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年来，德成智库重视口述史的收集，编写和出版发行工作。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原武汉江汉大学校长杨卫东教授在论述口述史时指出：口述史在国际上虽然算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历史的学科，但已有悠久的历史。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北京德成智库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宪尧日前在香港大学和深圳大学分别做了《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的学术讲座，深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邀，华中科技大学拟定新学期请赵教授为新生在必选课中开讲“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为此，赵教授综合在港大和深大的报告内容形成了这份口述史文稿。

“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文稿近十万字符，图文并茂。征得作者同意，本智库公众号将分七次全文发表，以飨读者并请读者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作者参考，以期修编得更加完善更加有历史价值。本次刊发分以下七部分；一，中国城市建设史；二，新中国城市建设高等教育口述史；三，新中国革命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四，新中国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五，新中国改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六，新中国变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七，新中国城乡建筑拆迁口述史。在港大和深大报告前后与听众的交流部分内容亦相当精彩，我们分别将这两部分内容依次分别放在第一部分之前和第七部分之后。敬请读者关注。

先谈谈新中国城市和乡村历史文化保护问题，这是近年来我在武汉市城市建设领域谈论得比较多的话题。现在我想从城市与乡村建筑拆迁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可能更接地气些。

研究一个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的建筑拆迁史，在世界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可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思考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新中国是推翻私有制的封建或半殖民地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一个公有制的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正是由于推翻了私有制，城市和乡村里面的城市建设项目，主要是一些质量保存较好，历史文化传承价值比较高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统统收归了国有。这样拆迁起来就非常方便，没有阻力。不像欧美或其他国家坚持私有制，建筑物属于私有或一个法人所有，法律和习俗都认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有那些属于私有有价值的建筑物便一直流传下来。拆迁这些私有或法人所有的建筑物要走法律程序，那是非常麻烦困难的。所以我们到欧美其他国家可以看到百年前的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尤其是教堂清真寺庙宇学堂比比皆是，构成了一座座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城市和村落。其实，只要完整保存下来了一座城市一所村庄，它一定就是一座美丽的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或乡村。当然，这也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有关。譬如我在德国看到许多城市和乡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但战后重建，竟是对原有建筑物的复原。当年我去德国科隆市参观科隆大教堂时对我有极大的感动震撼。

现在我们谈起新中国城市建设拆迁史，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在北京，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双双保护北京古建筑的记忆，流传梁思成哭城墙的故事。但研究城市建设拆迁史的学者们其实更应该研究解放后陈占祥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城的发展规划所提出的建议书，所谓“梁陈方案”。他们提出保护北京老城区，在西郊新建城市中心区规划中央政府的方案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保护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可以说是世界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理论与实践经验。但他们的方案注定行不通，因为新中国公有制的体制使得我们有可能实现大拆大建改天换地展现新中国欣欣向荣制度优越的宏伟规划理念。所以当年，国家决定采取苏联专家的规划意见。苏联可以在莫斯科市中心保留克里姆林宫大教堂博物馆和红场建设成宏伟的国家和城市的新中心，中国就应该也可以保留天安门故宫建设博物馆人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新中国成立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崇拜苏联，认定“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新国家”，苏联专家的方案深入人心，得以实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教授和建筑专家们都接受过欧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教育，受过西方现代城市建设教育，具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理念那也是当然的。陈占祥教授被打成了右派，是否与他坚持自己保护北京古城的城市规划观点有关不得而知。但陈占祥先生坚强地度过了反右期间以及后来的文革时期，首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实际上仍然是我们中国城市规划界最有声望的老前辈。我们当年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当然还是非常赞赏苏联专家的这个方案。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方案使得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展现出一种朝气勃勃，生动活泼，自由民主，当家作主的崭新面貌。全国各地竞相仿效，大拆大建，建设游行聚会大广场宽马路。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效仿苏联莫斯科的红场，游行啊，示威呀，聚会啊，欢迎啊，声讨啊，莺歌燕舞火红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展示这些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成果革命的气魄。所以在北京规划设计建设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是很鼓舞人心很得人心的。

