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矛盾典出《韩非子·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成语是说，楚国人卖矛又卖盾，说他的矛和盾都是最好的，当问及“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如何””时，此楚国人无以对答。现在成语以形容行事或言语前后不统一，也指不连贯的性格或心情。

    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注意到逻辑思维与前后逻辑一致的问题。但2000年的历史，展现给世界的中国人是一个缺乏逻辑思维的民族，历史上没有形成逻辑科学，没有科学精神，这是什么原因。其二，站在楚国人的角度思考与理解，楚国人的矛与盾之间的困境如同芝诺悖论、囚徒困境一样的问题，如同丈夫是先救妻子还是先救母亲的困境，但中国人没有把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而西方人则从芝诺悖论、说谎者悖论、罗素悖论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直到囚徒困境，一直在探索人类自身的自相矛盾或者说困境。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秦的中国人注意到逻辑思维，而秦一统中国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的退化与丧失？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两千年的极权政治。极权政治限制、规范与控制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一方面，只要学习者与研究者借助逻辑推理开启民智、探究自然规律，挑战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极权者就会限制、禁止逻辑的继续与深入，更不说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对那些违背圣意，亵渎圣灵的思想言论，极权者必将封杀，文字狱与株连九族就是手段，明清文字狱与文革浩劫就是明证。可以说，极权政治导致中国人失去逻辑思辨能力与创新的灵魂；中华民族自然也失去逻辑思辨能力和创新的灵魂。

    我们知道，人的思考能力和其它的机体能力一样用进废退，必须持续活跃演练，长期不使用就退化。极权社会严格执行的信息审查和过滤制度，限制了人们的思维、删除了学习与探索过程中的思想闪光。中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主要是读经和释经。这种读经和释经，都是先圣拟定好的，只要死记硬背即可，如同现在的应试教育、标准答案，不需要逻辑推理和思辨。这既是现代科学发明与制度创新不能产生于中国的原因，也是现在中国科技创新落后的原因。早在一百年前，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就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明，首先就要从逻辑开始！杨玉良教授指出，“中国一直缺乏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为特征的数学哲学精神，是无法催生现代科学的”[1]。杨振宁教授在2004年一次报告中也指出：“《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就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许多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就是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2]所以，五四运动要提倡科学与民主，而且是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没有逻辑就没有科学。

    自幼接受古希腊逻辑学熏陶的神学院毕业的利玛窦到中国后惊奇地发现中国那些饱学之士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逻辑这回事情。中国人辩论的时候，即使是在大学者们辩论的时候，也不懂得用严密的逻辑体系做是非评判的标准，而是使用一些完全无法严格界定的含混概念。最近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一位《百家讲坛》的讲者振振有词的解说的《论语》，但给人感觉是讲者讲不仅自己莫名其妙，也让听众莫名其妙。在没有清晰概念的情况下，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就是自己欺骗受众。

    其实，自相矛盾这个成语中的矛盾不同于西方哲学的contradiction（反驳），conflict（冲突）、illogicality（逻辑）与inconsistency（不一致）。成语中的矛与盾，是对两样非常实在的形而下的东西，是利益的矛盾而不是形式逻辑的矛盾，是我们把这个形而下的东西抽象、升华、扩展成解释社会现象的两个符号；而不是一开始就被定义成两个抽象的逻辑符号。

    自相矛盾这个成语是中国人的用具体举例表达方式的一种思考方式，自相矛盾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不一致与逻辑的混乱，而是中国人的零和博弈的产物：矛通过毁灭盾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不败，盾也通过令矛毁灭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不败，矛与盾都实现了自己的不败承诺，然后同归于尽！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你死我活斗争的体现，不是讲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中的竞争，而是讲只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与不平等下的合作。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东方不败”可以准确的代表汉民族的自相矛盾性格。也就是说中国成语中的自相矛盾与古希腊的芝诺悖论（paradox）是不同的，不是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思考问题的。

