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年来，德成智库重视口述史的收集，编写和出版发行工作。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原武汉江汉大学校长杨卫东教授在论述口述史时指出：口述史在国际上虽然算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历史的学科，但已有悠久的历史。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北京德成智库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宪尧日前在香港大学和深圳大学分别做了《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的学术讲座，深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邀，华中科技大学拟定新学期请赵教授为新生在必选课中开讲“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为此，赵教授综合在港大和深大的报告内容形成了这份口述史文稿。“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文稿近十万字符，图文并茂。征得作者同意，本智库公众号将分六次全文发表，以飨读者并请读者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作者参考，以期修编得更加完善更加有历史价值。
本次刊发分以下六部分；一，中国城市建设史；二，新中国城市建设高等教育口述史；三，新中国革命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四，新中国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五，新中国改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六，新中国变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在港大和深大报告前后与听众的交流部分内容亦相当精彩，我们分别将这两部分内容依次分别放在第一部分之前和第六部分之后。敬请读者关注。
赵宪尧教授：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
按历史学家现在的说法是“文革十年”，但就我的经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1969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各单位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文革就结束了。据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主席也说过“一年发动，两年高潮，三年结束”，以后的事该是后文革时期。文革时期乱就乱在头两年。不管三年也好，十年也好，我为我国城市建设参加规划设计工作几乎从来没有没有断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离不开图版丁字尺计算尺，规划，建筑，园林绿化，道路桥梁。按文件说，文化大革命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谁也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就是群众组织斗群众，斗得一塌糊涂。济南市是一座很小的省会城市，但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室却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济南市委看来就应该是文革重点单位。所以市委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都进驻过，都是为了领导设计室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刚开始，我从大学毕业刚工作两三年，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朝气勃勃，血气方刚，正是业务过硬，活力十足的技术骨干，也还刚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也还写点豆腐块文章在报上发表。据后来党委领导陈璧言告诉我，我已经被党委选定为市政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在文革头三年，我也曾被打成反对姚文元，反对文革的反革命派，我也曾抓住领导的毛病不放将他们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也曾蹲过牛棚，也曾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一会上一会下。一会被人家批判斗争，一会批判斗争别人。不管怎么斗来斗去，“抓革命，促生产”总是没有忘记，没有断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三线”工程-远安导弹基地历史建筑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三线”工程-远安导弹基地之一
文革时期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值得记载的大事不少，但最具特点的还是为了国家备战所采取的工业项目内迁，建设了一大批大三线小三线工业城市。改革开放以后，我常去为那里的城市建设出谋划策的湖北省十堰市和宜昌市远安县便是典型。十堰市硬是在一片沟沟坎坎的山区地带建成了一座巨大的汽车城，将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分出来的技术力量与设备在那里安营扎寨，成为新中国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也还在宜昌远安县的偏远山区分散建设了一系列军工企业，生产我国用于保家卫国的各种航天弹道导弹。但从工业城市选址应该接近上游原材料产地和交通方便的原理来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那里的主要产业基本都迁出去了，但毕竟还是留下了一座座城市，一处处居民点和工业遗址遗迹。而我所亲力亲为的是为一座石油城市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三线”工程-远安导弹基地已经荒废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三线”工程-远安导弹基地生活区尚在
