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多年来，德成智库重视口述史的收集，编写和出版发行工作。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原武汉江汉大学校长杨卫东教授在论述口述史时指出：口述史在国际上虽然算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历史的学科，但已有悠久的历史。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我国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北京德成智库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宪尧日前在香港大学和深圳大学分别做了《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的学术讲座，深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邀，华中科技大学拟定新学期请赵教授为新生在必选课中开讲“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为此，赵教授综合在港大和深大的报告内容形成了这份口述史文稿。 “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文稿近十万字符，图文并茂。征得作者同意，本智库公众号将分六次全文发表，以飨读者并请读者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作者参考，以期修编得更加完善更加有历史价值。本次刊发分以下六部分；一，中国城市建设史；二，新中国城市建设高等教育口述史；三，新中国革命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四，新中国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五，新中国改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六，新中国变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在港大和深大报告前后与听众的交流部分内容亦相当精彩，我们分别将这两部分内容依次分别放在第一部分之前和第六部分之后。敬请读者关注。
赵宪尧教授：变革时期城市建设口述史
现在叙述变革时期我国城市建设领域发生的那些值得记忆的事，物，人，想从2000年全国大学大合并，争先恐后想进入世界著名大学之列说起，其实并不贴切。变革时期从何时开始？历史学家也没说清楚，实际上也说不清楚。我们说遇到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同样说不清楚，但这个时期确实存在，它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特点。但我所看到的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变化，无论理论与实践，好像是从2010年前后开始的。这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从非常规快速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出现诸多问题，需要冷静下来思考，总结经验教训，应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的时间节点上。这时我国真实的城市化率正好到达50%左右。那年我刚到七十，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第三次去美国在佛罗里达州居住考察了两个多月。儿子赵逵准备晋升教授去佛罗里达大学作访问学者，我与老伴张芷香医生借机去到那里居住考察。也到佛罗里达大学讲学，给那里大学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和教授们讲从美国引进的交通规划模型不适应中国城市建设特点和对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我向美国同行们介绍我们提出的“交通出行反向预测”和“交通情景规划”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规划成果，得到美国同行们的赞可。归来以后，完成了一本《可持续发展城镇（市）化道路——美国佛罗里达州考察纪略》专著。我以为，这本专著便是论述我国城市建设变革时期人事物相互映照的历史记载和经验教训总结的开始。这本书在学界和社会影响都很好，连连受到城建学院退休老院长任周宇教授和清华大学规划建筑学院李瑞敏教授等同行们的好评，热情推荐。这本书成为畅销书，多次印刷出版发行。和这本专著几乎同时出版发行的另一本杂谈录《大城诤言——一位城乡规划与建设领域教授的心声》更是受到了社会广泛的欢迎，大量盗版书被买到了天价。这两本书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我国城市建设进入变革时期初期发生的事。至今盗版书仍在市面流通，可听可读的电子书上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得到。华中科技大学合校成立完成时，我就从海南回到了武汉，跟随交通系被并入了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这个学院还有老华中工学院的保密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系。合校后，城市规划与建设专业迎来了一波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开展综合交通规划，公共交通规划和交通安全规划的高潮。这时，华中科技大学交通学院交通系在掌握交通三大规划的核心技术方面，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们交通学院三位教授配合三位副教授组成了三个规划设计研究小组，在湖北省和全国十几个城市开展了三大交通规划的编制工作。