北京城墙拆除前旧貌之二

建设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尺度如此巨大，能供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在这里浩浩荡荡地游行示威聚会声讨载歌载舞。所以当时在老北京城大拆大建建成这么宽广的马路这么宽广的广场，这个方案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历史的必然为建设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拆除了那么多古建筑古民居，并不能为以后在改革时期大量破坏性的拆除大量历史文化建筑找到借口。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超常规发展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几乎摧毁了我国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梳理总结并汲取教训亡羊补牢是不应该的。

2012年2月14日，当年90岁的清华大学规划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院士获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荣誉：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这很鼓舞我国城市规划建筑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们，原来我们规划建筑领域也是可以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只是一般人难得这样的荣幸。吴先生获此殊荣据说主要得益于他对北京老居民四合院菊儿胡同的保护性改造规划设计。这项四合院民居改造工程早已让吴院士获得了诸多荣誉。由此，国家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可见一斑。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以后，历史上皇帝生活居住办公的故宫及其周边大小官员居住的胡同四合院统统收归国有，也住进了我国党政军机关和国家领导人。这里作为一个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完整地保护下来了。只是把妨碍马路拓宽，广场扩建的一些牌楼啊，四合院啊大量的拆除了。反正都是公有制的房子，拆迁改建也都十分方便。实际上解放以前北平市内有大量的私房，但是解放以后大都把它们改造成了公房，所以拆起来也就十分顺利。但大量没有拆迁的四合院里涌进来多户人家。拥挤的四合院的院子里，有的还搭建了很多辅助用房。原来一家人居住的一处四合院可能是个很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名人住宅，也就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儿，有些脏乱差。保留吧，不好看；把他拆除吧，感到又很可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你现在到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旁边大栅栏附近的那些四合院里看一看。那些四合院其实保留它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居民居住条件相当差。但是现在又不敢拆，也舍不得拆，处于两难境地。所以北京五八年那次大拆大建实际上也有他一定的合理性。解放前我在汉口灵光小学读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地点就在如今的协和医院里，隔壁就是中山公园，五三年灵光基督教堂连同灵光小学和一家烟厂统统拆除了，因为需要建设供节日游行集会的宽阔大道和广场。所以中山公园门口和中苏友好宫之间形成了一个集会广场。解放大道就像北京的长安街，也是个游行的大通道。所以这种拆迁对武汉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影响是不大的。而武汉市大量的古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武汉是和平解放的，没有打仗，没有破坏，那些民国时期的建筑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建筑都还是很好地保存下来了。比如我后来读小学时的华中里武汉中国人民银行职工子弟小学以及我们家居住的积庆里银行职工宿舍都很好的保存了下来。就像北京四合院一样，原来居住一家人的里分一个大门里四五家人搬进来了。比如我家住在积庆里43号，楼下住两家，楼梯边的亭子间住一家，楼上住三家，也就是本来住一家，非常舒服的，现在住了六家，当然拥挤。不过由于房屋建筑质量比较好，所以后来这些人家搬出去以后，房子也都保护下来了。我们住的43号一个门洞里住了六家。当时全国著名的汉剧演员陈伯华住在47号。他家当时社会地位比较高，一家住在楼上，还有一个大露台。另外一家住楼下，也就是他这47号门洞里住了两户人家，是非常舒服的，建筑保护得也比较好。所以 武汉里分不像北京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破坏得很脏乱，很厉害。所以也就保护得比较好。至于汉口这边，以孙中山铜人像为中心，周边的三民路民主路民生路民权路，这就是国民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不但道路两边的建筑没有受到破坏，而且连街道名字都保护下来了。所以说从历史文化保护角度出发，应该说武汉当年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至于几个租界区保护的更好，因为租界区的房子建筑质量很高，建筑艺术也很好，都是欧式建筑，美国的，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都建了很多。沿着江边建有办公楼，住宅楼，仓库码头，还有武汉关一带整条路，花楼街，江汉路，中山大道都保护得非常好，一些标志性的建筑标志性的街道。武昌也是保得很好的。包括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辛亥革命红楼，还有阅马场附近的两广总督府都保护得很好，没有受到破坏。特别是这个建设初期，一五计划，二五计划期间，就是20世纪中期以后所建设起来的一些重大项目，苏联援建我们的武汉锅炉厂，武汉钢铁厂武汉车辆厂的厂房建筑和工人居住区建筑，包括小东门的电力宿舍青砖宿舍都非常有特色相当舒适。上世纪50年代所建立这些工业建筑和工人住宅区建筑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都保存下来保护利用相当好。但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建设非常规发展的高潮期间几乎都被拆除得面目全非。这叫我这个老武汉的市民，还可以到哪里去寻找乡愁？