无论说是文革三年或者十年，我都完成了许多值得骄傲和记忆的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项目，尤其是在1973年调入从北京搬迁到九二三厂厂区去的北京石油学院以后，直到1983年调回重建的武汉城市建设学院期间的十年，我经历了一段堪称奇遇的城市建设历史。我想，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就讲这一段亲身经历与体会。
北京石油学院大门及主楼
我的第一个小家是在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北京石油学院，我们一家人便与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爱人张芷香医生比我大也比我早一年从湖北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那所医科大学现在并入了武汉大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能分配到石油部工作那是很神秘和自豪的事，因为石油工业，油田，都还处于保密和神秘状态。但石油部人事部门却将我的爱人再分配到了北京石油学院，我和她也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一年结婚，安家在石油学院工字楼教工宿舍。我则常年往返于济南和北京双城之间。1969年我们的长子赵逵出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主席在闭幕式上说：“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当时认为三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党内外要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发展建设我们的国家了。在前三年的文革期间，大学恐怕是受到影响和冲击最大的单位。当时传达过领袖的一句话“农业大学在城里办不是见鬼吗？”也许是这句话促使了北京十三所大学迁离北京，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准备打仗疏散北京的非北京市单位和人口的需要。譬如迁到武汉市的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寻找新校址和搬迁都几经周折，但北京石油学院的搬迁却异常顺利。当时进驻石油学院的军宣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而铁道兵也军管铁道部，调动起列车极为方便。至于搬迁计划中的搬迁地山东胜利油田，（那时油田还是对外保密的，叫“山东九二三厂”）对石油学院十分欢迎。到底油田里的许多干部和技术人员都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对外迁母校和老师们怀着热爱和同情之心。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几列火车将石油学院数千名教职员工和尚未毕业分配的大学生连同桌椅板凳床铺家具图书仪器一股脑运到了山东淄博市张店车站。在张店火车站早有油田派来的数百辆卡车客车迎接母校的师生员工教学生活设备闪亮着车灯浩浩荡荡向名叫东营村落的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驶去，那里有百余栋土坯墙草房，千亩盐碱地和一座小型水库供石油学院安营扎寨生产教学生活，学校改名华东石油学院。一望无际的鲁东北白花花的盐碱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地上分布着一处处石油工业的勘探，开采，炼制，储藏，运输分厂，总厂和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他们各自的农村和水库，也还有当地星星点点散落在油田中小小贫瘠的农村。一条条沥青马路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当然，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的土坯墙草房。石油学院搬到这里，便具备了建设为一座现代化石油城市的需要和条件。这座城市建成什么模样呢？据说周总理有个指示，要建设一座“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的现代化城市。便是在这样的城市建设历史背景下，1973年春夏之交我调到了石油学院与我的妻子和一对儿女团圆，投身到未来东营市的城市建设之中。
1969年北京石油学院外迁胜利油田改名华东石油学院
石油大学搬迁到胜利油田的第二年，在毛泽东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下，1969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待我调进石油大学，学校里面已经有几个年级的数千名大学生在上课了，教师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也逐步走向正常化，但图书馆实验室大教室大饭厅大会堂体育馆用干打垒土坯平房是满足不了要求的。同时，学生和老师们的居住条件也亟待提高。我可以任课的储运专业还没有高年级专业课可上，学校领导便安排我到基建处一心搞房屋建筑规划设计。这也正好发挥了我的专业特长。基建处处长张存型从宏观上说与我属于文革中的同一派别，也知道我在文革中一直坚定地自信一贯正确，在济南市城市建设领域小有名气，又是从规划设计单位调来的技术员设计师，便相当放手信任我的工作。基建处总工程师田春茂是一位土木专业的老工程师，工作极为专业细致，人又十分宽厚，对我的工作总是支持与依靠。其他几位管预算，测量，材料和施工的工人师傅和老师也都工作各司其责，十分融洽。我是第一位可以规划设计建筑园林道路桥梁的技术人员，所以学校急需建造的女生宿舍楼的建筑设计结构设计任务全都由我一人承担。从选址，勘量，作方案画透视图，到完成建筑，结构施工图设计总共不过两周左右时间，包括在整个油田，石油学院，第一栋三层砖混结构的标准女大学生宿舍楼便开工了。这栋值得纪念的建筑至今屹立在东营市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内。