海口市，黄石市，十堰市，潜江市……都留下了华中科技大学不俗的规划业绩，我们的教授们更是在各地担任项目评审专家忙得不亦乐乎。海口市政府政府成立城市规划委员会，我被聘请为专家委员。同时也被聘请为武汉市城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道路交通专业委员，常年奔波于武汉市与海口市双城之间参加道路交通规划设计和评审工作。由于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武汉城建学院海南分院的出色表现，即使在我们撤离了海南，2012年海口市政府决定开展《编制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工作时，决定将这项重要的规划交给我们完成。这一年我早已退休，但还是与规划建筑学院院长李保峰教授一起同丁健民，任绍斌教授一起完成了这项重要的规划项目。次年，规划成果获得海南省规划设计二等奖。几乎同时我所主持的《十堰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获得2013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在变革时期我所亲力亲为的几件事情在全国和湖北城市建设历史中我想还是值得记述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建设部副部长黄艳女士在广东东莞市召开的全国城市规划年会上的书面发言中，高屋建瓴提出的“城乡规划七不准”；第二件事是贯川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湖溪河的成功改造；第三件事是武汉市规划局要求上海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武汉长江新城总体规划；第四件事是武汉长江左右岸大道四层立体道路系统规划设计方案；第五件事是基于郑州七二零暴雨成灾引起对大城市安全经验教训的建议；第六件事是对1+8武汉城市圈生态环境研究的成果问题；第七件事是关于乡村振兴规划建设战略的实施问题。下面我简单叙述一下，请大家讨论指教。
改革时期与变革时期交替之际提出“城市规划七不准”的黄艳副部长
先谈第一件事。2017年11月下旬，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在会议上，建设部副部长以书面发言的形式报告明确提出了“城乡规划七不准”。这次会议在东莞市召开本身就象征着我国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了变革时期。过去所有的规划年会都是在特大城市召开的。这一次是在一座曾经的小城镇召开。东莞市在改革开放前只不过是一个小乡镇，镇长行政级别正科级。改革开放时期因其毗邻深圳而快速进入了超常规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使东莞市迅速崛起成为一座著名大城市。我在2015年一月份出版发行的专著《可持续发展城镇化道路》中所提到的所有观点和我国城市建设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变革时期所应总结的经验教训，几乎都体现在黄艳部长在会上提出的“城乡规划七不准”中。这位建设部年轻的女副部长，以其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她的远见卓识，谈到了在改革开放高潮时期非常规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过度开发依赖开发区，过度开发房地产，致使走上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她所提出的七不准实际上正是针对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在改革开放期间存在问题的反思和在变革时期接受经验教训的应对策略的思考。在201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东莞）上，黄艳副部长提出城乡规划“七不准”如下：
1、不允许套用简单、程式化“规划原理和方式”对待所有被规划的城市，从规划编制源头，要敬畏城市历史和自然，正视城市问题，科学研究城市未来；
2、不允许好大喜功、浮夸城市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必须有标准、指标的支撑和评估检查；
3、不允许为了扩大建设用地规模，违反城市发展规律，人为的做大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必须建立在历史数据和科学判断、政策支撑的基础上，城市规模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上；
4、不允许违反生态自然环境，为了过分强调开发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方便，断流盖河、削山填湖，根本性的改变原有自然生态系统；
5、不允许简单套用城市规划的方法用于村庄规划，破坏乡村和田园风貌，形成“兵营式”新村；
6、不允许忽视存量空间资源的规划，要把低效用地资源的使用要求纳入到规划统筹，今后的规划重点目标是存量用地；
7、不允许做“没有用”的规划，任何规划都要考虑规划的实施落实可行性、必要的配套政策机制、行动计划和分工、考核机制和方式。
