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杨卫东教授《进与退的纠结》一书的第一章“从国营到国有”的第一节内容：1949-1976：国营企业的发展。 

 

第一章 从国营到国有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用他浓郁的湘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这一天被确定为国庆日。其实更准确的界定应该是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正如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开幕词上所概括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根据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9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人民大宪章。30日全会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会委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就是在此时诞生的，然后，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孙健认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而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根据地中已经产生。”^[1]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野党，共产党所拥有的资产可以称为党产或公有资产，不能叫国有资产，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资产是国民政府出资的资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有资产的来源大体由几大部分组成：一是没收官僚资本，二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即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强制赎买，三是通过法律界定，如对自然资源、城市土地、无主资产的划定，四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发展再投入和国家通过积累再投入。国有资产主要分为三大类，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国企主要运营经营性资产和部分自然资源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主要由行政事业部门管理。

国企最初称为国营企业，由于它被认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又是国家亲自经营，成为新中国的亲生儿子。政府始终有一种望子成龙的心态，总希望它一日千里迅速长大，但是欲速不达，国营企业一直处于一波三折的境况。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典型的折腾。

最初的国企改革可以解释为折腾太甚后的报复性反弹。为了解决计划经济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政府开始不断扩大企业自主权，一直发展到企业承包制，国家不再直接经营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于是，国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

 

第一节 1949-1976：国营企业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性质作了概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2]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需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在经济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3]

按照这个思路，新中国最早一批的国营企业就是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之上。所谓官僚资本主要是指由国民政府出资的官办企业、国民党的“党营”企业和部分列为战犯和国民党官员的企业。1949年以毛泽东、朱德署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了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材、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4]该布告效果甚好，首先它稳定了人心。根据官僚资本的经济属性，采取了与对国民党政府人员和政府机构不同的政策，不是镇压、不是打碎，而是接收企业，接收人员；其次，保证了顺利接收，争取企业经营人员既可维持接受前夕企业的正常运营，也可以保证企业资料的正常交接；其三留住了人才。对企业经营者，采取了“原职、原薪、原制度”不变，不仅可以避免人才流失，保持接收以后企业的持续经营，也为一大批从部队转业的革命者熟悉、学习企业经营管理创造了条件。

官僚资本在旧中国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约占2/3，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全国石油和有色金属产量、钢铁产量、发电量、织布机数量等，官僚资本分别占比100%、90%、67%、60%，在全国3489家银行中，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达2448家，在铁路公路，轮船吨位方面官僚资本分别占100%和45%以上。另外官僚资本在商业领域拥有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中国进出口等十几家全国性大型垄断企业。^[5]这意味着，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收官僚资本，国营企业在中国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1949年至1952年是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是国营经济大发展的时期，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比为26.2%，1952年上升为41.5%，国营商业1952年在批发商业中占绝对优势，在零售商业中占42.6%，而1950年时在零售商业中仅占14.9%^[6]杰出的成绩单对毛泽东主席及其战友们是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大大提前。[7]

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结果只用了七年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是工业化，换言之，就是实现国营经济工业化。因为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对私营工商业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政策是，对企业实行清产估价和定息制度，即资本家按清产估价后的资产价值收取定息，年息标准为5%。除此之外，资本家作为经营者每月还可以领取高薪。其实它相当于资本家将资产变现后存入企业，企业的性质就不再是资本家所有。这种方式也称为对民族资本家的赎买政策，这种政策与直接剥夺相比，减少了社会的动荡。1955年全国私营企业到1956年底，完成公私合营的比例已达98.7%，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56年的16%降为0.5%，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很快，1956私营企业在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从1953年的49.9%下降到4.2%，1957年更进一步下降到2.7%。^[8]

与此同时，中国制定了1953年-1957年的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该计划把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集中主要力量推进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9]，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平均年增长18%；除了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也有较快发展。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比1952年增长21.8%，公路通车里程增长1倍，建成了武汉长江大桥，打通了南北的铁路、公路通道。在航空方面，1957年的航线长度比1952年增加了103%，水路航程增加了51.6%，邮路总长度增长了72.3%，电信线条长度增长137.4%。在商业方面，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2年增长71.3%，其中国营商业为62.1%，比1952年增长27.7个百分点。总之，到1957年底国营经济在中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受大好的形势的鼓舞，毛泽东希望经济发展更快一点，1957年他就开始批“反冒进”尤其是1957年底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一增再增，加之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中国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据孙健统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57年为537亿元，1959年为475亿元，1960年为415亿元，1961年为405亿元。另外，引起的更大问题是各种比例的失调，如工农业产值比例从5.7:4.3变为8:2；工业交通比例失调，包括原材料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关系的失调；农、轻、重之间比例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财政支出浩大，信贷膨胀，社会需求与社会供应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如此严重的失调，以至造成全国性的经济困难，经济形势十分严峻。[10]1959年至1961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灾害时期”，这个灾害，被刘少奇概括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2年初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对经济的困难、形成的原因有了较统一的认识，对调整采取的措施也是有力的，并且基本持续坚持调整了三年。虽然没有彻底清算党内“左”的错误思想，甚至在这期间还有一些左的思潮并开始了左的四清运动，总的看调整比较到位，取得了较好效果。1965年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与1957年增长了80%，其中农业增长55%，工业增长99%。“在经历了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后，这样的恢复和发展速度确实是相当快的”^[11]