不久学院基建处又调进了两位结构工程师，而且从家属队里调来了1952年于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分配到建筑工程部建筑设计院，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入过班房的鈕薇娜大姐。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几个人设计建造完成了大量学院急需建设的幼儿园，小学，食堂，住宅宿舍，道路桥梁，水库绿化等工程设计。十年文革期间，我在山东东营市参与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规划设计与建设管理可能是对我在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大学本科所学科学技术知识的综合和全面的实践检验与畅快淋漓的发挥，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学风勤奋，知识扎实，立志报国，服从分配，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行行出状元”思想进步，业务精湛的典型。下面着重谈谈被东营市政府首批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要求永久保存的原华东石油学院大礼堂和图书馆的设计建造经历。十年文革最后的日子里，华东石油大学领导敏锐的意识到，中国大学就要迎来再一次腾飞，为即将涌入的大学生们和展翅欲飞的教师们提供必需的现代化设施迫在眉睫。1975年秋冬，学校领导开始酝酿建设图书馆，大饭厅，大礼堂，体育馆，室内电影场等工程。初步设计任务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知道，对于这几座大学的特殊建筑无论从总体布局，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对我都是极大的挑战。我请求学院领导批准我会同图书馆老馆长王裴庆，施工技术主管刘勋去一趟南京和上海。我对上海同济大学那座双曲薄壳学生饭厅与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印象很深，更对南京工学院我的南阳唐河同乡，我国最著名的建筑设计专家杨廷宝教授早有崇敬之情早想求教之意。得到领导支持批准后，我们三人也是不虚此行。我们到上海同济大学就将大饭厅，图书馆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个够，同她们的管理使用人员谈了个够。特别是在杨廷宝家里，聆听杨廷宝教授谈了个够，画了个够，顺便又去杭州植物研究所学习了盐碱地绿化和植物基因培植技术。回校后，我就同鈕薇娜大姐开始了初步设计。鈕薇娜先生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梁思成先生的嫡系弟子，是旧中国和新中国共同培养的第一代建筑师。他们那一班清华大学建筑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北京，鈕薇娜被分配到直属建筑工程部领导的部建筑设计院，参加的第一批任务是中南海改造工程。那是供新中国创始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非常巧的是，前面讲到的百岁老院长吴江先生1953年被建工部派到苏联援建我国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机修车间担任下派车间主任时，鈕薇娜和她所在建工部设计院工作的设计师们正在那里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设计辅助性的工人住宅区建筑。在随后的日子里，她所在的设计所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批判斗争了一位主任。在肃反运动中她求上进对自己所里领导，那位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的主任批判斗争非常坚决。没想到那位老知识分子通过批判斗争和调查审查后得出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过了一两年又平反恢复工作恢复职务，还是鈕薇娜他们设计室的领导主任。这时青春靓丽朝气勃勃前程似锦的鈕薇娜大姐因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已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且还当上了宣传委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很快到了1957年春天，党在整风运动中，号召给领导提意见。这位受到反革命批判斗争但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而且又当上了设计室主任的老知识分子就想诉诉自己被冤枉当成反革命分子被斗争的苦，当然也给管它的领导提了意见，发了牢骚。这位主任提意见的小字报被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安排登在了壁报栏上。而且鈕薇娜还借机向这位被委屈提意见的主任道歉，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再也不像狗一样乱咬人了”。事态发展很意外也很严重。到了夏天，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运动开始了。这位给领导提意见发牢骚的老知识分子主任被定性为猖狂向党进攻，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而鈕薇娜身为共青团的宣传干部居然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一唱一和，提供反党阵地—指她在她负责管理的壁报栏上登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炮弹，顺理成章她也受到了批判斗争。问题严重的是，她自己坦白交代在1945年兰州读高中时曾加入过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青团”。顺藤摸瓜知道她的父亲解放前曾在铁道部门当过上校总工程师。如此一来，出身国民党反动军官，丈夫杨教授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自己还参加过反动组织“三青团”，又有右派言论行动。于是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进班房。