黄艳副部长在广东东莞发表上述“城乡规划七不准”讲话时，我正在深圳住在女儿家亲人聚会。我教过的一个城市规划班三十几位学生那一次竟有近十名同学参会，他们也都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担任着局长，总规划之职。同学们来看我，告诉我黄艳副部长的讲话内容，我很受启发，也很高兴，让我看到了主管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领导的理性与智慧。但我感到她应该对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讲而不是对基层技术干部讲。因为在我国掌管城市规划建设权力的人是书记和市长，而书记，市长在一个城市换得特别勤，任职时间特别短，对一座城市的建设现状和历史来不及深刻了解。所以我当时对他们说“黄部长在不适当的地方对不适当的人讲了适当的话。”第二件事是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湖溪河在改革时期的污染及其在变革时期的成功修复和改造。湖溪河工程可以说是我国改革时期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引起严重环境污染的典型案例，而其改造成功则是变革时期总结经验教训求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典型。1983年重建的武 汉城市建设学院选址在马鞍山麓东湖之滨。在这一片美丽的土地上有一条清澈见底，流水潺潺的湖溪河从南向北流入东湖。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建成了。教学大楼图书馆实验室教工住宅学生宿舍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数千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在这城市建设蓬勃发展的的改革开放时期，学校和武汉市像全国许多城市一样，进入了城市化进程非常规快速发展阶段，同样快速丰富起来的教学以及教师学生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固体污染物和污水使这条清澈见底的河流逐渐变成了一臭水沟。直到华中工学院，武汉城建学院，武汉同济医学院合并成华中科技大学，这里的建筑物数量更加迅速增加，建筑密度建筑高度都在不断提升，这条河流的污染也在不断加重，威胁着这所大学的环境和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学校和市政府也曾数次投资对河流整治和修复，但治标不治本，阻挡不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丝毫得不到改善。2015年，华中科技大学城市建设领域五位老教授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忧心忡忡，决定进行大量调查和资料收集，提出方案，向武汉市委市政府递交一份彻底治理这条臭水沟的建议书。书记市长收到这份建议书后，十分重视，委派张光清副市长带领武汉市规划部门环保部门以及东湖高新开发区的有关领导到现场考察，联合办公，制定了治理这条被污染的河流的改造建设计划。紧接着，规划设计单位多次认真征求华中科技大学这几位老教授的意见，科学编制出河道治理和环境优化美化方案。由于市政府有力高效的措施和华中科技大学密切地配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条河流恢复了他昔日的风采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河道疏通整理了，护岸加固了，树木栽植了，两岸绿道建成了，污水截流了。今天你再到华中科技大学东校区看看这条从南到北贯流校区的河流和他上面造型别具一格，科学技术含金量很高的桥梁组成的河流生态环境景观带，恐怕在全国各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她完全可以与英国剑桥大学里康河康桥相媲美。这条湖溪河在改革开放高潮期间被污染，在变革期间被改造，典型地展现了我国城市建设在改革时期和变革时期的城市建设发展历史。
华中科技大学湖溪河上最具文化艺术特色之一的书卷桥夜景
第三个事情谈谈武汉长江新城的规划和他的建设问题。2016年，武汉市政府决定规划建设武汉市最大规模的国家级开发区，选址在武汉东北方向长江下游和武湖之间这一片河湖交辉庄稼丰收绿树成荫的生态保护区内。在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中，这里被划定为武汉市绿化系统五大绿楔之一，还是最大的绿楔，面积500多平方公里。市委市政府领导雄心勃勃，决心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武汉最现代化的“未来之城”，申报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在这之前，在河北省白洋淀，闭门规划的雄安新区规划方案和建设方针已经公布。显然武汉市政府想以武汉长江新城对标河北雄安新区。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开始阶段规划设计方案国际招标声势浩大。也还是华中科技大学那五位城市建设与规划领域的老教授，发现这样的规划思想和规划目标还是停留在改革开放高潮时期的思维模式，显然是不适宜的。我国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变革时期，正需要总结改革时期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新形势下变革时期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新特点，新要求，新思想，新理论。再不能走忽视环境保护，依靠开发区的特殊政策特殊管理模式的过时路子。五位老教授在写给市委市政府的建议书中，指出了这个长江新城规划高强度开发建设选址违背了武汉市既定的科学的总体规划，要将这一块绿色的天然保护地变成一个高强度开发的城市新区，也违背了在长江这条敏感的生态带“要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规划原则。同时盲目扩大人口规模，遍地开发建设都是不适宜的。管理上还停留在依托开发区这种形式申请成立国家级开发区，计划分流已经蓬蓬勃勃发展的武汉东湖高新开发区，汉阳武汉开发区以及各个区里的省级，市级和区级开发区的投资和建设项目，这都是很不合适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得知华中科技大学五位老教授提出反对长江新城的大规划方案后，十分重视，礼贤下士，派出开发区主要领导张文彤主任带领市发改委市规划局有关领导到华中科技大学认真听取这五位老教授的建议。