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败寇出自《尚书》，原文是：“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按现在白话文理解是说，谁坏谁好？成功的居于尊上之位，失败的沦为卑下之人。后世人将这段话引申为“不以成败论英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加以引用。“成则为王，败则为虏”、“成则为王，败则为寇”都是这个成语的演化与提炼，也是对中国2000多年专制极权历史的客观而准确的描述。成语是说，在争夺政权斗争中，胜利了的就是合法的，称帝称王；失败了的就是非法的，被称为贼寇。成语也包含着胜利者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失败者却有口难辩的意思。成语还蕴含着成功者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成功的一方一旦当权便是合法，拥有立法权；失败的一方便失去了合法地位，没有发言权；当权者占据了拥有了公共宣传、历史编撰的自由，失败者被贬损，而没有申辩的机会。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的诗“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是可以佐证的。

虽然成王败寇是对于中国历史循环的客观描述，但也是落后的描述。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演讲》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但近代文明国家，不是如此。可见，成王败寇不应该是现代国家历史的描述。

问题是，我们现在依然还在成王败寇价值观的误区之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近代史关于从1911到1921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的碎片化与渲染。碎片后的背后，却始终有一条主题红线贯穿之，这就是暴力革命。镜头中有孙中山回国，清政府、革命党、北洋军三方妥协，达成一致：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袁世凯任大总统。片中就有人问，“（大总统）怎么突然变成姓袁的了？”毛泽东回答：“他手里有枪呗。”

成王败寇成语从逻辑上是必须批判的。行动与结果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否则机会主义盛行。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最经典的说法莫过于马克思所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到的是跳蚤。

成王败寇不过是历史决定论的翻版。按卡尔·波普尔的说法，“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历史决定论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肯定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内在规律性；第二，肯定人们能在认识这种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历史作出预言。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是复杂的，这主要是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性、多样性、融合性、多变性、超越性等。这种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包括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交织，它只能是比自然规律更复杂的。历史不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必然，人类历史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必然与偶然的体现形式是，历史发展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系统，要找到历史发展的决定论的发展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发展具有确定的发展规律的想法是没有依据,甚至与科学理论相冲突的。

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农业社会是很简单的社会，它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得比较简单。对于这种简单社会来说，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是极低的，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变动，甚至要很长时间才会在社会中发生变化。不少学者曾把中国农业社会看成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或者超稳定社会。比如，亚当·斯密曾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而金观涛、刘青峰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超稳定系统”的解释，就是说“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

与农业社会比较起来，工业社会由于人口以及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变得复杂起来，因而，可以把工业社会称作为“低度复杂社会”，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已经是复杂的社会，但是，它的复杂程度相对较低。不过，它毕竟是一个复杂社会，因而对治理体系及其治理方式的科学性要求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工业社会也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市场的要素是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秩序、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与工业经济比较，则知识经济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性的社会。知识经济社会是以知识为第一要素的社会。它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的创造性应用为主要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创新经济的非线性、主动性、多样性、融合性等特征必然使知识经济社会具有复杂性社会的主要特征。

人类历史已经走出成王败寇的循环。第一个走出成王败寇的为人是华盛顿。1783年美国独立后，华盛顿就辞去联军总司令职务，返回农场经营去了。1797年华盛顿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尽管好多社会名流挽留，但是他坚决拒绝连任第三届总统，公开声明退出竞选。他参加了亚当斯总统就职仪式后，欣然返回了农场。华盛顿只当两任总统的模范行动，后任总统皆效仿之，历时166年。直到1953年第23条宪法修正案通过，才明文规定总统任期只限两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制宪以及共和联邦制的奠基者。华盛顿的人格与事业铸造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制度和精神。华盛顿的宪政思想是富有创见性的，因其政治实践的天才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宪政制度和理念。正是华盛顿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政体制奠定了基本结构和框架。华盛顿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权力但不恋权的永垂青史的伟人！

第二个走出成王败寇的应该是印度的圣雄甘地。甘地看到看到印度独立，但他不是采取以暴易暴的方式推翻英国殖民，而是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乐观主义者甘地曾说：“我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发挥非暴力的、个人能力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念上。”他所相信的正义和非暴力，是出自彻底地洞察自己，从而无条件地在自己的心灵打下一个对人类的绝对信赖，这信念即使是死也不能夺去、也不能破坏的。甘地的伟大之处就是20多年间，形成了完整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体系：即用罢工、请愿、绝食等非暴力手段，与殖民当局斗争，争取合法权益，最终达到民族自治的目的。甘地一生有16次绝食，其中有２次是绝食三周，只喝一点苏打水。他多次在绝食中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一次绝食是在他79岁的时候，在他死前半个月，共绝食121小时30分钟。甘地如此谈到自己吃苦的意义：“我们只受打，不还拳，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不义，这样我们免不了要吃苦，一切斗争都是要吃苦的！自己受苦意味着对人的信任和希望，意味着对人性中某种善端的尊重。这也是一条自我忏悔，自我纯洁之路。最后，如果你是正确的，你就会在经受重重痛苦之后取得胜利，如果你错了，那么受打击的只是你个人而已。”甘地靠他个人伟大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印度找到了一条代价最少的独立道路，一条不以暴易暴的独立之路，一条使印度得以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解救出来之路。

第三个应该是同种同宗的蒋经国先生。台湾在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继位，实行的依然是独裁统治。而蒋经国先生伟大之处在于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魄力。走出了一条从极权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非以暴易暴，非成王败寇的历史循环。他结束了中国历次变革都是借助以暴易暴、血流成河而得到的历史，结束了一个专制政权换来的是又一个更为专制政权的历史。可以说，民主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建立过，而台湾由于蒋经国的放权，开创了了中国历史上政权和平过度的先河。就此事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对蒋经国说：“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说出句虽语气轻微但却振聋发聩的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