“我是农村人”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话。这句话也常在一些场合的报告中对听讲的城里干部们说，我生怕他们忘记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完整的说法是“你不是农村人，你爸爸一定是农村人；你爸爸不是农村人，你爷爷一定是农村人”，“什么你都离得开，就是农民，农业你离不开”。所以我对看不起农村，看不起农民，看不起农业的学生，干部，包括我的子孙后代也很是看不惯，以为他们是不孝，是忘恩，是缺德。新中国成立前1948年我就跟随父母离开了故乡河南省泌阳县泰山庙赵庄农村，一直到2015年前后过了从心所欲之年才断断续续开始回老家看看家乡和家乡的爷爷叔叔兄弟和侄儿侄孙们，也算是寻找我的乡愁。家乡儿时的印象虽模糊但历历在目：蜿蜒流淌的沙河，清澈见底的池塘和岸边的垂柳高高的梧桐，油绿油绿的庄稼，爷爷家两进四合院中有六级石条台阶灰瓦飞檐的堂屋，还有前院那棵高大的枣树以及后院里的无花果和藤萝……初回故乡，乡愁无处寻找。回去的次数多了，呆下来的时间长了，突然怅然若失：年轻人靠外出务工赚了些钱在邻近马路边盖了新楼房，老村的池塘干枯，垃圾成堆，尚存的四合院老宅全都破破烂烂东倒西歪居住着还在种地的父老乡亲们。我寻遍了老村落，院里院外竟然没有看见一棵古树老树。乡亲们告诉我，土地承包池塘承包地分房，属于自家地里院里的大树都砍倒卖掉或盖房子做棺木了。偶尔回乡寻找乡愁，几年前竟几乎变成了常住重圆旧梦。协助驻马店市规划设计院编制赵庄乡村振兴发展规划过程中，也在赵庄学校给小学生们讲了一门《道德与法治》课，也还想为孩子们和父老乡亲们建造一座乡村图书馆。也才有机会以自己故乡为例梳理一下新中国乡村建设发展历史，编制实施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划。梳理历史为的是建设未来。我从一直在农村坚守的堂兄堂弟口中，慢慢理清了农村，我的故乡为什么会历史建筑几乎被拆除殆尽荡然无存？古树名木砍伐得一棵不剩？河流沟渠池塘干枯断流？