并委托他们对长江新城规划做出自己的研究。早已退休的老教授们会同自己在职的学生（他们当然早已是本专业的专家教授了）和学生的研究生们完成了“武汉长江新城发展需求、模式和规划设计研究”和“武汉长江新城总体规划与交通发展规划同步规划协调发展关键技术研究”两项研究项目，提出的研究成果和建议认为：在长江新区这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规模100万，重点建设滨江和阳逻两个中心城区，每个中心城区15万到20万人口；规划建设十几个特色小镇，每座1万到2万人；几十个田园综合体，每处2000人左右；百余座集体和家庭农业生产基地，农场发展现代农业。为发展高科技产业，运输业，服务业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同时更要重视这里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发展好农业生产。显然这与上海同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按照武汉市规划局提出的发展到250万人，高强度开发这500平方公里，长江新城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规划思想规划理念和规划目标完全不同。武汉市政府将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的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并希望同时批准规划和这里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幸运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城市建设变革时期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环境资源部领导和专家们有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决策。对这个上报的规划方案和申报国家级开发区作出了与华中科技大学五位老教授提出的规划方案与建议几乎完全一致的批示，要求重点发展两个城区，城市规模控制在100万人左右，保护这片土地的生态环境和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这种进入变革时期的城市建设模式。这个例子也是非常典型的反映了我国城市建设从改革时期到变革时期所出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值得记叙的典型案例。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封闭式设计的雄安新区规划图之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封闭式设计的雄安新区规划图之二第四件事，与上述武汉长江新城规划几乎同期，武汉市委市政府和规划局的一些领导和专家无视长江流域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的战略思想，规划打造武汉长江“发展轴”。其中“交通轴”要求沿长江规划打造从一环到五环贯通整个城区的长江左右岸大道，规划建设四层立体道路系统。这种道路交通规划方案，显然无论从宏观上，中观上和微观上都是不科学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武汉长江左右岸大道按四层立体道路系统设计，第四层建高架快速路连通武汉市一环到五环；第三层建悬挂式轨道交通通行公共交通；第二层建高架自行车专用道；地面道路供行人通行。仍然是华中科技大学城建五老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变革阶段，提出这样在长江左右岸大道四层立体道路方案，显然是不现实，不科学，不可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几经周折，这个规划方案以及后来想在汉口沿江大道实施的两层方案，都得到了抵制和否定，恢复到正常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理念和城市建设思想。
武汉长江主轴之交通主轴-四层立体道路左右岸大道规划设计第五件事。便想以郑州市2021年7月20日那场暴雨酿成城市被淹，车毁人亡的重大城市安全事故为例，来看看在非常规发展阶段城市建设所造成城市安全巨大风险以及在我国城市建设变革时期新形势下认真思考所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个问题，下面全文引述我们向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书写的建言书附件如下：郑州“7·20 水灾”酿成特大事故原因与责任的简要分析与说明、建议2021 年7 月 20 日前后，自 7 月 17 日到 23 日，我国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属于极端气候天灾。郑州市累计面雨量达到 534 毫米。尤其是 7 月 20 日下午四点到五点，郑州小时最强点雨量达到 201.9 毫米。20 日郑州出现最大日降雨量 624.1 毫米，接近郑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 毫米），为郑州国家气象站建站以来观测最大值（189.4 毫 米，1987 年 7 月 2 日）的 3.4 倍。水库、河流洪水大幅超历史流量，堤防出现多发重发险情，城区降雨量远超排涝能力，受淹极其严重。面对极端气候形成的天灾，由于历史原因和当时郑州市政府和社会普遍存在的应对应急风险意识不强，准备不足，组织不力，处置不当现象，酿成车毁人亡特大事故。7 月 20 日当天，星期二，大雨倾盆，险情频发。许多群众仍然正常出行，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仍然按常态运转。人员密集场所、城市隧道、地铁、城市地下空间（停车库、商 场、仓库、地下室等）以及临河临坡居民点等对水灾风险敏感地方，没有提前采取有效 的避险防范措施。