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类型的晚清商人
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指出，19世纪中叶，天朝紧闭的国门被洋枪洋炮打开了。在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中国商人的命运也随之大变。一些依附封建政权、依靠商业特权起家的商帮瓦解了，例如徽商；还有一些商帮，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下消亡了，例如晋商。[1]唐力行认为晚清商人，应该分成五个层次，并分析了五个层次商人的分化。第一层次的商人是官商，兼备权力、财产和地位，盛宣怀为其代表人物；第二层次商人拥有财富与地位，胡雪岩为其代表人物；第三层次的商人只拥有财产，这一层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侨商人的兴起；第四层次的商人是财产有限的下层商人，近世后期社会的大变动，为下层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徐润是其代表，还有荣氏兄弟；第五层次的商人是指近世后期形成的买办，他们拥有权力和财产。[2]傅国涌在《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指出：官督商办的“商”更多的是买办商人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官僚型商人，以盛宣怀为代表。[3]晚清社会精英最大的特征由绅入商的流动。19世纪的沈圭是第一个指出这一趋势的社会含义的学者。他认为，这种趋势意味着，第一，当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之时，社会四个等级的划分便瓦解了；第二，学问的追求和官方的任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商人能够对此给予支持；第三，对外贸易给商人带来了新兴企业和新的社会经济价值观念，还有通商口岸这样做生意的新环境，通商口岸和现代企业为整个商人集体的社会地位全面提升做出了贡献。陈锦江曾指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人真正享受都社会地位的提高。”[4]其实，由绅入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废科举。1906年不再施行科举制度后，传统的功名身份已经失去了以往维系其社会地位的功能，各省数以万计的举贡、生员、童生都不得不另谋出路，分别流向教育、商业、法律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加之清末新政设立商部以振兴商务，制定商律以保护商人的经商活动，颁行奖商章程以鼓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商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这促使绅商合流趋势空前增强。在1895年至1913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的过程中，绅士从事商业活动已经极其普遍，当时较大型的工厂企业和农牧场垦殖公司几乎都是由绅士创办的。由绅入商还有土地因素。士绅一般也是地主，他们随着社会的商业化，他们把投资土地的传统改成投资实业。18世纪后期，土地投资的年利润率在完税以前计达10%。到19世纪20年代，由于土地价钱几乎增长了5倍而稻米价格仅增长2倍，利润率降到4%。后来，在19世纪80年代，因为土地价钱又涨了3倍，利润率在完税后进一步滑落到2%以下。[5]越来越多的标准绅士和官员卖掉了他们的土地，或者把他们的官僚收入从较多的购买土地转入工商资本。[6]另一影响大量的官和绅经商的因素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绅士阶层内的社会压力。由于人口增长，功名拥有者的定额和官职的定额不能平衡，书生精英为了功名和官职的竞争就更为激烈，官僚政治的商品化和官衔的贬值，使得他们把其职业追求从官场改变到企业界，张謇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7]
二、不同来源的晚清商人
陈锦江认为：“当把这些人与哪些出身于商人家庭环境的人，以及通过各种方法获得官方或半官方身份同时又继续作为商人的人，也就是想胡光墉（胡雪岩）、孟洛川[8]、徐润和唐景星（唐廷枢）等各有所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考察的时候，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新成分已悄悄渗入商人阶层。”[9]
（一）由官入商的商人
官商一体之官与由官入商之官是存在差别的。官商一体之官侧重为官员，由官入商侧重是商人。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崛起，官商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被进一步打破，由官入商成为官商合流的重要表现。官员下海从商是由官入商的最主要途径。当这些商人呈现某种成都上的官方身份时，其他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开始渗入商人阶层。某些人虽保留其官方任职，但却把题目的大部分经理专用于监督官办和私办企业，有的人则正式退出官场以便全力投入企业。比如盛宣怀。盛被认为是参与了企业活动的一个官僚[10]尤其是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崛起，官商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被进一步打破，由官入商成为官商合流的重要表现。官员下海从商是由官入商的最主要途径，状元张謇兴办实业等，都是为官、为士转型为商的成功典范。
（二）由绅入商的商人
