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中国：从“看热闹”到“办实事”

刚到上海那会儿，艾黎眼里的中国满是疮痍：街头随处可见吃不饱饭的劳工，工厂里工人拿着微薄薪水却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他没像其他外国侨民那样躲在租界里“隔岸观火”，反而脱下西装、换上便服，钻进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为了能跟大家唠上话，他跟着工人学中文，发音不准就一遍遍地练，连“吃了吗”“今天累不累”这种日常话都学得有模有样。

到了1930年代，他认识了宋庆龄、斯诺这些心里装着中国的人。听他们讲中国百姓的苦难、讲救亡图存的迫切，艾黎心里的“旁观者”心态慢慢没了，他暗下决心：“这时候的中国，需要有人搭把手，我不能走。”

图1 路易艾黎在中国

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把“饭碗”送到难民手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少地方被战火毁了，老百姓没了家，更没了谋生的路子。艾黎看着急，跟埃德加·斯诺等人一合计，搞起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大家都叫它“工合”。 

这“工合”说白了，就是给难民找活干、建小工厂。艾黎带着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南沿海到西南山区，哪里有难民，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缺机器，他就想办法从各地调；缺技术，他就手把手教。没多久，纺织厂、机械厂、造纸厂一个个建了起来，三千多个合作社像星星一样散在抗战后方。

有了合作社，难民们能织布、能造农具，还能生产支援前线的物资，不仅挣到了饭钱，还能为抗战出份力。当时不少老百姓都说：“艾黎先生不是来‘帮’我们的，是来跟我们一起扛难关的。”

图2 路易.艾黎与友人在一起

创办培黎学校：在山沟里教出“技术骨干”

抗战后期，艾黎又琢磨开了：光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不够，中国将来建设，得有懂技术的人。1941年，他在甘肃山丹办起了培黎工艺学校，校名取“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他盼着这些孩子能成为中国未来的“黎明之光”。 

山丹条件差，学校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艾黎就带着师生们自己动手盖房子、修操场；缺教材，他就把自己的经验写成讲义；学生们没钱交学费，他就搞“半工半读”，上课学知识，下课到工厂练技术。

图3 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从培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有的成了机械厂的师傅，有的成了纺织厂的技术员，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还成了建设重点工程的骨干。直到现在，山丹当地还流传着一句话：“艾黎校长教的不是书本，是能安身立命、能建设国家的真本事。”

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我早就把这里当故乡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少外国友人选择离开，有人劝艾黎：“现在中国百废待兴，你回新西兰过安稳日子多好。”可艾黎摇摇头：“我在这儿待了二十多年，看着中国从苦难里一点点站起来，现在终于有了新模样，我怎么能走？”艾黎决定留在中国。1951年，他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入籍的外国人。拿到户口本那天，艾黎拿着小本子看了又看，笑着说：“以前别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我还得说‘新西兰来的’，现在好了，我就是中国人了。”

图4 路易.艾黎与周公在一起

他开始在日记中记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见识。1952年，这些日记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即艾黎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有办法》。这本英文著作先后在新西兰再版三次，产生广泛影响。艾黎很快又写出《人民有力量》、《山丹》、《中国的故事》等著作。

之后的几十年，他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每天读书、写作，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看到的变化写成文章，翻译成外文，寄到国外的报社、出版社。这一期间，他在新西兰和中国出版了53部书，并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主要著作诗集《工合》（1948）、《山丹笔记之页》（1950）、《充满生气的北京的片断》（1955）、《今日中国》（1957）；散文《京戏》（1953）、《外蒙古之行》（1957）、《洪湖精神》（1966），论著《中国：古代瓷窑和现代陶瓷》（与加纳西合著）等。有人问他图啥，他说：“外面总有人不了解中国，我得把真实的中国讲给他们听，让更多人知道，中国人民有多了不起。”

图5 路易.艾黎与教员在一起

晚年与遗产：把骨灰撒在“第二故乡”

到了晚年，艾黎腿脚不如以前灵便，但还是常跟年轻人聊天，讲过去的故事，也听他们讲新时代的中国。1987年12月，90岁的艾黎在北京走完了一生。临终前，他跟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最对的选择就是来了中国。死后别给我立碑，把我的骨灰撒在山丹，我想陪着那里的土地，陪着我教过的学生。” 根据他的遗嘱，骨灰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学校原先的农场四坝滩，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艾黎与何柯陵园。邓小平为艾黎的墓碑题写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图6 晚年的路易.艾黎

艾黎终身未婚，但收养过许多中国孩子。他未留下任何遗产，他将自己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给了山丹县。艾黎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将我的藏书放在一起，存于某个图书馆，以便得到使用”。1992年12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将路易·艾黎的藏书转赠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路易·艾黎纪念室。 

如今，在山丹培黎学校里，有艾黎的雕像；在北京、上海等地，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馆；每年都有年轻人来听他的故事，学着他的样子，为中外友好搭起桥梁。

就像艾黎常说的：“我来自新西兰，但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这份跨越国界的深情，没随着时间淡去，反而成了一份提醒：无论来自哪里，只要心里装着真诚与善意，就能把不同的国家，变成“一家人”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