致使全市因灾死亡失踪 380 人。尤其意外的是在地铁五号线死亡 14 人，在京广快速路长大隧道死亡6 人，247 辆汽车被淹。郑州“7.20 水灾”酿成车毁人亡特大事故中死亡失踪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 7 月 20 日下午特大暴雨集中时段。主城区死亡失踪 129 人，水淹溺亡为主因，分散在居住区内 地下室、街道、地铁、桥涵、隧道等多处。反映出郑州市主城区缺乏应对应急安全风险 防范规划设计与管理指南，防洪排水能力严重不足，地下构（建）筑物（地铁、隧道、 地下室、地下车库、仓库、商店及其他公共地下空间）缺乏科学的应急安全风险防范设计。山丘乡村暴雨成灾死亡失踪 251 人，也都集中在 7 月 20 日下午时段，因山洪、河流 洪水暴涨冲淹时发生。反映出郑州市排洪泄洪水库、河流、沟道淤堵萎缩，建筑物违规 临河跨沟建造，导致阻水溃坝决堤，水位迅速暴涨。以上问题反映出郑州市长期以来在 城乡发展中重建设、轻管理；过度追求规模、速度，不顾科学规划、精心设计；重视形 象工程，面子工程，轻视民生工程，安全工程。尤其缺乏应急安全风险防范工程理念， 指南与规划设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现象在全国许多大城市，譬如在武汉市都是普遍 存在的。造成如此惨痛的事故和损失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警示郑州和武汉等全国所有大城市，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科学有效地应对应急风险 （主要包括暴雨水灾，突发火灾与恐怖爆炸），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对水灾应急安全风险靠的是防洪、泄洪与排涝等三项应急安全工程科学地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郑州防洪泄洪水库、河流、沟道排水系统不合格、不达标、不合规 现象十分普遍，相当严重。郑州郭家咀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的水库。设计总库容 487.6 万立方米。多年来，自然淤积，人为占用，致使当前总库容仅有 222.3 万立方米，不足 设计总库容 50%。郑州南四环路跨水库泄洪道张李垌沟桥在建设时修路占道，弃土弃 渣，导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无法正常泄洪。临近地铁 5 号线五龙口停车场的五龙口明 076 大城安全 沟西侧弃土带长 300 余米，还直接实施了明沟加盖工程，严重阻碍洪水排泄。近年来，郑州市城区建设用地急剧扩大，城市雨水排放系统规划设计标准不高， 建设落后。全市雨水管道仅 2400 多公里，不足需求的一半，排水明沟等市政设施 “十三五”期间改造达标率仅为 20%。“重面子，轻里子”，计划投资的534.8 亿海绵城 市建设项目中，已经投资的 196.3 亿人民币，真正与雨水排放相关的仅占 32%，用于景 观，美化绿化竟占 56%，其余 12% 用于其他。多年来政府投资项目重面子轻里子，重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轻地下工程、民生工程。终于在水灾应急安全风险面前软弱无力， 捉襟见肘，酿成大祸。三、地铁、隧道、地下车库、地下公共建筑等应急安全风险防范设计与管理2021 年 7 月 20 日下午三点刚过，郑州地铁 5 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多处围挡被水冲倒。不到一个小时，地铁 5 号线已经多处进水。地铁现场和公司管理人员都没有采取任 何应急安全措施，规避风险。直到傍晚六点零四分，方才发布线网停运指令，而这时行 运在两站之间的列车已经失电被迫停车。停车半个多小时后，司乘人员自行组织下车， 沿维修步道平台疏散失败，再次退进车厢。直到晚上八点左右，地铁公司才组织救援， 四百多名司乘人员被困车厢近两个小时，造成重大伤亡事故。郑州地铁公司从上到下，对应急安全的风险认识，应对知识，处理能力与主动性严重缺乏，充分暴露了郑州地铁 管理部门领导的失职，缺乏应急安全风险防范科学知识的严重性。几乎与地铁 5 号线进水同时，7 日下午三点，郑州京广快速路北隧道西洞引道出口 路面积水已经达到 40 厘米。半个多小时后，三条车道上的行驶车辆出现追尾，碰撞，熄 火，弃车逃生现象。由于全路段应急车道缺失，没有应急停靠、应急逃生与应急救援车道，路段和出口引道形成拥塞，堵死现象。酿成了车毁人亡的特大事故。至于郑州城区遍布各处的地下车库、地下仓库、地下商店、地下娱乐场所等公共建筑几乎完全缺失应急安全风险防范设计与管理条例。在郑州“7·20水灾”酿成特大事故中淹水严重，发生难以数计的车辆泡水，甚至人员伤亡，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在郑州“7·20 水灾”酿成特大事故中死亡的380 人中，曾经有 139 人在不同阶段被瞒报。瞒报比例高达36%。在全国范围内，包括郑州市，多年来常态化存在报喜不报忧，瞒报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欺上瞒下。为了达标，为了保护自己，在重大安全事故 发生后，瞒报、缓报现象已经存在多年，但瞒报比例高达三分之一，确实值得深思与警惕。也值得检讨过往对如实上报伤亡人数的部门领导处分处罚是否不精准、不公正，过 多、过严？对各地下达的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指标是否要求过高，不切实际，诱发各地077大城安全习惯性瞒报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是否也应该适当调整安全事故追责问罪政策等等。调查郑州“7·20 水灾”酿成的特大事故，发现诸多工程设计不科学、不合理，甚至违规变更设计，违规建设的现象。违规在泄洪河道上或旁边建设道路、建筑、桥梁，压缩河道断面，违规人为填湖减少库容量，违规给泄洪道盖盖，阻水；不对地铁管理和 司乘人员培训应急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理措施，却对普遍存在的地铁入口无效安检（见拙著《我国地铁现用安检系统无效性及其改革研究纲要》），浪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无人过 问，抓了虚的，放了实的。