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四民社会”结构，“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和“士首商末”、“士贵商贱”的社会价值观的维系下，平稳安详地度过了几千年，但晚清“兵战”失利，“商战”求生的主张和重商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亘古未有的错动，商人的社会地位扶摇直上。而绅商正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千古变局”而流变出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绅士群体，也不是近代工商资本家阶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兼具传统功名和职衔的过渡性社会阶层。晚清状元张謇兴办实业等是士绅转型为商的成功典范。张謇（1853-1926），17岁便考中秀才，41岁中状元。张謇通过24年的努力，好不容易中了状元，为何见了慈禧就弃政从商。我们回放历史，1894年，紫禁城外风雨交加。一众大臣在没膝的积水中，跪迎“凤驾”。雨水瓢泼似的自顶带而下，褪下的红色顺着帽沿淌过他们的脸颊、下巴，染红了几簇雪白的胡须。然而，他们却只敢深深望着身下的泥水，一动不动。许久，一座28人抬的龙凤大轿才旌旗招展地由远及近。就在此时，一老臣突因体力不支晕倒，砸起一坑泥水。端坐轿中的慈禧太后行至此处，却眼皮也没抬地进了紫禁城。雨幕里，新科状元张謇慢慢抬头，眼中的失望已难以遮掩。时值甲午海战惨败，作为清廷的当家人，慈禧对外不惜割地赔款苟安求和，对内却冷酷傲慢只知享乐。狼狈的日常，顺着雨水透心而下，浇灭了张謇心中入仕救国的火焰。张謇毅然离京，转做起了商人。但张謇做的“商人”不是传统意义的商人与商业。陈锦江指出，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就渐渐把作为商业企业的“商业”和作为工业企业的“实业”区别开来。……“实业”这个从日本借来的词刚得到通用，以强调现代工业企业。旧的“工业”一词保持其传统的含义并指手工业者的职业或手工业。[11]张謇做出这样的决定着实需要勇气，因为张謇的官职得来并不容易，但他认为，做些实事，也好过奴颜婢膝、庸庸碌碌地做官。商人在清代不受尊重，状元经商更是闻所未闻，但在张謇看来，就是要当商人。张謇创办的第一个纱厂名曰大生。他曾对好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要使得多数的百姓，都能有饭吃，才叫大生。”并说：“当今国计民生，须以谋衣食为先务。而谋衣食，就要办实业。”为了突出办厂初衷，张謇将名下许多企业都以“大生”命名。他还曾两次将“大生”二字写入对联，贴在厂门口。一副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大意是，只有拥有江海那样的大胸怀，才能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起来。另一副是：“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大意是说经商要从大处着眼，造福于人，才能长盛不衰。他人经商以逐利为己任，张謇从商却以为天下谋利为志向。晚清还有严信厚这样由绅入商的代表。严信厚早年就读私塾，辍学后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铺当学徒。1885年受李鸿章委派任长芦盐务督销，署理天津盐务帮办等职。光绪十二年在天津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10年间积聚大量家财。后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源丰润票号业务不断发展，严信厚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金融事业。嗣后，受盛宣怀委派，筹备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该行成立之时任首届总经理。陈锦江认为，严信厚是被其上海的商界同行认为是一个具有官绅身份的企业家。他就是所谓“绅商”的一个很好的代表。[12]
（三）买办商人
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但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无从购买的。”[13]自从签订了《南京条约》，初步打开中国市场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就一直在持续走高。但是，东、西方语言不一样、货币不统一、社会商业习俗不同等问题，严重限制了两者之间的贸易往来。于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促进贸易自由化，人们急需一位既精通双方语言，又擅长贸易的人才。由此，“买办”应运而生了。买办商人就是中国第一批不被官员压榨，靠自己本事经商，并获得大量财富的商人。所谓的买办，是指外国人在中国开设洋行的经理，其在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贸易中，扮演着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为双方牵桥搭线。也因此，买办的首要职能是经济职能。在洋行里，买办的主要工作是招聘和管理中国员工，保证银库的安全，为外国商人提供一定的中国经济形势情报，替钱庄票据做担保人，为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贸易提供各方面的帮助。买办还以另一种形式参与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中，那就是按照西方的经营方式，出资成立中国企业，同时模仿洋行，雇佣买办。当时的轮船招商局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不过，中国的买办和洋行的买办还是有所区别。参与官督商办的买办涉及晚清“四大买办”的三位：唐廷枢、徐润与郑观应。我们简要介绍之。唐廷枢是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1873年应李鸿章之召，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任总办，主持全局大计。在招商局面临即将夭折之际，李鸿章决定聘请时任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唐廷枢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以挽救危局。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首任总办（局长），徐润为会办，唐、徐二人是拥有实权的一二号人物。