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语出自《老子》：“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其原意是铸造个头越大的铸件（如鼎、钟）所需要冷却凝固的时间就越长。冷却时间足够长，铸件方能“成器”。现今，大器多喻指大才，意为能担当重任的人物一般需经过长期的锻炼，所以成就较晚。此成语也可看作是对长期不得志的人的安慰话。

 

其实，“大器晚成”这个成语依晰可见中国传统思维的痕迹，需以现代眼光与科学思维重新加以剖析：一是大器晚成在时间范围上是否具有实证性；二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是否具有普适性；三是大器晚成与自古英雄出少年一样，体现了传统中国思维模式，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而不是渐进、演化地看待问题；四是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是否会导致不同的大器晚成；五是大器晚成后的价值功用，是有效使用、还是滥用，以至于弃之不用？六是大器晚成的“成”，是物质的“成”，还是精神的“成”？。

 

一、大器是否晚成？若从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大器晚成显然不成立。自然科学家基本上是大器早成。著名科学学家赵红洲教授经过统计分析指出，杰出科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在25～45岁之间。像大多数数学家在30岁之前就完成了自己伟大的数学成就，而哲学家似乎在多个年龄段都会产出杰出的哲学思想。莱布尼兹，20岁就成为近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27岁他就完成了微积分的建立；杨振宁和李政道因指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时杨振宁35岁，李政道才31岁。陈景润完成哥德巴赫猜想“1＋2”的成果时也只33岁，此成果至今无人超越。还有学者曾对1901～1999年诺贝尔获奖者的最佳年龄进行研究，发现物理学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25～4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1岁。化学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25～5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7岁。生理医学奖获奖者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30～4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9岁。以物理学为例，1901～1925年，平均37.2岁；1926～1950年，平均35岁；1951～1975年，平均38.2岁；1976～1999年，平均37.1岁。倘若再按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新的年龄分段为标准：44岁以下为青年人，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 60岁至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大器实该是早成。

 

为什么科学研究往往大器早成，这与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密切相关。就智力类型来说，有两种智力类型：流动型智力与结晶型智力。流动型智力取决于思维速度、短时记忆能力、熟练程度等。显然，科学家属于流动型智力，并多在青年时期就已充分显现出了自己的科学成就。而结晶型智力多取决于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比如，教师、医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职业都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积累。这期间结晶型智力起主导作用，其职业高峰期往往出现在中老年时期。

 

爱因斯坦曾说过，如果你在30岁之前，没有做出科学发现，那你此生就无望了。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科亦然。比如著名戏剧家曹禺23岁就写出了传世之作《雷雨》，王勃28岁就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腾王阁序》）的传世名句。应该说，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记忆力方兴末艾，理解力运若转轴的时期，即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好的时期。这时期的人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富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不仅具有驾驭大量材料的能力，而且也富有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精力旺盛又富于想象的时期，就是一个人创造力最好的“黄金时代”。

 