    自相矛盾基调是嘲弄楚国人，如果我们站在哲学与逻辑看自相矛盾的成语，自然会提问，为什么不能把楚国人的矛与盾之间的矛盾提升到芝诺悖论、说谎者悖论、罗素悖论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直到囚徒困境的哲学高度、理论高度，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通过自相矛盾这个成语启迪我们去探索人类自身的自相矛盾或者说困境呢。自相矛盾这个成语表面指出卖矛又卖盾的楚国人的自相矛盾，实际上是通过楚国人揭示了人类不可消除的矛盾。自我矛盾实际上是人类对自然界关系及人类社会深入研究后的深刻反思，这我们可以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分析。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包括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与第二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是指任意一个包含一阶谓词逻辑与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是指如果系统S含有初等数论，当S无矛盾时，它的无矛盾性不可能在S内证明。悖论就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自相矛盾的案例是两千多年前的“说谎者悖论”，若你说它是假命题的话，就可推出它是真命题，反之亦然。虽然与自相矛盾打了几千年交道，可人类逻辑思维最高层次者的数学家们依然为人人类思维是不存在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是人类智慧不够的错误，不是人类本身的错误。这些数学家孜孜以求消除科学中、数学中的自相矛盾，但是他们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消除自相矛盾的努力要从崇尚理性的文艺复兴时期谈起，当时的科学家、数学家集于一身的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都想创造一个理论解决一切自相矛盾的问题。莱布尼茨甚至设想把逻辑学用数学符号表示，以后每逢争论，用数学推导即可。数理逻辑学家康托尔创立的集合论，似乎为统一数学、消除自相矛盾提供了一统江湖的希望。就在康托尔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罗素发现了消除整个数学基础自相矛盾的集合论中出现了自相矛盾－罗素悖论，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出现。后来这种定义被公理排斥掉了，危机得以解决。在集合论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希尔伯特抛出了一组公理体系，使一切数学命题原则上都可由此经有限步推定真伪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叫作公理体系的“完备性、独立性与无矛盾性”。独立性是指所有公理都是互相独立的，使公理系统尽可能的简洁。无矛盾性即指相容性，不能从公理系统导出矛盾。希尔伯特的计划也确实有一定的进展，几乎全世界的数学家都乐观地看着数学大厦即将竣工。正当一切都越来越明朗之际，哥德尔使希尔伯特的梦想变成噩梦。哥德尔证明：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则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用这组公理不能判定其真假。也就是说，“无矛盾”和“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举粉碎了数学家以致人类两千年来消除自相矛盾的伟大梦想。哥德尔告诉我们，某种意义上，自相矛盾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我们人类。无怪乎大数学家外尔发出这样的感叹：上帝是存在的，因为数学无疑是相容的；魔鬼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证明这种相容性。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它不仅使数学、逻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引发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甚至宇宙学。2002年8月17日，著名宇宙学家霍金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弦理论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哥德尔与M理论》的报告，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这一推测也正是基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有意思的是，在现今十分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是否适用也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1979年, 有一部获普利策大奖的书轰动了美国, 这就是当代人工智能专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3]而今这书已被译作许多种文字流传全世界。书名中的＂G＂, 指前面介绍的20世纪伟大的数学、数理逻辑专家哥德尔 (Gdel) , ＂E＂指当代杰出的画家埃舍尔 (Escher) , ＂B＂则是音乐大师巴赫 (Bach)。这本书指出有一条永恒的金带把数理逻辑、绘画、音乐等不同领域间的共同规律连在一起, 构成了人工智能和生命遗传机制的基础。霍夫施塔特的这条金带从更深的层次上把绘画、音乐和人的智能连接起来。

    埃舍尔大师的画往往表现了一些深刻的思想，怪圈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最为著名的是那幅奇怪的版画《瀑布》(见图1)。在画面的中央，瀑布倾泻而下，水花四起，还推动了水轮。汇集到水池中的水则顺着水渠哗哗地流去，一级一级地下降。突然水又流到了瀑布口，体现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怪圈”。而那幅《上升与下降》(见图2)中，僧侣们排成两队往前走。其中一队总是沿着楼梯往上走，另一队总是往下走。可是他们走的却是同样的楼梯，并且不断地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这又是一个怪圈。其实，埃舍尔画面中的怪圈就是人类自身视角与思维的悖论、错觉或者双重的含义。

    巴赫在《音乐的奉献》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变调, 使听众有不断升调的感觉, 但奇妙的是, 这样的升调最后竟回到了原调上, 形成了一个＂怪圈＂, 其实，这个怪圈体现了音乐和自然的关系，与遗传信息(DNA) 的串接中就存在着这类怪圈的同构性，也反映了人类自相矛盾的本质。

    埃舍尔的绘画中的怪圈、巴赫音乐中的拐去啊与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体现的都是人类自我矛盾的困境。

