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才高”的典故出处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拟？’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成语是说，东晋时期，当时的副总理（尚书仆射）谢安在大雪纷飞的冬天里把儿女辈召集在一起谈论诗文经义，要求子侄们用诗形容此时的大雪，侄儿谢朗作诗“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笑，欣赏侄女的诗才。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云：“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咏絮才”用的便是东晋才女谢道韫的故事。

    在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是扬“柳絮说”而抑“撒盐说的”。其实，这种扬抑态度是待商量的。

    用盐还是用柳絮比拟雪，这与雪的形态有关。雪的形态是由天空中气象条件和生长环境差异造成的。这些大气固态降水的叫法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名目繁多，极不统一。为了方便起见，国际水文协会所属的国际雪冰委员会，在征求各国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于1949年召开了一个专门性的国际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大气固态降水简明分类的提案。这个简明分类，把大气固态降水分为十种：雪片、星形雪花、柱状雪晶、针状雪晶、多枝状雪晶、轴状雪晶、不规则雪晶、霰、冰粒和雹。前面的七种统称为雪。

    下雪过程中，雪下下来的形态是变化的。先下下的雪晶，后下的是雪花。主要原因是当温度达到零点时，飘浮在我们上空的水气才能凝结成冰，所以，下下来的，也就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雪粒；而当空中的水分子越来越多时，凝结的雪粒也越来越多时，从高空中飘落下来，遭遇到地面的温度进行分解，就成了我们肉眼见到的雪花。从文献记载是谢朗先说的而谢道韫是后说的。谢朗看到屋外下的是雪晶，所以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看到下的是雪花，所以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其实，他们都是对雪的比较准确的描绘。当然，他们都是对下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描绘。都是一种科学精神。如果谢朗把下雪晶说成是“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把下雪花说成是“撒盐空中差可拟”，那都是睁眼说瞎话了，就没有科学的精神。

    问题应该不在于雪的描述是“撒盐说”还是“柳絮说”。问题在于，一千多年来，中国文人墨客为什么“扬柳抑盐”？我认为，本质上是中国文人表达方式中的文学精神偏多，科学态度缺乏。中国文人写雪的诗多于牛毛，但这些诗人对雪的形成、下雪的过程、雪的形态几乎没人研究。也就是说，中国文人偏向精神层面的浪漫而缺乏科学实践的态度。一直在用文学比拟、直观的感受做重复的、肤浅的表达。撒盐空中差可拟，太缺乏美学的精神了，太缺乏文学的才华了；那么，未若柳絮因风起是否太缺乏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科学态度与文学精神的分裂问题。

    中国文人士大夫缺乏科学的态度。首先，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是强调实用性。古代留传下来的著作中，大多都是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描述，除猜测性的议论外，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其次，中国文人士大夫缺乏逻辑方法的运用。如在数学方面就缺乏演绎推理的工作，没有形成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其三，中国文人士大夫不善于用逻辑的方法对大量的材料进行理论概括，而是具有相当多的思辨性的内容。但这些思辨性的思维往往缺乏经验或实验事实做基础。空泛的议论较多，而实质性的内容较少。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学派对于实验较为注重，但是墨家学派这种注意实验的学风也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汉以后墨学已成绝学。其四，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轻实验且也不善于实验。虽然两宋理学家二程、朱熹等人也曾提出过“格物致知”，但他们所说的“格物”，不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实验，而是采用静坐修心等内省的功夫，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明心见性的目的。这些原因决定了，对雪的描绘只能是“扬柳说”而不是“扬盐说”。

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男性与女性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都知道旧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原始人起先住天然山洞或巢居树上,后来出现人工修筑的竖穴和地面住所，新石器时代出现农业,人类开始定居,很多地区出现雏形村落。随着变迁原始人的生活开始安定，但是漫长的时期中间男人和女人的分工都是男人出外狩猎女人留守看家，这看似平常的行为造成了男女思维方式的差异。

出外狩猎需要的是逻辑分析能力。所以几百万年的长期狩猎让男人培养出了强劲的逻辑思维能力、动手能力。面对棘手问题，比如狩猎，总会有突发状况吧，必须迅速做出判断，仔细分析，果断决策。这就是典型的男性思维。而女性从原始社会开始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繁衍后代、照顾后代、留守部族、帮助族人等，所以女性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揣摩、感受其他人的行为、动作，所以女性的情感更为丰富、细腻。概括说，男女在思维方式的上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男性思维偏于理性，女性思维偏于感性；男性思维偏于看整体，女性思维偏于看细节。男性思维相对受情绪影响要少，女性思维情绪化倾向较明显。男性与女性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没有好坏与对错，只是互补。两性之间的人格标准一一男子之美是阳而刚的, 女子之美则需阴且柔。中国是一个封建的男权社会，这种社会的文化应当是十足雄性的文化，中国文人士大夫更是清一色的男性。然而, 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 表现出非常强烈地女性化倾向。林语堂说: “确实, 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 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 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1]而中国士大夫文人, 就是女性化心态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

为什么作为一个统治者和压迫者的性别群体中的大量成员, 在心理上这么强烈地感到自己与被压迫的性别群体同命相怜呢？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依附权贵，他们会比一般庶民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其实正如女子一般。于是很自然地表现出与女性认同的倾向。比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曹植的《洛神赋》、《美女篇》等都是女性化的，而象曹操《观沧海》的诗词的豪迈，几乎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例外。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思维女性化、人格女性化，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明清以降的小说为什么大都是“公子落难、小姐多情”的模式，就是中华民族越来越极权，越来越封闭，中国文人士大夫越来越边缘化与人格的全部丧失。正如台湾史学家孙隆基由是说，中国民族是一个未断奶的民族。[2]

周非先生指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们在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下，从特立独行的士，蜕变为只有韬略的策士、再由策士蜕变专为帝王服务的谋士、最后蜕变到完全按奴才标准设计的进士，一步步地蜕变；学术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从独创到“为帝王谋”、从儒学到理学、从“格物”到“致良知”、从经世致用到考据，慢慢黯淡下去；在“功名，还是自由”的选择中，知识分子们步步后退：庄子根本不出仕、严子陵坚决当隐士、陶渊明迷途知返、李白左右摇摆、苏轼终身不离官场、柳永在风月场中自我麻醉、唐寅只能写一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诗文。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沦亡了！[3]所以，我们不可能期望这些未断奶的文人与士大夫具有多少独立意识。所以，千百年来，文人士大夫欣赏的是“未若柳絮因风起”，而不喜欢“撒盐空中差可拟”。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孙隆基.未断奶的民族[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6年版。

[3]周非.中国知识分子千年沦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间挣扎与抗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