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不责众成语出自于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四回：“况罚不责众，如果主意都不承旨，谅那世主亦难遽将群芳尽废。”罚不责众，本义是指法律规定对个别人违法容易追查，若违法的人比较多，就难以追查，甚至只能放任自流。

 

罚不责众，责的是大众还是小众？ 我们知道，“罚不责众”是古代官府对民间出现的某种现象所采取的政府行为。这里的“民间出现的某种现象”，指的就是大家都在犯类似地错误，被集中到官府之后，官员们所采取的对策。封建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常常是违背大众利益的“恶法”，因此多数老百姓不愿意遵守。假如“责众”，很容易引起官民对立乃至暴乱，即所谓众怒难犯；但听之任之，又失去法律的权威性。于是，执法者采取一种妥协方法，叫做“罚不责众”。“众”虽然不敢“责”，而对于带头闹事的主犯，常常还是不客气的。所以，罚不责众是不责大众责小众。

 

罚不责众为什么不责大众？罚不责众这个成语也暗含这个一个立法原则，如果所立之法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则说明所立法律本身有问题，责所立之法需要修改。可以说，罚不责众是制定法律的一个原则，制定法律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不去犯法，而不是等他人犯法后再去惩罚。罚不责众，如果从法律制订的角度说，法制国家是永远不会出现责众之法律，而且法律如果对一项群体性，普遍性的内容进行惩罚，说明法律本身就有问题，也就是说，责众之法是不符合法律建立的目的的，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说法。

 

为什么法律制定后，在执行中会出现罚不责大众的潜规则？这是因为法的制定要罚的是小众，而不是大众。如果制定的法律与大众利益向违背，这个法律可以休矣。法律不是立法者凭空“制造”的。离开国情、离开多数人的意愿“制造”法，往往会把多数人置于违法境地，这样的法不会有权威，靠强制也很难执行。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应当成为立法的一个原则。立法时就应充分考虑“罚不责众”，只有考虑了罚责的是小众，才会增大执法的力度，众人违法的现象就会减少。比如，“文革”期间，有些地方制定“土政策”，硬性规定到25—26岁才准予登记结婚，相当多的农民接受不了，许多人索性自行结婚、不去登记了。后来人民公社领导强令登记，结果不少人抱着孩子来登记，法不责众，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罚不责众是从法律制定的原则说的，是对的，对群体事件，罚不责众是一种手段与技巧也是对的。但当法律通过后，真的罚不责众吗？似乎是否定的。虽然执法有弹性，但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公务本身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造成人员伤亡现象者，法律不管你是在人多时候出手还是人少时候出手，都会根据事实同样处理；其二，即或是无法质证之时，群体抗法的组织者、教唆者，也要承担煽动暴力抗法实施罪的责任。

 

为什么会有罚不责大众的潜规则？这于因为众（群众）的从众心理有关。从众心理导致无众，从众导致大众无独立人格。根据大众心理学的理论认为，聚集的大众的冲动、易变和急躁，并且大众群集时不会深思熟虑，易受暗示和轻信，容易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它们的感情总是走极端，容易偏执、专横和保守；往往会产生“追随多数人没有错”的心理，甚至在根本信念上改变原来的观点，放弃原有的意见，最终产生了从众的行为，因此也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很多网民就是在它的支配下表现为对凡事“人云亦云”、“随大流”，“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就这么认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也就跟着这么做”，以寻求一种集体认同的安全感。

 

    为什么中国人从众心理那么严重?主要原因是中国几千年是农业立国，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农民的从众心理。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都是按照农历24气节进行的，不能说别人都按时种地了你不种地，别人收割时你不收割，那你就没有收成，没有饭吃，从众是中国传统农民的本质。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从长期小农经济发展过来的国家，整个的民族性就有追求稳定，安土重迁的习惯。种地，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可以说需要冒的风险是最低的。当然其安全系数最高。只有是失去土地、战乱、人口超过土地能养活的压力，一般是不离开土地一步的，所以，几千年来，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是从众，就是种田。

 

至于哪些特立独行的农民造反者、革命家都是因为自己的抱负于从事农业的得益不符，值得铤而走险，反皇帝了。包括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等等。而日本为什么国民中，较多的存在特立独行的浪子。主要是日本国家的资源与国家的制度。一是日本国土窄狭，资源短缺；二是家庭财产实行长子制，次子只能作为浪子，寻求新的资源，就特立独行，不肯从众了。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城里人从众行为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主要与城里人一般在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与政府公务员，他们吃惯了大锅饭，自然就变懒散了，自然就从众了。罚不责众的好处就是不会使官民对抗升级，坏处就是加剧了民间的从众的心理，平时一盘散沙，无人热心公共事务，有事则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民间骚动就成了社会运动的一种主要方式。

 

德国学者诺伊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概念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

 

    罚不责众，但理可责众。这个理是道理的理，这个责是指责，而不是罚责。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法律重理性，而道理偏向感性；法律严谨、稳定，道理易变、波动；法律体现于制度中，而道理寓于感性诉求；法律具有刚性，而道理具有柔性特征。法律作为引向秩序的规范，在于打理社会人的日常杂事、政治和经济生活，乃是人创造和实践的制度，人是法律的考虑起点，即为人，则必然牵涉个人和社会感情、道理，一个成熟的法律制度，必然是法与理的融合与贯通。法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应尊重常识、常理与常情，法律不得违背基本的人情之常，更是法意贯通于人心，所以，罚不责众。但道理则是人类社会对个体道德、社会规律的基本要求，每位社会公民必须服从这个道理与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从这个角度说，理可责众的，而且是责大众，当然，责的指责，而不是责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