乡村振兴中传统村落保护性修建规划

泌阳县泰山庙乡赵庄村历史上原属于历史文化底蕴丰盛的南阳郡，1965年5月16日从社旗县析出开始隶属驻马店管辖。顾名思义泰山庙乡从清代初期就建有一座占地百亩飞檐画廊建筑辉宏的大庙，供奉过多神佛祖张天师黄飞虎。赵庄赵姓始祖赵建德赵建玉兄弟捐建泰山庙的大石碑至今保存完整。这座宏伟的历史文化建筑泰山大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对封建迷信运动中被收归国有，继而作为了人民公社办公室，学校教室，乡政府大院。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将各路神仙塑像尽数推倒砸毁，空空荡荡的大庙迎来了改革开放时期，乡政府决定拆除泰山大庙全部飞檐画龙厚墙重瓦的大殿神堂建造了一处现代化的办公楼房。至此，泰山庙乡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东岳泰山庙荡然无存，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渐渐富起来了，信神信教的人多起来了，他们集资在自己的土地上又建起了一座新的泰山庙，建筑低矮不成制式也还是供奉多神，甚至承包给了几位道士挂起来泌阳县道教协会的牌子。还就在这座小小的泰山神庙旁边，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们集资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基督教堂，每个星期固定时间有牧师布道讲经。乡村振兴的内容包括文化振兴，我想泰山庙乡还缺少一所现代化书院，这个梦想促使我决心在赵庄村委会的支持下创办一所书院泌阳泰山赵庄“玉德堂书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赵庄村原有100多户人家，大都姓赵。我的高祖有三个孩子，老大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便是我的爷爷，我们这一个家族都叫他大爷，二儿子是我的二爷；高祖的二儿子也有两个儿子，那就是我的四爷和五爷；高祖的小儿子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我的三爷。所以我的祖辈一共有五个爷。这五个爷中，大爷和二爷是亲兄弟，当年他们兄弟俩分别从曾祖父那里每家分得百十亩土地，日子过得都不错。大哥行医做生意修桥补路勤俭持家送子上学读书，赚钱卖地盖屋，土地越来越多雇佣长工短工数人，1950年划为地主；弟弟老二，就是二爷豪爽大鱼大肉，远近结交朋友，挥霍浪费变卖土地，土地改革划为贫农。亲兄弟俩一家地主一家贫农，全村平分土地平分住房，各种各的地，各起各的灶。大爷和二爷还是住在祖上留下的两进四合院里，大爷住在后院，二爷住在前院。典型的北方农村富裕人家的两进四合院，宽敞，高大，气派，雕梁画栋非常漂亮。土改前大爷在这个家族中比较富裕，也习风水看地又购置了一处风水宝地宅基地准备再盖一处四合院给弟弟一家，自己则将祖宅扩建为三进四合院光宗耀祖。土地革命分地分房真忙，大爷二爷发展家业的梦想破灭，兄弟两家依旧共住祖宅双进四合院。二爷家人丁兴旺，前后两个婶娘生养了四个男孩子，我称大伯，三叔，四叔，五叔。我的爷爷也是前后两位奶奶但只生养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爸爸，叔叔们称呼我爸爸“二哥”。因为在农村里生了姑娘嫁出去没有在家里分房屋土地的权利，所以二爷家四个男孩长大结婚生子也要分家。农业合作化期间，土地属于国家或公社所有，家庭儿子分户大队可以划给宅基地，但盖房需要各家自己操办。二爷家又分出的四个家庭都要盖房子，宅基地有了，大梁檩条门窗的建筑材料从哪里来呢？拆除祖宅高屋大房分给弟兄们自建蜗居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这样我二爷家把高大的堂屋正房拆除，拆下来梁啊柱啊砖啊瓦啊统统分给了大伯和三位叔叔，他们就分别盖自己家的四处小四合院。改革开放后，叔叔们和兄弟们都出外务工，也都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住在城里高楼大厦。农村的四合院东倒西歪破破烂烂，重建无人住，流转舍不得，未来的命运一定是再拆再建留作祖产。我指导驻马店规划设计院在赵庄乡村振兴发展总体规划中将老村按历史文化古村的要求规划成传统北方农村四合院，永远留存保护起来，再一个六十年后，赵庄村再也没有无谓的拆拆建建，一座历史文化村落就会熠熠生辉地坐落在中原大地上。

受学院党委派遣，1991年我在改革开放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创建武汉城建学院海南规划设计研究分院。第二年接受了一项特殊的规划设计任务-编制海南省琼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完成这项规划任务主要是由退休教师吴年，闫林甫两位教授带领两位刚毕业的规划专业的学生完成的。为了做好这项规划设计，我们跑了海口，府城，澄迈许多地方，发现了许多即将要被拆除的历史文化遗迹，府城古城墙，城外石板路，钟鼓楼，琼台书院，丘浚故居，海瑞故居，苏东坡旧居等。我在澄迈老城海边还发现了苏东坡离海岛时写的《澄迈驿通潮阁》诗中的飞阁遗址和那座长桥。苏轼诗写道：

我站在直通船码头近百级古老条石台阶上远望，一座凌空飞架的弧形拱桥，那一定就是当年苏轼遇赦回归离岛登船时引起他无限感慨和遐想的那座长桥，我的脚下就是他离岛前小憩流连的澄迈驿通潮阁遗址。我再三叮咛规划局领导要保护好这座宋代码头遗址，码头条石台阶，通潮阁遗址，尤其要保护好那座宋朝就存在的石拱长桥。我在澄迈老城还发现了一处非常宏大的建筑群，从它高大的大堂四周围合的院墙古老的大树和周边数十间隔离的小间断定这里就是明清期间海南岛读书人进取秀才举人的考试院。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一一标注了它们的保护范围保护项目和保护要求。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否都还保护完好，没有被拆除。

