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祖宗家法

第三节  政治改革

赵匡胤是一个非常有谋略而又非常注重细节的政治家。他谋篇布局意志坚定如钢，但操作起来却又温情柔软，看不到任何刀光剑影。这种长袖善舞、绵里藏针、恢弘大度的行事方式和王者气质，空前绝后。他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君弱臣强”的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军事领域，必须在政治领域同步配套推进。为了实施他的这一构想，他决定先从宰相下手，削弱相权，独制天下。为此，他精心导演了一出“偷撤凳子”的妙戏。

宰相是百官之长，掌控着行政、军事、财政等的权力，在朝中位高权重。一个富有标志性的小事情很能说明这点：在宋之前，宰相上朝是不用与其他朝臣那样站着，他有位子坐，还有茶水伺候。要说这事不大，何况也是历朝惯例，但赵匡胤心里不爽，他看到的是小事情背后的政治涵义。于是，有一天早朝，朝臣们跟往常一样向皇上奏本，他听着听着，突然招唤宰相范质和王溥，说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楚，要他们把奏折拿到殿前来。其实，那一年，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说老眼昏花是有点过了，不过谁也没有在意皇上的这个小小的托词。两位宰相大人兴奋地迈步向前去递送奏折，等他们回步时发现凳子不见了，原来是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久经官场的范、王宰相心领神会。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上朝，遂成为制度。赵匡胤通过“移凳”这个举动释放出他要收权的信号，朝臣们要主动看清大势，知趣地予以配合，免得撕破脸来大家都不好，这就是高手，举重若轻。

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分权与制衡是赵匡胤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

“三权分立”削相权

在宋之前皇权与相权是有较好的制衡关系的。以唐朝为例，中央权力机关由三省六部组成，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以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在三省层面上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等的起草和制发，有点类似于立法权；门下省负责对诏书进行审核，有点类似于审核监察权；尚书省是行政执行机构，有点类似于国务院，下辖六部。权力在三省之间相互制衡。太祖赵匡胤没有在权力的横截面上按什么立法、监察、行政三权分立的套路出牌，而是把宰相的权力按事务分工进行拆分，让宰相的权力在纵向层面下降一格。所以，他废弃了三省制，直接把过去由宰相统管的军事权交由枢密院负责，把财权交由三司负责，宰相只管辖中书省，负责行政工作。这三大机构互不统属，直接向皇帝负责。特别是宰相还不是一个人，往往设有双宰相、甚至三宰相，不允许一衙独大，也不允许一人独大。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宰相权位很高，但没有军权和财权，干不了什么大事，当然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台院并立”强监督

赵匡胤提出“不杀言事者”，除了展现他的纳谏胸怀以外，很有可能是出于强化对官员的监控。他放开言路，挑起群众斗群众，让所有的官员都如履薄冰。一句话，防人是第一位的，求治是第二位的。赵匡胤有个特点，凡是他越重视的东西，他越防范。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做到监督之中有监督，就像电力供应要搞“双回路”一样。为了强化行政监督，同时又为了防止司法腐败，与行政同流合污，他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纪检监察机构，即，御史台和谏院。他不怕机构重叠，就怕监督有盲区。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纪委书记、监察部长。这两个部门的权力很大，威风八面，掌握着帝国的话语权和对官员的生杀罢免大权，是帝国政治舞台上行使监督的左右鹰眼。

解构地方管治权

先是选派文臣知州，分化节度使的权力，解决过去节度使军、政、财权独揽一身的问题。太祖还嫌制约不够，他又创造性地设置了通判这一职位，以此对知州形成反牵制。本来知州（县）是地方州（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独立的地方行政权力，但是，通判设置之后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通判是由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官吏，一是辅佐地方政务，但又不是地方知州（县）的副手、属官；二是监察地方官员，直接向朝廷负责。朝廷规定“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也就是说，知州（县）的政令，如果没有通判副署同意，是一纸废文，不能生效；另外朝廷还要求通判“知州有不法者，得举奏之”，也就是赋予通判监察权，对发现的不法者有权提出弹劾。赵匡胤仍恐州郡长官专权，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对州郡长官频频调动，轮岗交流，不管干好干坏，到点就得走人，不允许有例外。据说，当时青州北海军就发生过一起因官员调动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事情的原委是北海军的知军杨光美是一个勤政廉洁，爱民务实，政绩突出的好官，深受百姓欢迎。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当地百姓集体进京请愿，要求朝廷继续留任杨光美。照说这是百姓对赵匡胤治下的官员的褒奖和肯定，也基本上是正面的诉求，算不得无理取闹。但是，赵匡胤就是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就严惩带头闹事者。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在制度面前，没有任何法外开恩的事。

岗职分离重差遣

按照现代干部“定编、定岗、定责”的三定原则来看，宋朝的干部人事制度太混乱、太复杂，官员的个人政治身份很难与岗位和职责相对应上来。一个官员有官、职、差遣三种不同的身份，而且三者相互分立。“官”表示职位的品级高低，与等级薪酬待遇相挂钩，有如现在的什么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等；“职”是代表一种专业虚衔，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职称、职衔等，如教授、工程师、讲师等；差遣，代表对官员实际工作的定岗定责，官员只有被差遣，才能承担相应的职务、行使相应的权力、履行相应的职责。打个比方，你是某省的省委常委、高级经济师，那么你的“官”就是常委，享受副省级待遇；高级经济师就是你的“职”，代表你的专业水平高低；只有上级党委给你分工，让你兼任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你才有明确的岗位权限和职责，这就是相当于“差遣”。宋朝的官职设置比现在的复杂的多，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地方一般干部，头上戴的乌纱帽与屁股上坐的官椅往往都不相符，你所当的官不一定就是你管的事，只有皇帝差遣了你具体的工作岗位，你才能明了你真正所干的工作。如此累赘烦琐干部人事制度设计，彻底搞蒙了各级官员，也造成了官员人岗分离、人浮于事。更为奇葩的是，各地州县没有正式行政长官，州长都是临时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官衔都挂在中央,州长只不过是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的,,随时都会被调走的。在此制度安排下，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只有听命于皇帝的差遣，才能够真正执政理事，太祖不怕官员不干事，就怕官员生事。太祖赵匡胤的天才大脑都用在政治制度的玄构上。后世之人，除了搞专业研究的外，几乎看不懂一份宋朝官员的工作简历，服了吧，不服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