危机下采取的企业停产和人流物流限制措施，将给省内各地尤其是“武汉城市圈”内城市经济造成不小打击。在此，也建议湖北省应警惕刘元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疫情对经济“第二次冲击波”，提前做好风险应对。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高度集中发展也导致就业机会在湖北省内高度集中于武汉，危机之下大量的流动人口回乡又将集中的“星火”蔓延到全省各地。武汉市2018年全市常住人口1089.29万人，户籍人口883.73万。这就是说，在武汉务工的省内外人员大约199.56万人，还不包含短期或不算太短临时在武汉外地人员。据武汉市市长公开估计，武汉“封城”前有大约500万人离开武汉。此次湖北疫情第二第三严重的地方（黄冈、孝感）也是“武汉城市圈”内城市人口最多的地方，大概也是劳动力输入武汉最多的城市。事实上，举全省之力建设大武汉的诟病在网上的负面评论也多年，湖北省各地尤其是“武汉城市圈”内城市基层官员很多也“诉苦”：武汉的“虹吸”效应太强了，远大于它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显然会掠夺区域内的资源和机会。武汉强大的产业布局，导致周边城市严重的产业雷同，难以错位发展，特别是孝感、黄冈等人口大市“小马拉大车”，艰难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只能为武汉产业“做配套”。同时，武汉强大的商圈也吸引周边城市大量居民到武汉购物消费和买房，尤其是中高端消费。从当年各种文件和方案批复中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设立的初衷是协同发展，以武汉带动中小城市发展，结果却不那么理想。总而言之，“武汉城市圈”发展现状与规划设想存在一定差距，在“武汉城市圈”产业不断向武汉集聚、武汉非核心功能难以向外疏解、外围地区人口不断流出等现状格局下，武汉城市圈呈现出武汉“一核独大”、外围整体偏弱的“单中心”集聚型特征。再来看看沿海发达省份，不难发现，沿海发达省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双中心或者多中心支撑”。例如广东省有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也不弱；浙江有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台州也很强，拥有义乌和东阳两个富裕小城的金华市还排在后头；江苏有“苏锡常”和南京；山东有济南和青岛等。这些省份的就业资源并未高度集中在一个城市。无论是经济遭遇特殊情况冲击，或者某重要城市遭遇类似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都不会导致几乎全省各地封城，公共卫生风险蔓延到全省各地的风险高度集中情况。在中国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城市相对均衡发展的省份经济更加强劲。湖北虽有武汉这样的特大中心城市，但襄阳和宜昌等次中心城市发展不足，其他城市更是发展不够，很多城市（如孝感、黄冈）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社会严重不匹配。其实，湖北省早在多年前就提出培育发展襄阳、宜昌“两副”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在全省形成多中心支撑的良好格局。然而，“多中心”还未撑起来。因此，疫情之后，湖北不能再继续“一城独大”的单兵突进，更不能把鄂州、团风、汉川等纳入武汉市，继续“摊大饼”，应适度分散资源来发展省域中等城市，以形成一个大都市圈，而不是一个超级大都市。从区域的角度看，疫后更需要的策略是尽快把襄阳和宜昌壮大起来，与武汉形成“掎角之势”，使湖北形成多中心支撑格局，这样既能更快壮大湖北经济规模，又能在下一次危机之时互相分担。同时，武汉应更主动与孝感、黄石、黄冈等周边城市协调和建立协作关系，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形成总部经济与制造基地的分工，快速交通、通讯、物流、资源配置的协调与互通，真正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观点二：国家级新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改革和开放才是真出路2019年11月，国家发改委的公开信息《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780号建议的答复》（索引号000013039-2019-00322）显示，国家对湖北省提出的建设武汉长江新区的申请给予了暂时不同意的回复。从国家发改委的答复中不难看出，一方面，从国内外形势和宏观经济背景综合考虑，国家认为设立新的国家级新区条件不成熟；另一方面，从环境影响和产业结构等方面考虑，国家认为武汉长江新区方案不够完善。当然，武汉再多一个国家级新区没有坏处，但这对疫后经济恢复起不了多大作用。武汉已经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定位，拥有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包括东湖高新区、临空港开区发、武汉经开区，还有中法生态新城、武汉新港等“大手笔”发展新区域，数量基本“饱和”，若再建新区，不仅没有新意，更难以有足够新的经济增长要素进去，会与东湖高新区等形成同城“资源争夺”和“恶性竞争”。“长江新城”应该摒弃原来建设开发区的方向定位，在其发展过程中要将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充分融合起来，在缓解武汉市主城区压力的同时把握好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打造武汉市绿楔内一座生态、智慧、可持续发展的新区，为居民提供永久幸福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美丽家园。因此，湖北当务之急不是向国家提出要“国家级新区”的指标，而是在战略上应充分抓牢用好长江经济带、新一轮促进中部崛起和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相关政策，在这些战略中恳请国家给予更多更实的具体支持。更重要的是，无论从短期发展还是中长期考虑，武汉、湖北经济恢复加快发展的根本在于改革和开放，“大手笔”真改，充分释放改革潜能，加速开放打造中部大市场、全国（世界）大市场，营造一流的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提供一流的政府公共服务，创建一流的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如此，何愁企业不来、人才不来，何愁经济不发展！
最后，提一点具体建议：将武汉市部分高校外迁，在武汉城市圈内（如孝感、黄冈等）选择1-2个节点城市设立大学新校区或大学城。这样一来，从项目投资上是一种动力，既能加强周边城市的科教文化医疗资源，发挥其增长潜力，也给地方就地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拉动经济；同时还能分解武汉的巨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