2002年历史文化名城琼山市划归海口市，2007年国家批准公布海南省海口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几年后海口市政府决定启动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2011年我正和我的夫人张芷香医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小住并考察，也去佛罗里达大学学术交流。一天突然接到海口市城市规划局领导打来的越洋电话，请我立即到海口接受编制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任务。这年我刚好七十岁，完全退休离开了教学岗位。但我知道海口市政府对我的信任依旧，能接受一所省会城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属荣幸和不易。所以回国后，立即到海口商定了编制规划的合同，就返回学校向规划建筑学院李保峰院长作了汇报，立即组成了以李保峰教授为项目负责人，我和丁建民，任绍斌为项目组成员奔赴海南会同海口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两位规划师密切合作开始了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虽然有琼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基础，但毕竟编制范围扩大了许多，现场调查工作量极大，难度也极大。而且当时海口市的城市建设正处于超常规快速发展期，许多保护项目都处在拆迁建设和保护的交错之中，任务艰巨又紧迫。我们调查中发现海口市有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保护。比如海口的炮台，海口的老街，海口的海瑞墓等等。特别是到正在紧锣密鼓拆迁和大规模建设的海甸岛入海海甸溪沿岸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沿河北岸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的八座精美古老的庙宇和关康庙四周几处古老的深宅大院以及历史悠久还在节假日演出地方戏曲的沿河戏台，十分令人惊喜和激动。从东到西依次坐落着关康庙，一庙，二庙，三庙，妈祖庙，四庙，五庙和六庙，分别是先后移民到海南的大陆人建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多种神教宗教建筑，极其富有历史文化价值。譬如海甸溪东头的气势宏伟的关康庙供奉的神位是山西人关羽（关公）和北宋抗辽名将康保裔（康王），体现了首批移居海口的大陆人信奉忠孝仁义礼智信儒家文化。关康庙建筑非常精美，里面供奉着关公和康王，庙外古木参天，码头戏台完好。还有几户深宅大院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建筑。当时这里紧锣密鼓正要拆迁。为了抢救这些优秀的历史建筑，我多次去到几座庙宇，一方面动员庙宇附近的原住民呼吁保护古庙，一面到建筑工地宣传保护古庙的重要性和积德行善。更迫切地是和市规划局与开发商沟通修改修建性详细规划。规划局基于海口市总体规划和海甸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都没有涉及到保护古庙和古建筑，感到与开发商沟通困难。我又紧急赶到北京，到海口市总体规划编制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找到总规划师王景慧先生，王先生是我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权威专家，他看了我递上的八座古庙的照片听了我的介绍也非常兴奋。他对我说，当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在做海口市总体规划的时候，没有发现这样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你们现在发现了当然要极力保护起来，阻止拆除古建筑。王景慧总规划师亲自动手为我们的规划修改文稿，要求一定要好好地保护这八座古庙。我了解到完成海甸溪片区详细规划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的研究生孙成仁博士，恰巧孙博士大学本科阶段是我的得意门生，所以一拍即合，在规划设计方面排除了保护古庙的困难。为了保护海甸岛上的这八座古庙古建筑古戏台古树名木古码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规划局领导和开发商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支持，得到了原住民的热烈拥护，终于让开发商修改了规划设计，原地或异地完整保存了这些古庙古建筑。真可谓功莫大焉，值得海口市城市建设历史记载下来。