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大器早成者或大器晚成者。大器晚成不仅与学科有关，而且与时代息息相关。赵红洲教授在统计分析杰出科学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25～45岁之间）的同时，也指出最佳成名年龄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呈递增之势。研究表明，16世纪杰出科学家的成名年龄与最佳峰值年龄分别为22岁、25岁；20世纪杰出科学家的成名年龄与最佳峰值年龄分别为33岁、37岁。可见，与年龄增加相伴随的是知识的无限增长，由此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困难程度的增大。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恩斯研究发现：自1905年后，明星科学家取得重要发现时的年纪在不断增大。而且，这一年龄在过去100年中，向后推了6岁。在1905年之前，化学诺贝尔奖得主的平均年龄在36岁，而1985年之后其平均年龄在46岁。德国物理学家魏纳·海森堡在24岁时就建立了量子力学，而宇宙中微子的发现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雷·戴维斯却是在51岁至80岁之间才得出此发现。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60%是在40岁之前完成了自己的重大研究，而到了20世纪晚期仅有20%的人在40岁之前完成了重大研究。可见，科学家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华盛顿专家大卫·威瑟尔分析认为，这是科学家的学习任务加重，研究时间缩短所致，完成一个博士学位就需要花费他们很多的时间。这正如古训常以“三十而立”作为衡量一个人事业是否有成一样，若按此，现今的年青人三十大多未立，并且还不具备“立”的资格，因为大多数年青人还在不断地求学中，鲜有弃学创业成功者，虽然不弃学也未必能成功。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社会状态氛围对人才成长规律的影响。战争与和平，动乱与稳定，浮躁与和谐都会影响人才的成长。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充分反映了国家社会状况与诗人成就之间的关系。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司马迁断言《诗》三百篇，大抵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则是东坡式的愤怒；岳飞《满江红》中的“怒发冲冠”；陆游在《书愤》中直言“早岁那知世事艰……镜中衰鬓已先斑”；鲁迅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以及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时期，然而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便是现今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

 

此外，大器晚成之人大都是有真本事的人，但为什么这些人有真才实学的人要大器晚成呢？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遇或机会；二是条件不成熟。这自然与外部时代环境有关。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南巡讲话，就不会有中国的迅速崛起。而邓小平发表对中国体制改革有决定作用的南巡讲话时，几近80岁，已是耄耋之翁，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重要无比。

 

三、从少年得志到大器晚成实际上是一个连续演化的过程。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都是对取得成就之人的一种认可。少年得志似有成名要趁早之意，大器晚成则似带有安抚情绪。少年得志，得的是机会、机遇；大器晚成贵在于坚持不懈地付出努力。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间应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两者并不孤立，也不对立。这从福布斯400富豪榜中可窥见一斑：榜中既有许多少年得志的富豪，也有大器晚成的大款，还有更多的富翁是在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之间成器的。比如，24岁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创办了Facebook；27岁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创办了苹果公司；31岁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创办微软公司；31岁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创办Google；41岁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通过脱口秀、媒体成为富翁；而47岁的拉夫·劳伦(Ralph Lauren)通过创办圣大保罗，50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通过创办彭博社，51岁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通过对冲基金，76岁的诺曼·布莱曼(Norman Braman)通过艺术品均成为了富翁。可见，若是大器可以是少年得志，也可以大器晚成，还可以在少年得志与大器晚成之间。

 

四、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导致大器晚成产生时间差异。著名的“李约瑟悖论”可对此做出相应阐释。李约瑟认为，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其本质问题就在于2000多年的专制极权政治矮化了人格，圈住了自由。没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时代怎能迸发出创造力。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服务于极权政治，而不是发现自然规律，推行大宇宙观。难怪马克思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排斥近代科学，如杨光先所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可见，中国在1400至1700年间，几乎没有出现能引领“自然科学”的领军式人物；中国也没有像“欧几里得几何”那样的逻辑体系；而在1840至1900年间，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使现代科技革命举步维艰。所以，明清以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显然，“李约瑟悖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把中国农耕文明的经验总结作为科学，而这明显是一种误判，李约瑟把中国的技术与西方的科学混为一谈，但中西方科技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

 

大器晚成的核心是社会环境不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长，以至于这些人在许多不必要的人际纠葛中浪费了大好年华；而只有通过自己的坚持才有可能一点点迈向成功，才大器晚成。科学史上著名的“汤浅现象”则是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导致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成才产生时间差的又一例证。汤浅认为，每一个民族科学兴隆的平均期约为80年左右。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如果超过全世界总数的25％，可称为“世界科学中心”，其相应持续的时间为科学兴隆期。根据赵红洲世界科学中心持续研究的结果表明：1540年至1610年世界科学中心是意大利；1660年至1730年是英国；1770年至1830年是法国；1810年至1920年是德国；自1920年起是美国。这好比长江后浪推前浪，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个现象集中地反映了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变迁，为人们研究社会的科学能力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条件。那么，21世纪科学的中心究竟会转移到哪呢？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真会是中国吗？