但是，经济刚刚调整到位，有了比较正常的发展，新的折腾就开始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兴起，各地造反派开始了夺权运动，全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靠边站，工厂出现“七上八下九走光”（早上7点上班，八点下班，9点全厂工人全部走光）的情景。与之相伴的是大批判，将十七年以来在实践中证明有效的经济政策全盘否定，如批按劳分配，批利润挂帅，批严格管理，批“洋奴哲学”等等，使经济发展再次出现倒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306亿元，比上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了4.2%，其中，工业总产值1966年为1624亿元，1968年为1285亿元，比1966年减产339亿元，减少了21%。货运量1966年为13亿吨，1968年下降为10.3亿吨，减少2.7亿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1966年为209.42亿元，1968年降为113.06亿元，减少96.36亿元。据估算，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工农业总产值共损失达1100亿元。^[12]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毛泽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天下大乱”的秩序开始有所好转。一是一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对组织生产，恢复经济起到积极作用；二是一大批知识青年或上山下乡，或进入到工厂，新增了一大批有一定文化的劳动者；三是经过一段折腾以后，人心思治；四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9年初的珍宝岛战斗使中苏两国剑拔弩张，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全国的备战工作也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1969年便扭转了了下滑趋势，比上年有了增长，但还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1970年又有大幅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达25.7%，不仅大大超过1966年的水平，而且基本完成和超额完成1965年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主要指标。当然，1970年的快速增长并非是合理健康的，仍然具有大跃进的遗风。197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12.6亿元，比上年增长55.7%；同时，国家对大批企业的再次下放也促进了地方的超常发展，另外，国家再次推动了“五小”工业的群众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经济的粗放发展。

但是总的看，十年文革政治运动始终压倒经济运动。九大以后，先批陈伯达，然后林彪死亡，开展批林批孔，不久，又加上了“批周公”，最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其间周恩来和邓小平都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

文革期间也是国营经济在城市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极左的思潮将个体经济的“资本主义尾巴”斩尽杀绝，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变成了“二国营”。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改革开放初期官方对它的经济破坏作用有明显的夸大^[13]。从发展速度看，社会总产值“三五”时期为9.3%，“四五”时期为7.3%，其速度并不低。它的主要问题一是粗放型发展，质量不高。如三线建设，产值很高，但浪费很大，效率很低，又如群众运动的“五小”工业也是如此。二是不讲科学，比例失调。尤其是农、轻、重的比例失调，影响了经济的均衡发展、健康发展。三是积累畸高，人民生活水准下降。如工资水平，1966年职工平均年工资为636元，1976年降为605元，十年间下降了4.9%。又如居民的各类消费全部凭票供应，且消费供应量不断下降，食用植物油1956年人均5.13斤，1966年3.52斤，1976年却只有3.19斤；煤炭1966年人均208.75斤，1976年为191.15斤。其它粮食、猪肉等消费品，基本十年供应量停滞不前。

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如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发展较快，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如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行业有了较大发展。1965年中国原油产量为1131万吨，1976年为8716万吨，增长了6.7倍。1973年引进和先后施工建设了13套大型化肥装置，同时，在全国北京、上海等地引进大型化工、化纤装置。引进和建设了一批钢铁厂、武钢1.7米轧钢机工程以及一批汽车厂、机械厂。如建成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自行设计建造了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枝铁路等一批铁路。如科学技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的氢弹、1969年的地下核试验，1970年的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的核潜艇试航和洲际火箭，1973年在世界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1975年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等等，这些成就显示中国科技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这些成绩是纵向的比较，是自己和自己比，如果横向比较，十年的折腾是中国失去机会的十年。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差距拉得太大了。”^[14]另外，还有一种视角，来估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如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动乱十年，仅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是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的结果。总之，如果不带偏见地从经济的视角评价文革：这一时期中国用高昂的代价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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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4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6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4]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1457-14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5]参见：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478-14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6]参见：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526-1527页和15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7]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些民主人士还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参见：倪大奇. 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37页。

[8]以上数据参见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573，157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9] 156个项目包括苏联1950年确定援建的50个，1953年5月苏联与中国签订的援助协定确定的91个和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新增的15个援建项目。实际施工150个项目。

[10]参见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703-17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11]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7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12]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7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13]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称；1974-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31-23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1994年10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