变革时期开始的全国炸楼拆迁高潮此起彼伏

说到改革开放非常规发展建设高潮期间的非正常拆迁，可谓理由千奇百怪令人痛心与深思。建于1956年的武汉极为精美的优秀历史建筑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于1995年改革开放高潮初期就被野蛮炸毁。这栋具有苏式建筑风格和民族传统建筑元素的大型公共建筑不但建筑技术价值建筑艺术价值都堪称经典，她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是不可替代。改革开放城市建设高潮的到来冲昏了开发商和政府一些官员的头脑，以更新改造城市面貌建设发展为名，境外开发投资商与湖北省以及武汉市某些高官一拍即合，号称投巨资重新打造中山公园武汉展览馆世界水平城市展示广场。于是武汉市最具有特色的公共建筑及其市民广场被整体炸毁，夷为平地。武汉展览馆炸毁时我还正在海南维持着武汉城建学院海南规划设计研究分院的运行，但我大学里的同班同学还有几位正在武汉市城市建设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回到武汉市问起武汉展览馆被炸的原因，他们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倒是告诉我为了给炸毁这座坚固的建筑他们去那里找到了几条墙体裂缝认定她是危房。我气愤地对当时操作此事的市政府建筑技术负责人说“你为什么要在认定危房决定炸毁展览馆的报告上签字？”这位校友的回答很是令人感慨“我不签字，撤下我换个总师还是一样得签字”。2002年汉阳建在长江大堤内的超大超高层住宅群也被一次性爆破轰然倒塌夷为平地，理由据说是“妨碍行洪”，朱总理很生气指示炸掉。令人费解的是，这群号称“武汉外滩花园”打着营销口号“我把长江送给您”七八万平方米的江滩建筑群竟是经过严格审批的合法建筑物。据时任武汉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我的大学同班童同学告诉我“当时审批时就有不同意见”。如此说来，违不违法竟是官大的说了算。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京汉铁路与武广铁路顺利对接为京广铁路，配套工程武昌火车站同年竣工。当年她是武汉市最为现代化的最大的火车客运站，建筑风格朴实无华大气壮观承载着武汉人的骄傲和远方的梦想。但谁曾想到2006年打着改造扩建的旗号被炸毁，旧貌换新颜，满足了一些官员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将这座优秀历史建筑群夷为平地。何其痛心。如果说武昌火车站骄傲地矗立五十年，你借口她“老了”弃之如埃尘。那么建于1990年使用不到二十年的崭新的汉口火车站你便喜新厌旧打着改扩建的旗号于2008将其炸毁，于心何忍。如果这一建一炸再一建三项巨额费用让炸楼决策者出资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们会签下自己的大名吗？不会的。只有当他们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名利双收，他们才会无所顾忌耗费国家的巨额资金。

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落成通车典礼

像武汉锅炉厂这样大型重工业国有工厂设备贱卖，厂房拆迁，大型住宅区炸毁夷为平地，地价飙升高楼大厦平地起建造起超高层商品房巨型商业娱乐中心一定是新中国改革时期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的典型。它受害或得利于改革开放使得土地成了有价的商品，可出让可增值可支持土地财政可助力经营城市。其实我早在1992年在海南省创办规划建筑市政设计院时就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年，我所领导的这所设计院在海南省儋州市规划设计了许多政府和开发商的建设项目。开发商交付设计费十分爽快，但市政府的项目规划设计费支付大多是扭扭捏捏拖拖拉拉。待到儋州市政府欠了我们设计院两百多万元设计费没有财政能力支付时，很友好的市长张力夫便打算用土地代替设计费划拨给我们。我指派合校后担任过华中科技大学工会副主席的祝道甫同志与儋州市政府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成立武汉城建学院儋州房地产开发公司，拟定学校党委书记马耀东任法人代表，准备试行在海南房地产领域大干一场。可惜学校纪委书记吴盛球副书记胡赛君不懂也不同意执意要我追回现金规划设计费。大学开办房地产开发的尝试失去了机遇，政府欠的规划设计费也无法收回成了坏账，鸡飞蛋打一场空。但土地可以开发可以增值的道理我是牢牢记在心里。因此，武汉市政府拆迁锅炉厂炸毁武锅居住区，我是完全理解的。理解不等于认同，所以当2015年武汉锅炉厂大规模炸毁拆除时我依然在中心花园和工会俱乐部门前徘徊，倾听老工人们的不舍与苦衷。那是我们华中科技大学老城建学院的五位老教授聚在一起关心城市建设向武汉市政府上书建言的第一封信。希望市政府和开发商手下留情尽量保存一些新中国早期建设起来的工业遗迹厂房和生活居住建筑。我们也知道没有回天之术，得到规划局负责同志的电话答复后也便偃旗息声心安理得了。

不过，2016年无端炸毁2000年竣工交付使用的武汉大学工学部教学楼大楼却总是令我们这些城市建设者们义愤填膺。这栋4万多平方米的大学教学大楼是在武汉大学合校前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倾力建造的，十六年来为武汉大学培育扩招后的历届大学生教学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能凭多年后武汉市制定的东湖绿道的一段文字规定一炸了之呢？我曾问过华中科技大学规划建筑学院院长建筑学权威专家李保峰教授“你参加过炸毁武汉大学教学楼项目的专家论证会吗？会上专家同意炸毁了吗？”保峰教授回答“参加过论证会，没有一位与会专家同意炸毁这座教学楼。倒是提出了不少诸如垂直绿化镜面玻璃开洞降高的技术措施。”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