而轮船招商局是“官督商办企业”，企业由商人出资，合股的资本为商人所有，企业在政府监督之下，盈亏全归商办，与官无涉。徐润的家族是一个买办世家。他的伯父徐昭珩是上海宝顺洋行的买办，堂族叔徐关大是上海礼记洋行的买办，季父徐瑞珩（荣村）在上海开埠不久即经营荣记丝号，估计也是一个为洋行服务的商人。徐润15岁来到上海，就在徐昭珩“总理行内办房事务”的宝顺洋行学艺办事。他之得以进入洋行，是由于买办的提拔，而其得以厕身工商界，则又是由于他自己的买办地位。“伯叔余荫”和“行中招牌”是他发迹的两大凭借。1859年徐润在洋行买办之外，开始自营商业。他和宝顺洋行另两名买办在上海伙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的丝、茶、棉花生意，又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周转商业上的金融需要。从1859～1864年的短短5年中，他先后设立经营出口茶丝和进口鸦片的行号以及钱庄共十三四家，分布在温州、宁波、河口等处。除丝茶、鸦片以外，他还大规模地进行房地产和其他投机活动，迅速积累资本。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在河口、宁波、沣溪、漫江、羊楼洞、崇阳、湘潭等地，遍设茶号，并先后在上海、汉口发起茶叶公所，结纳绅商权贵，成为商业界的知名人物。1873年，上海轮船招商局，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唐廷枢被委任为总办，徐润为会办。其上任后，实行招股，首期招100万两白银，其本人认股24万两，又发动亲友入股，此举在商界引起轰动，认股者踊跃，100万两很快筹满，改变招商局仅存不足20万两白银的资金困难局面，到第二期再招100万两，其再次认股24万两，由其经手筹集的股金竟占招商局全部股金的一半以上。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不仅顶住外资的联合 和压价竞争，而且还迫使当时东亚最大的美资旗昌轮船公司接受招商局的收购，从而控制长江和沿海航运的大部分经营权，奠定中国近代航运业基础。郑观应不仅是买办商人，还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自1871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同年，郑观应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1881年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1891年三月，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1893年，李鸿章再度委任郑观应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1897年正月，郑观应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1909年第三次入招商局，历任董事、协理、稽查等职。1904年春，郑观应回到广州，担任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参与创办广州商务总会并担任协理。他提出：“采用西法，收养贫民，延请教习授以实学，举凡织纴、制造、机器、电化之法，皆因材而教育之，不及十年，共商进步，非特盗贼可免，抑且乞丐可无矣。”郑观应与政府、商界关系密切。1905年底，他说服商务总会同仁，创办广东工艺院，招收贫民子弟，让他们学会专门技能。郑观应起草了《劝办广东上下工艺院集股公启》，提议集股一百万元，面向广东殷商及海外华侨招股。纵观郑观应一生，就其职业定位，主要是一名从买办到洋务，到资本家的过程，是一名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范的成功商人。他渐渐由体制外买办、商人被吸纳至体制内，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红顶商人”之一，为近代中国洋务新政重要实践者、见证者。与三十年洋务新政其他参与者稍有不同，郑观应一方面为中国踏上现代化道路感到庆幸，又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于中国的进步，一直对中国艰难、迟缓转身抱有一种惋惜。郑观应是“同光中兴”盛世背景下最为警醒的思想者，他不是抱怨体制，抱怨朝廷，而是感到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总在思索发展中的问题，只报忧不报喜，是盛世中的清醒者。从轮船招商局首期推选七名商董看，他们是上海的唐廷枢、徐润、朱其莼，天津的宋缙，汉口的刘绍宗，香港的陈树裳、汕头的范世尧。在这七人当中，唐廷枢、徐润、刘绍宗、陈树裳均为买办出身，另外三人是地方绅商。[14]
（四）转型之商人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从白手起家到富可敌国，他同时也是晚清传统商人向官督商办时期的商人转型的典范。胡雪岩（1823－1885）在鲁迅先生眼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实际上，鲁迅先生这句评语是可以商榷的。他从一个钱庄里的“扫地、倒溺壶”的学徒，一跃成为“官居二品、头戴红顶、身穿黄马褂、拥资数千万两白银”总办、“四省公库”的唯一一位红顶商人。但胡雪岩没能得以善终，才花了3年时间就倾家荡产，自己也被革职抄家，不久后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享年63岁！胡雪岩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在哪里？我想胡雪岩成功的因素首先在于他的勤勉、能力、诚信、格局；这是那个时代成功商人的共同特征，本质上不是胡雪岩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这就不多论及了。其实，胡雪岩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他的徽商的背景与环境。徽州主要指安徽、江西，包括浙江一部分。徽商活跃于宋代，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由于中国几千年的血缘观念与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彼此之间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胡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胡雪岩深受徽商价值观的影响。