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和氏第十三》记载，卞和于荆山上伐薪偶尔得一璞玉，先后献于楚厉王、楚武王，却遭楚厉王、楚武王分别砍去左右脚，后“卞和泣玉”于荆山之下，始得楚文王识宝，琢成举世闻名的“和氏壁”。留有“卞和献璞”、“卞和献璧”“卞和泣玉”等成语。

 

这个成语一直传递一个基本解读，有价值的事物在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过程中，往往要遭受挫折，有时还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歌颂的是卞和这种不屈不挠，敢于较真的精神。这无疑是对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思考一下，卞和为什么要献璞玉？值得献璞玉？没有其他方式献璞玉？这些值得我们反思。

 

卞和为什么要献玉？卞和献玉的首要意义在哪里？我想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立之人格缺失，只能把所有希望依附与专制皇权。如同卞和把希望寄托在了楚厉王、楚武王的身上一样。即使要付出一足，又一足时也要坚持付出，也要献玉。是理想的执着，还是生存的无奈？其实，传统知识分子除了依附王权来发展自己，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家族的发展，也没有其他生存的方式。可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卞和的执着其实是一种病。他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所得璧玉就应该归于帝王家。然而，他不明白帝王往往也是多疑的，残暴的，刚愎自用的，金口玉言的，说是玉就是玉，不是也是；说是不是玉就不是玉，是也不是。

 

卞和献玉的偶然的悲剧蕴含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必然。为什么卞和献璞，得到几千年中国士大夫的传颂。是因为这些文人、读书人、士大夫更多是将璞石联想到作为人才的自己未被发现之前的状态，把怀才形容为“抱璞”，期待着能够皇上、大王的认识、赏识。卞和就是中国读书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之前的代名词。汉代有东方朔的“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诗句；晋代有“抱璞荆山，未剖和璧”之喻；唐代张乔《自诮》诗说：“每到花时恨道穷，一生光景半成空。只应抱璞非良玉，岂得年年不至公。”其无奈的况味尽在其中，等等，无不是借卞和献玉表达自身的怀才不遇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身依附。

 

自秦以来，中国的政权力量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焚书坑儒开始便一步步被消磨掉了。当然古代读书人及士大夫学的知识不过是怎样帮助专制极权维护政权的稳定，离开了服务专制极权的知识，就没有其他知识，除了皇上，没有买家，自然就缺乏独立人格。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就是为官哲学，读书不做官，读书何用。卞和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悲剧，璞玉不能铺地、砌墙、做锤衣石被看成是丑石；贾宝玉不走仕途经济，被斥责为顽石。我们看到历史记载里面那些想保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像陶渊明那样，基本上是凤毛麟角。盛年大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最后仍然悲愤天问：“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并最终要选择：“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即使像沈括、宋应星等等科技兴的知识分子的成果也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而古希腊奠定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使得欧洲文化能够承认知识分子努力探索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得真理玉规律。

 

或者，卞和发现的璞玉太珍贵，而在专制极权政治下，核心价值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世璞玉，不敢私自据为己有，所以要献给君王。如果私藏奇宝，必然招来杀身之祸。所以，献给楚王最安全；或者献给楚王价值最高。中国2000多年极权社会最大特征，就是整个社会围绕专制极权而建立社会。费孝通的差序结构不仅家族如此，王权也如此。

 

卞和为什么要献玉。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农业及在农业基础上建立的王权产业，你不当农民你就只有读书，科举，依附王权，借助自由偶然获得的资源，比如璞玉去卖给帝王家，求得大富大贵。在权力产业与农业产业之间没有其他让知识分子与专业技术人员发展的空间。自然就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卞和就不能在市场交换交换中体现自己发现璞玉的价值。

 

卞和献玉的第四个问题是他缺乏市场经济的营销手段。市场经济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消费者是上帝，决定献玉成功与否的关键人物是谁？是厉王？若卞和事先分析一下历王心态再决定如何献玉，就不会刖足了。如果我是卞和大可以先拍厉王的马屁，说由于厉王治理国家治理得好，竟吸引来了凤凰，再由凤引出玉，这个璞玉通过您手下比我专业水平高的玉工打磨成为玉玺，成为镇国之宝，成为执政之基，合法之源，历王哪有刖足之理。

 

此外，卞和不懂政治。你献一块石头说是璞玉，历王不懂啊。历史上，历来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历王不懂、武王不懂是正常的，但他的玉工高官懂啊。你不收买历王、楚王身边的高层次玉工，这些玉工明知是稀世之宝，能认同吗？玉工是干什么的，是为国家发现玉并及时充国库的。当时楚国能出玉的山也只有一两座山，这么大块的玉你都没发现？这不是玩忽职守吗？现在玩忽职守不过扣扣工资，降降级别，异地做官，那时是要掉脑袋以致株连九族的。高级玉工想到这些就自然不寒而栗，当然说这是块普通的石头啦。

 

为什么到文王继位时，卞和泣玉又能成功呢？核心是，以前两次是献玉，是自己找上门推销自己的产品，而文王时，时文王自己要拿找政府大单找生产厂家，以树立大国气象、改革决心与亲民形象，以及发现人才的自豪感。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自己的镇国之宝。据《战国策》载：“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有了璞玉、打磨成玉玺，成为治国之本、传承之信，合法了。不于是卞和的“泣玉”的销售手段自然有效。一方面说出新君千秋万代传承正统合法的核心渴望，文王那有不高兴的，卞和也为自己千古留芳，虽然付出两只大腿，死无全尸。

 

卞和为什么要献玉。我想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缺乏职业精神，而只强调道德感。卞和销售的发明、产品是璞玉，还是初级产品。卞和要做的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献玉，而是完善自己的产品，请玉工把石头形态的璞玉打磨成玉玺，但卞和没有这样做，他所做的就是不断献玉，不惜刖去双足。卞和献璞成语所所传递的信号是，道德的追求大于职业的要求。卞和刖去双足的古怪行为说明，一个道德感异常强烈的人是多么乐意于为证明自己的道德高度而不惜放弃他的肢体乃至生命，甚至因为肉体的受虐而获得一种亢奋、激昂、极致的道德体验。这种道德体验我且名之为“道德快感”。朱明王朝的廷杖制度不知给当时的贞士带来了多少屈辱和伤害。那么是什么支持着明朝的贞士们不惧酷刑，在廷杖下慷慨赴死般翘起他们的屁股？只能是他们的极为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在屁股受虐的同时，必须相信他们体验到了由道德信念源源不断分泌出来的道德快感。卞和三献璞玉，也是要楚王许他以“贞士”之名。“不负明主”、“表忠心”之类已然内化为贞士们的道德本能，即使心迹一时为主子所不明，肉体上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心头道德快感不由油然而生。他们发达的道德信念掩盖着的其实就是严重退化的独立人格，揭开其的道德面纱，不过一副奴才面孔。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群奴才的精神自慰罢了。“文革”中有些红卫兵将毛主席徽章别在胸前的皮肉上，外人观之骇然，红卫兵们则感受到奇妙的“受虐的道德快感”。

 

其实，卞和献璞丢了双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献玉，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献玉。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萨特告诉我们，他说当您今天在实验室研究原子弹的时候，你只是一个专家，只是一个化学家，而到明天，你走上街头去反对原子弹的时候，你就从一个专家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这就是专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如果卞和学一些从璞玉到玉玺制作的过程，不以楚国为己任，要就要不要拉倒的职业精神就不会丢去双足了，但遗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永远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