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 从“辱母案”看草根家庭创业之艰辛

北京德成智库 2017-03-27

“辱母案”是指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宣判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弹，引起社会有良知的各界人士高声疾呼。为于欢鸣冤叫屈，希望人民法院维护社会正义与千年传统家族伦理，宣判于欢无罪。

我则更愿意从理性的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辱母案”事件发生的起因与于欢重判的无理及荒唐。

草根家庭创业首先是生之不易。10多年前注册一个公司需要100多天，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只要25天左右，注册公司的时间缩短了、创业的成本降低了、服务的质量也明显好转了。但你自己去创业，发现草根创业依然时低端创业，依然是生存性创业而不是机会性创业。你想创业的项目不在工商局项目之内就不行。创业的业是被限制的业、是国企可进你却不能进去的业。打个比方说，中国企业制度的设计是国有企业在高速公路免费行驶，而草根创业则只能在乡间小路与残破不堪的国道上行驶，时不时的还会遇到路霸什么的。资源性产业、利润回报高的产业更是被国企垄断，草根创业只能在低端，只能在红海中挣扎。世界通行的一个经济发展观点是世界上凡是最有条件，最能挣钱的事要给民间来办。企业愿意做，企业能够做，是要给民间来做的。企业愿意做，企业没有条件的，需政府扶助企业来做。企业不愿做，没有能力做的，政府首先要来做，做完后转到民间来做。何许我们还要待之以时。

草根企业生之不易还包括税费太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税负数据表明：美国为28%，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0.5%；中国企业税负：42%=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以中国石油为案例看：一箱油、半箱税！房地产的的税费更多达180多种，房价里70%是税费。

草根企业生之不易必然包括融资太难。新常态下，融资难仍是制约草根家庭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能够从市场获得资金的企业仍然只占少数，而且融资成本较高，平均成本大约在10%-15%之间。导致草根家庭企业融资难的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金融环境则是最主要的原因。银行本质上的嫌贫爱富的，这必然导致草根家庭企业只得向民间借贷，而不少地区短期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120%，正如坊间说，不借高利贷马上死，借了高利贷慢慢死。

草根家庭企业也被底层官员敲诈勒索。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之手”被腐败官员的具体操作下成为“掠夺之手”。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是：人民法院为人民。但“辱母案”使得我不得不这样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法院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因为现场警察处理问题明显是站在人民币一边的。

草根家庭企业死的太快。改革开放38年，一方面草根创业得到巨大发展，民营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比率高达90%，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70%的出口总量，60%的GDP增长和50%的国家税收；但另一方面，民营创业企业寿命短。据统计：中国草根创办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每年约有100万家草根企业破产倒闭，每天有2740家企业倒闭，平均每小时就有114家企业破产，每分钟就有两家企业破产。而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年，是我们的10倍;美国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为中国的13倍。中国草根企业虽然有各种死法：但被国资和外资双重挤压而死；因融资难寻求民间借贷压死的是主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为什么主要选择家族企业这种形式：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家文化。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家文化起到培养亲情、稳定社会、处理矛盾、教育后代的功能；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世代祥和、延绵传承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家文化是中国人的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底色；家文化必然导致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协同创业。

我们知道，中国家文化五大要素之一是家之责。不仅包括家中之责任、家族之责任，更包括家国之责任。当母亲受到羞辱，儿子不站出来维护母亲的尊严，不仅仅是于欢个人的事，是中华民族传统家文化美德的事。一个民族丢失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她的核心竞争力，也就失去了她存在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于欢维护母亲尊严的正当防卫被判无期徒刑，与文革时期儿子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判死刑的“弑母”的罪行形不同、神相同，都在起到加速摧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历代朝廷都是重征商税。2004年以来连续两次颁布新旧“36条”，也没有减税条款。减免税费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政府与法院不从制度上解决家族企业、新创企业、小微企业的创业难、融资难、维权难的问题，无数个苏银霞再次被羞辱事件依然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无数个为母亲尊严而正当防卫的于欢被判无期徒刑。

这个民族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