在他未发迹之前，捡到重金，分毫未占，还给失主；在钱庄干活，非常敬业，能吃苦、不偷懒，良好的吃苦、诚信；这正是徽州商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博大的品质；加上自己的聪明、经商天分与格局，使得无儿无女的于老板把把钱庄留给他。当然，胡雪岩巨大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他投资红顶，把自己打造成红顶商人，一时无人能出其右。胡雪岩第一次红顶投资的就是王有龄。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进行了500两银子的政治风投。王有龄发迹后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随后又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好景不长，王有龄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畏罪自杀。胡雪岩一时没了靠山，胡雪岩开始人生的第二次政治风投。1862年，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这样，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导致胡雪岩失败的原因或许有市场风云变幻，有工业革命对传统农贸经济的打击；其实，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给胡雪岩一个简要的评语，那就是：因商而兴，因官而亡。首先，官商一体之官也是可大体分为三类：其一是盛宣怀，虽然亦官亦商但本质是官；其二是亦官亦商，周学熙是其代表，虽然，周学熙亦官亦商，仍是以商为主，官为商用，比如周氏能从事重工业的建设，而民间企业家张謇不行；其三，亦官亦商，以官为主，比如孙家鼐。其次，由绅入商的张謇是典型代表，但他也是弃官入商的。他虽弃官入商，但他创办企业时不是利用他官员地位与权力，而是利用了士绅与为官时的人脉关系，应该不算官员经商，不是官商，而是民间商人，比如，张謇没有官的身份与权势，则只能举办轻工业；此外，这个民间商人也不是中国传统经商的商人，而是实业家，或者我们现在最准确的界定，是企业家。像张謇和严信厚那样的人员，不仅放弃了官职，而且基本上成为了企业家。但他们没有丧失其官绅身份。传记作者张孝若这样写道：“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帮助你，也能破坏你；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 [15]再次，传统商人转型创办实业，但也通过捐纳获得官衔，也很难说是纯粹商人。也可以说，各类商人都有官的要素。尽管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冲击，中国社会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仍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不得不以“官”为依托，并借助于职衔、功名和封典的庇护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可以说，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商人的底色都是官色的，不过是底色的深浅不同而已。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虽然，我们比较宽的视角介绍晚清各类与商相关的官员与商人，因为我们研究的官督商办企业聚焦在轮船招商局，所以，我们更聚焦在买办商人与官僚型商人上。
注释：
[1]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43页。
[2]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代社会[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4、266、268、270、273页。
[3]傅国涌.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M].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4]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5]张仲礼.中国士绅的收入[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139页。
[6]张仲礼.中国士绅的收入[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7]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4页。
[8]孟洛川(1851～1939)，著名商人，善于结交权贵，其中最著名者为袁世凯。
[9]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10]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1]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12]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1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转引自傅国涌.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M].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14]曹凯风.轮船招商局：官办民营企业的发端[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15]转引自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官商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