 

五、最为重要的是，大器炼成后如何用，是有效使用，还是晚用、滥用，乃至弃之不用？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师黄万里早年曾目睹长江、汉水泛滥，七万生命被洪水卷走；尤其是1933年黄河大堤决口，无数生灵涂炭，因此他决心潜心研究水利。1934年，他赴美国留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学起，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他应该是一个大器早成的人才。1947年，他回国后曾任甘肃省水利局长，因其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便与九曲黄河联在一起不可分开了。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就苏联专家的大坝设计方案进行研讨。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对三峡大坝的修建赞不绝口，认为大坝建成，黄河就会清水长流。唯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设计规划。在七天的研讨会上，黄万里据理力争，与高坝派辩论了七天。最后，会议倒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他当面对周总理说：“你们认为‘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最终因言获罪，因反对建三门峡工程而打被成右派。当1958年校领导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决定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伽里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由于黄万里的执着和不认错，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一年——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右派。黄万里在自己的错案改正后，不断上书中央，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一代水利工程大师，怀才不遇，不被认同，实乃人生的悲哀、民族的悲哀。所以，大器不在于早成还是晚成，而在于如何看待与使用，是迫害，是尊重，还是有效利用，甚或弃而不用。

 

束星北——一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国际级科学大师；一位曾经培养启蒙过像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是一个典型被弃之不用的大器。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回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当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时，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在考察完中国回国后，不断收到一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学习深造的途径。对于这些，玻尔的回答一律是：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束星北先后戴着“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两顶帽子，这令他丧失了20年的科研时间，为此他十分痛心。关于束星北的经历，中国核武器技术专家、物理学家程开甲如此评价道：束星北的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无庸置疑的，他对物理学的认识与深度在中国也是极为罕见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最后，大器晚成的“成”，是物质上的成，还是精神上的成？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德经》的碑文上刻有“大器免成”字样。应该说，古人对“器”字有很多解释，但老子所讲的这个“器”，表面上是指盛载东西的器皿，其实它暗指人的身心。老子认为，欲探究道的本元，就要让身心成为载道之器。《道德经》中的《德篇》旨在说明为悟道而必须具备的德。老子提出了“玄德”这一概念。怎么做到“玄德”？就是要拚除物欲，还自己活泼泼一颗赤子之心。这就是所谓的让身体成为“载道之器”，“厚德载物”就包含这个意思。“德”犹如地基，而在此基础上所悟得的道就是指地基上的建筑物，德厚而载物多。“大器”就是指“玄德”，是一种心智的提升。所以说当我们具备“大器”时，功名利禄就淡化了，在此心态下就无所谓成功、无所谓成就感，因此就有了“大器免成”。所以大器晚成的“成”既可是姜子牙年八十而始拜相，入世的“成”；也可是老子“大器免成”提倡的“无为”，一种出世的“成”。

 

其实，姜子牙这样的大器晚成，不成也罢，不过是给改朝换代的专制国家当爪牙而已，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并不太大裨益。千百年来，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以官本位为一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想背景下，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才是“成”，从学到仕的道路的确可称为是大器晚成。事实上，真正能在仕途上获得较大成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文人极为少见。基于此，读书人大器晚成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这如同当下中国高中生以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作为终极奋斗目标的情形，或者拼命苦学，执著于要挤入国家公务员行列一样，这便也成为当今年轻人三十难立的重要社会原因。

 

记得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向往必须有对象，对象常常是超我而外在。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对物质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科学。生命自我之支承点，并不在生命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个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向外的人生是一个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个洗涤的人生。向外的人生不免向外物上用功夫；而向内的人生，则只求向自己内部心上用功夫。向外求是迷，向内求是悟。

 

的确，“向外求是迷，向内求是悟”；内求是成，外求是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