几年后，那位被打成右派的主任和自己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的丈夫都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老父亲也因只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文职军官，是一名老铁道专家，当上了北京铁道学院的教务长。但鈕薇娜女士从监牢里出来已经没有了工作，人事档案也被转来转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落下一身病，在石油学院职工家属队劳动，拿着一天一块多钱的工资。1969年，随北京石油学院外迁到胜利油田，也带着三个孩子同丈夫一起去了东营那片盐碱地上，还是在家属队，主要工作是改造盐碱地种庄稼。但鈕薇娜女士体弱多病，好在她是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大学生，会看图画图，领导便安排她在缝纫组工作。缝纫组属于轻体力劳动，工资只有下地劳动时的百分之八十，半天班再减半，所以每天工资四角八分钱。倒也心安理得。搬迁到胜利油田的北京石油学院领导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为了这所大学的教育和学生教职工的生活与工作，在原来成排成行布置的干打垒土房基础上，渐渐盖起来砖瓦房，砖混结构的建筑。随着学校建筑功能性要求的提高，新建建筑也都需要有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的设计师参与。对建筑学专业的强烈热爱，希望自己所学知识贡献给国家建设的强烈愿望和责任心给了她勇气提出来到基建处设计画图。学院领导知道这位著名炼制系杨教授的夫人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便顺水推舟算是从家属队借调到基建处画图，第一项任务是设计她先生所在系急需要的一栋热工试验室。老将上马一个顶俩，虽然这位资深建筑师已经十几年没有摸过图版丁字尺设计建筑了，但她的专业基础扎实，加上重返建筑设计工作的激动和高度负责的责任心，日夜加班交出来热工试验室的施工图设计成果后就累倒了。直到我调进石油学院基建处一个人同时完成了标准女生宿舍楼设计后，鈕薇娜大姐在身体康复期间又回到基建处报到上半天班。从此，我和鈕薇娜大姐愉快紧密地配合，她画建筑施工图我画结构施工图，我俩互相校对，基建处极为宽厚的副处长兼总工程师田春茂审查。几年下去，我俩配合设计了数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建筑物，包括教职工住宅楼，学生宿舍楼，中学教学楼以及四五十年后被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列为首批优秀历史建筑的大礼堂和图书馆。
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石油大学（东营）大礼堂被东营市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得具备四个条件之中最少一个条件：一是她的建筑艺术价值，二是建筑技术价值，三是历史文化价值，四是著名建筑大师的代表作品。评定遴选专家并不知道它们的设计者是否健在，但认定它们符合前三个硬指标条件，对它们的评价相当高，也相当中肯。东营市政府在公布认定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大礼堂和老图书馆（以“老”字区别于1992年由崔恺院士主持设计在它的书库背面的图书馆新楼）为本市首批两座历史建筑写道：“这两处建筑结构稳重，外形大方，体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建筑风格。承载着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和宝贵的文化资源，是东营市和胜利油田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石油大学（东营）老图书馆被东营市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关于这两栋历史优秀建筑的口述历史我想补充两点它们还在默默无闻时它们的设计者的两段回忆笔述。一段摘自鈕薇娜先生在她的新浪博客“同温旧梦”，一段摘自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发行的我的那本畅销书《大城诤言-一位城乡规划与建设领域教授的心声》中的文章“我认识的几位规划建设领域的右派（2）”。
山东省东营市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栋历史建筑
“1972年搬到山东东营的北京石油学院在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下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原有的干打垒平房不适应办学要求，需要建一些教学建筑，他们想起在家属队劳动又不止一次要求到基建组哪怕是义务劳动也要去贡献专长的我。下一年我被招进基建组，做的第一个工程是热工化工实验工厂，第二个是浴室，第三个是女生宿舍楼。但是不幸的我刚刚上班就患了急性肝炎，留下三个工程的草图就住进了医院。这时，校医室张大夫的丈夫，年轻的山东省规划院技术员赵宪尧调来了。我养病一年半后，便开始了和小赵长达5年的愉快难忘的合作。小赵如今是老赵了,在学校学的专业叫城市建设，培养目标是为城市主管建设的市长当秘书。有关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结构设计的课程无不涉猎。小赵聪明勤奋，便什么都拿得起来。如今有我这虽已荒疏已久但总算是建筑学专业出身的在，他就主打结构设计计算，还是能给我出出主意，跟领导打打交道（他是正式职工）,甚至画个透视图也比我熟练。我有两年多时间处在因肝炎迁延不愈的半休状态，家属队付我每月32元工资(半休就是16元，小赵说吃药都不够(还是那时便宜的药费)。但是我们却一起完成了两个较大的工程：一个是双曲拱大跨度的多功能大饭厅，另一个是校图书馆。前者主要是小赵的创意，我配合。图书馆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像样的工程了。我们到北京市设计院找有关资料，买了一些大样图籍，到建筑书店买了《建筑设计资料图集》（石油学院没有任何设计方面的资料）,并在北京-上海参观了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我们俩和本院图书馆老馆长王斐庆这三驾马车就把这一工程的设计完成了。我还记得那张首层平面图真是密密麻麻(我趴在大图板前不知耗去了多少个半天（半休啊）。缺少钢材，小赵想出六层的书库采用钢筋混凝土承重柱子作为书架隔柱的办法。