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来自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90%都采用了家族企业的形式产生；在温州，民营企业更是99%以上是家族企业。那么，我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中国的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更普遍、更持久、更广泛呢？

我们知道，40年前，当整个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时，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发达的信息空间，没有发达的人力资源，更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创业者能占有的资源有限，唯一能依靠的是家族的力量；借助家族的人力资源，通过家族融得创办企业的启动资金；所以，他们只能是以家族企业为出发点。也可以说是用信任替代契约；或者说，利用心理契约替代文本契约。此外，中国是一个哑铃型的社会，缺乏中间组织，特别是工商企业。40多年的计划经济，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发展历史说明国有企业是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如何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形成市场的主体？那么，企业的创业者，从家族到国家的通路只能是家族企业。借助家族管理的经验创办与管理企业是非常有意义的。

企业要素聚集多寡是导致家族企业更容易生成的原因之一。从企业要素构成：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企业加入了家族的要素。所以，从复杂适应系统涌现理论看，由于系统中具有更多的要素（家族与市场两个不同子系统），所以，家族这种以亲友为主体，亲情为纽带，多个相互间具有亲族关系的家族成员深度参与的企业组织更容易涌现新的事物，而家族产权在诸多要素的自组织的过程中的特殊性，使得企业的生成体现了家族产权的特征，因此，家族企业相对与非家族企业具有天生的生成上的优先性。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主要以家族企业的形式生成？从创办者创办企业的外部环境看，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管理模式逐渐崩溃，而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确立，家族制度自然而然承担着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

家族企业非线性相互作用明显大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家族更容易产生的原因之二。从心理背景看，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企业的组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家”要素导入的企业，必然会产生更多的共鸣。家庭所有或经营的公司能够从家庭成员处获得资金、经验和情感上的支持，它们共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语言，使得口头和非口头的信息能在家庭、企业内迅速传递和沟通；配偶及兄弟姐妹由于共同的成长环境和长期的相互了解，更能懂得彼此说话的主要意义和隐含内容；建立在家庭血缘、亲缘基础上的企业合作更加可靠。这些共鸣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等大大加强。通过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渠道，协调企业的各种专门知识，形成了企业系统内部组分之间基于知识的特殊耦合方式，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市场行为相比，这些耦合方式只有在企业这样的经济组织中才能实现，这就是企业生成的又一机理。

差序格局的层次性是导致家族企业更容易生成的原因之三。我们知道，复杂性科学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由可操作的科层组织惯例组成的异质性实体；可以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发、利用和创造知识的科层适应性主体。但是家族企业在一般的企业的科层上又多了家族的层次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富有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总是以自我为核心，以血缘、姻缘等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由此形成社会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主利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配置资源和经营扩展业务，哪个家庭或家族社会关系网络越大，推及得越远，它的势力也就越大，活动能力也就越强。可见，崇尚家族主义文化的民族创办家族企业是带有必然性的。再如，初创的家族企业不论在经营范围还是组织结构都是很小的，但是在多层次的相互非线性的多层次的作用下，复杂适应系统存在于与其共同演化的其它复杂适应系统之中，是其它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单元或环境一部分。

家族企业内部更多的惯例是导致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的原因之四。由于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以血缘为本、地缘为基中形成新的组织自然比非家族企业更容易生成。创业资本的获得，创业团队的形成，治理机制、决策模式、契约关系方面都于非家族的企业不一样。这种异质性的内部惯例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家族精神。首先是具有凝聚性，即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向心倾向。以一种持久的、把近亲连接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它使中国人能够轻松自如地在向心的中国宗族结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完全调和”这一理想的框架内满足其社交、安全和地位的需要。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具有大家庭理想。大家庭的理想强调家庭的整体性，保持家族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第三个重要表现是老人崇拜。中国家族文化强调家长的权威，强调老年人在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强调长辈的道德教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行，而孝的最高标准是继承父母的事业和德行，从而形成崇拜家长、崇拜在世长者的心理定势。这种团体意识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本思想、和谐精神、求实精神、吃苦耐劳、勤奋自强的民族性格、求索和开拓精神，这是家族企业生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家族企业较非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的原因之五是家族中创业者具有更多的家族使命及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创业机会的发现与企业家的动态创新有关。创业机会的发现取决于企业家所独有的创业精神。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只是他们的部分目的，而最重要的创业动机则是其“体现个人价值”的心理，即“创业精神”。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发现家族小企业主的成就欲一般高于普通人群，追求成功的行为则表现为独立创业并自主经营。其次愿意承担风险也是创业企业家普遍具有的个性。对这些个体来说，通过创业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感觉。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为什么企业家的行为对家族的产生至关重要。家族企业家对创业机会的发现是创业过程的起点。从委托-代理关系看：家族企业的创业者更多的是投资者加管理者，通过委托-代理一体化降低代理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家族企业会优于非家族企业的生成与产生。

企业的生成是企业家的主观想象，是企业家的发现和创新的产物，是企业家基于其对利润机会进行成功策划的结果。企业既不是像科斯所认为的那样是市场机制的抑制物，也不像阿尔欣和德姆塞茨所坚持的是一个准市场，企业只能是企业家精神的产物，是市场过程的产物。企业中的创业者既不能被投资、搜寻，也不能被其他人所雇佣或利用，他只能创业，组织家族成员、运用社会资源创立家族企业。实际上，作为复杂适应系统机制之一的标识的创业企业家也是企业生成的机制之一。因为企业家的创业的激情、梦想与市场机遇的把握，吸纳大量人才、信息、资源，这些人才、信息、资源的聚集导致企业的生成与企业的发展，所以说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企业是企业家的人格表现。此外，家族的使命导致家族中具有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人才，通过发现市场机会、整合家族及社会资源及履行家族使命创办了家族支持的企业，即家族企业。家族使命是家族企业更容易产生的另一原因。

家族企业较非家族企业产生的原因之六是，家族企业是自组织的产物，是自组织临界状态的产物。从自组织过程来看，中国当代家族企业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还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金融市场、人才市场、市场发育都不健全，唯一能借助的还是与自己同在生存线挣扎的兄弟姐妹与父母孩子，家族企业不同与非家族企业一个重要区别是借助亲缘利他而不是互惠利他。因为只有自己的亲属愿意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动人和充分。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集体经济农业已经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于是，农民自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兴起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不仅使农民受益，继而，又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专业户、重点户纷纷涌现，这是民营私有企业的主要存在模式——家族企业复兴的内因。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突破，党和政府的政策调整是中国当代家族企业迅速发展的外因，外因与内因的相互作用将这种自组织性推到了临界态，因此，中国当代家族企业是适应转轨期中国市场、法律、政治、文化环境的自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