    深入思考一下，自相矛盾表面上是卖矛又卖盾的楚国人的逻辑混乱，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的复杂，人类知行的矛盾、自身思维的混乱。自相矛盾是人类思维的自然形态，自相矛盾是人类思维演化的结果。这可以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中看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两个“囚徒”都是理性人，都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但由此得到的纳什均衡却是一个非帕累托最优的不合作解。“囚徒困境”的这个结果，被许多事实印证。如我国家电销售商为使消费者多买自己产品，时常竞相降价、引发“价格大战”，其结果是“各败俱伤”，不仅谁也得不到最大利益。而且利润日益走低甚至赔本。可是如果他们在较高价格上形成某种默契，就都会得到不错的利润。又如冷战时期超级大国起先不合作，都想凭军事实力压倒对方，结果被拖入昂贵的军备竞赛并面临核屠杀的危险。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选择的市场经济道路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市场经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人的一切市场行为都是由利益来驱动的。这就要求市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谋利而不是取义。但是这种重利心理与传统社会心理中一向信奉的“重义轻利”的价值相矛盾。社会心理预期层面上的平均主义心理与能者先富的矛盾。求富乐富是人的本性之一，但是，这种能者先富的市场心理同传统社会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心理中的平均主义是相矛盾的。

    在中国人的社会与生活中也充满了囚徒困境式的自相矛盾。比如中国人做事、说话时常说成语与俗语存在相当的自相矛盾。比如，男子汉大丈夫，宁折不屈！可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再如，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但又说：亡羊补牢，为时已晚！这是人性自身的自相矛盾与社会生活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导致的必然结果，不仅是人性自身的自相矛盾，也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就是矛盾。

    还有，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又是不良价值观的实践者。痛恨富二代，但又想着傍大款。对办事找关系、送东西深恶痛绝，但自己遇到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关系、送东西。我们对贪官恨之入骨，可同时我们又不顾一切的报考公务员，梦寐以求的要做官；从坊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顺口溜中可以听出，老百姓对用人不正之风的痛恨与无奈，如此等等。这是自相矛盾的，但这种自相矛盾不过反映了中国人的复杂性心理与思维自身的矛盾。

    从中国传统道德认识理论中，实际上是道德认识是知行合一的矛盾。知之“原则性”与行之“灵活性”会产生背离。其次，社会之“知”与自我之“行”之间也存在自相矛盾的。父母告诉我们要诚实做人，而在行为中我们发现不诚实更能得到好处，诚实反而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乐于助人，事实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帮助他人，否则会受到伤害，这类情况在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更甚者，父母老师也不诚实，或许更自私自利。再次，自我之“知”与“行”之间的悖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向传统封建道德观念发起了强烈的批判，首当其冲的是封建主义的“忠孝”道德观念，然而就是鲁迅，为了对母亲尽孝，不使寡居的母亲伤心，接受了家中安排的妻子，让许广平当二奶。在那个时代，有相当一批人在道德认识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在道德行为上却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准确地讲，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应该称之为“社会陷阱”或者“社会性的二难困境”，实际上就是一种囚徒困境。自相矛盾必然是转型社会的必然产物。

    自相矛盾不是楚国人的无知，只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初级阶段的判断。随着社会复杂到不确定性与复杂性阶段及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神经心理学与脑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自相矛盾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自相矛盾是人类自身演化的结果，也是人类自身最好的生存状态。[4]我们知道，传统脑科学的双半球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分成左半球与右半球，从神经生物学角度给出了一种新见解：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自相矛盾性”，而且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自相矛盾反应认为思维深刻性，不深刻不矛盾。

 

 

    在人类自相矛盾的思维与行为的困境中，美国进化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不拘泥于简单的大脑双半球理论，而是将大脑细化为多个模块。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出发，库尔茨班主张人类的思维并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只由一个系统控制，而是由多个系统共同控制，而且这些系统发生的指令并非总是相同，甚至这些系统本身接收的信息就不相同。这些模块各司其职，但也经常发生冲突，产生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的行为和言语。大脑模块化必然导致自相矛盾。

 

[1]杨玉良.也谈李约瑟之谜[J].科学，2008（09）

[2]转引子

[3]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GEB－－一条永恒的金带[M].《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4]［美］罗伯特·库尔茨班.人人都是伪君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