我在平面布局中没有把楼梯放在大厅中间而是里面，因而大厅的上面几层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们设计的大礼堂-图书馆(还有兼作会堂的大饭厅(后来经过地面的改造专门用作礼堂)。后来的领导看到偌大的厅堂里没有一 根柱子，不大放心，特意找了专门机构来做测定。结果是结构先进合理。从这项设计说明小赵是一位优秀的结构工程师。水暖等工程设计和测量是请了系里的老师来帮忙的。我们还有一位专做预算的老钟。后来我俩又合作设计了附中教学楼-学生宿舍-印刷厂车间等工程，所有这些工程在1978年前后就都完工了。小赵还做着施工的指导。施工由当时的北镇，现在叫滨州地区建筑公司完成的”。鈕薇娜大姐说道石油学院这座获得殊荣的大礼堂主要是我的创意，她配合，还说它是大饭厅。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还写道“据说还有其他功能，我就不知道了。”这些历史回忆与口述，隐藏了她不愿回忆说起的心疼历史。确定在食堂旁边，露天电影场上建造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在当时无论资金还是技术都是困难的。甚至建筑立项名称都颇为费心。因为这时候，多个方面都需要有大空间大跨度的建筑物。数千学生吃饭要大饭厅，学生上体育课需要体育馆，学校开大会需要大礼堂，大家看电影需要电影院（你很难想象常年在北京剧院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些大学生和他们的教授们不分春夏秋冬刮风下雪都是在露天电影场中看电影的）, 还得要备战防原子弹爆炸设计地下防空指挥所。涉及战备工程的，领导得要还没有得到平反改正的鈕薇娜大姐回避回避，设计以我为主便是自然的了。领导决定建筑名称为大饭厅。为了兼顾电影场大会堂作用，我在大门入口上方设计了电影放映室；为了会堂的视，但也要兼顾吃饭和体育运动对地面坡度互相矛盾的要求，我将整体地面做了三个平台；为了电影场音响效果，我设计了厚铺防腐吸音的晒干海草吊顶篷；为了备战，我设计了防弹防辐射的舞台下的化妆室兼做战备指挥所……等等。所以从建筑设计来看，我们设计的建筑是四像四不像。但这栋建筑的结构设计倒确实是独特的，先进的，具有那个时代特点的。我将这种大跨度屋盖在技术上称之为“预制装配单元装配式双曲薄壳屋盖”，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建筑结构》杂志1980年第四期上。这种结构形式来自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首创的双曲拱桥梁结构。但引进建筑设计中，无论是结构计算还是建筑造型，在当时属于首创。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充满了骄傲并为它未能在世界飞机库，大跨度落地拱形建筑中得到推广运用很是不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胜利油田第一座现代园林双曲拱桥梁
我写道：“我最为熟悉，最为敬佩也最具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敬业精神和爱国心的钮薇娜大姐是科学与工程两院院士周干峙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只因她在1957年鸣放初期向在1953年镇反中挨整的设计室主任道过歉，而她解放前在高中读书时，又曾经参加过三青团，致使被打成极右分子。判刑入狱时她年仅二十九岁。那年青春朝气的她是建筑工程部部属设计院的建筑师，正在做中南海建筑群的改扩建建筑设计。老钮大姐如今八十多岁了，我很难以一文章写出她的高尚品德，她所承受的苦难以及她和她的家庭的传奇经历。请允许我慢慢叙及。我和钮薇娜大姐在中国石油大学共事数年，她的坎坷经历，坚强毅力和高贵品德是我多年来教育，激励我的子女和学生以及我自己的榜样。我敬佩她出身名门而满情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真诚，敬佩她遭遇不幸而忍辱负重敬业敬人的品格，敬佩她平反昭雪后淡定生活又奋发工作的热情，敬佩她延聘退休去美国再就业工作十余年直到再退休的意志，敬佩她拿着中美两国退休金而热爱祖国留恋故土的情怀，敬佩她饱受打击委屈而对追随中国共产党无怨无悔的胸襟，也敬佩她过了从心所欲之年仍在学习电脑不断笔耕的精神。看过她写的《错位》与《青山夕照》两本纪实散文集后会想到她属于他们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某一类典型。我敬佩她并不亚于我对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的敬佩。他们俩是清华大学同学，1983年我认识周干峙时还是钮薇娜介绍的。那时周干峙在天津市任规划局局长。周院士也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只是他是属于幸运与一帆风顺那一类型的。所以我对钮薇娜大姐的敬佩中还多了一份感慨和心酸。如今我也进入从心所欲之年了。我这一生也是沟沟坎坎，虽与钮薇娜大姐不能相比，但心路还是相通的。所以2009年我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她作为从牛年到虎年向她贺喜。当然也是送给我自己的：上联，牛市熊市上上下下回首看还是平局想来一笑；下联，虎气猴气蹦蹦跳跳抬头望尚有余力再过半生。至于横幅，若为了表达在牛年对虎年的祝贺，就用“虎年牛气”，若是想表达心路的经历，就用“无悔人生”吧。”还想口述一点是鈕薇娜先生今年大概九十六岁高龄了。她知道我现在准备讲和写《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给我发来微信问候。但谈起想请她也再写一些，她表示没时间也没兴趣，“我现在很忙，研究研究宋词，给康养中心的老人们讲宋词，忙得很。”鈕薇娜大姐现在住在北京康泰高级养老中心，说是发表“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言论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也就住在北京这处藏龙卧虎之地。鈕薇娜先生发给我的一篇讲宋词的文章中写道：“刘禹锡（772-842）和柳宗元（773-819），一个是豪迈诗人，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刺儿头，他不会向任何人低头；一个是忧郁气质明显的文学家，心思缜密，性格内向，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柳宗元在永州第二年写诗：诗中表现的是极度的孤独。”看来很巧，似乎宋代的这两位诗人就如同我和鈕薇娜先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