导致应急安全管理失效，酿成大祸；违反科学设计原则，取消长大隧道应急车道，导致车辆熄火追尾，失去避让，逃生和救援应急通道（见拙著《我 国城市道路长大隧道应急安全风险防范研究》）等等。以上规划设计技术错误都是郑州 “7·20”暴雨成灾酿成特大事故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规划设计建设方面的错误在郑州市多年来长期存在，在全国 其他大城市，例如在武汉市也都是多年来长期存在的现象。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大城市地 铁、长大隧道道路以及其他地下建（构）筑物的应急安全防范设计除了需要应对暴雨水 灾外，还应包括应对意外火灾、恐怖爆炸、恐怖放毒等应急安全防范设计。通过总结郑州“7·20 水灾”酿成特大事故的经验教训，我们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 出如下建议：1.《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内容客观，真 实，比较全面。但事故致因调查分析不深入，不全面，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尤其是没有 能从全局的、更高、更深、更广的视角分析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因此难以达到科学、 认真、积极吸取郑州“7·20 水灾”特大事故的教训，总结经验，推动郑州、武汉以及 全国各大城市安全，尤其是应急安全风险排查，评估与防范工作的开展，为我国大城市 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建议对《报告》组织一次广泛的群众性讨论和若干次相关部门专家 评议，总结出一份对该《报告》的评审建议书，发至全国各大城市依据该《报告》以及 对该《报告》的评审建议书，对各自的城市安全，尤其是应急安全风险展开一次科学的，全面的，认真的排查，评估，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措施，尽快落实实施；2. 鉴于“郑州 7·20”暴雨水灾酿成特大车毁人亡事故属于天灾酿成，往届政府领 导长期以来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多个方面的失误所致，大部分事项主要应付责任者 并不是现任，甚至也并不是前任。而且，与我们的执政理念，管理体制，规章制度规定 的科学性，处理对象与力度的不合理性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建议要精准、公正、从 轻、从少处分，处罚本、区、局、院等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避免出现只顾平息民 怨民言而草率，不公正处理处罚给干部和技术人员带来伤害； 3. 遵照中央“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示精神，组织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 领域相关专家学者，针对包括极端天气（主要是暴雨），意外火灾，恐怖爆炸等应急安全 风险，参考《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及“对《报告》的专家评审建 议书”，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编写《我国新时期大城市应急安全防范手册》，《大城市地下建（构）筑物应急安全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指南》。组织专家到各大城 市举行学术讲座，宣传贯彻这两本《手册》和《指南》。
（赵宪尧，华中科技大学水利与土木学院退休教授， 北京德成智库城乡规划设计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郑州720暴雨酿成重灾的事件必应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留下沉痛的一笔。第六件事，谈谈关于城市生态环境的问题。2018年，湖北省发改委指定委托我完成《武汉城市圈道路系统及其环境指标体系研究》的科研项目，这使我受宠若惊。一位退休多年，年近八十的老教授，被发改委指名接受国家纵向科研项目，也算一种奇遇。那一定是我有追求，有水平，说真话，出良策的名声在外。我自己已经退休多年，早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研究生。我约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章北平教授和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赵欣副教授一起研究工作方案并和他们一同带领他们的研究生启动这一项可能是我今生负责主持的最后一项国家科学研究项目。通过数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改革开放时期武汉及其1+8城市圈城市超常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状况做了相当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反映出武汉1+8城市圈整体范围内空气污染十分严重，越离武汉中心城区近则各项污染越严重。对水体污染的调查也广泛地铺开，调查统计显示出湖泊的污染远大于河流的污染，武汉中心城区的湖水污染最为严重。离中心城区远处的湖泊污染，另外八座中小城市的水体污染状况相对乐观。垃圾与固体废弃物的污染状况还都不太严重。然而在对土壤的污染进行调查时却发现出人意外的困难和严重。严重到数据及其不全且难以公布。严重到相关部门缺乏调查规范，缺乏调查手段，甚至没有，也不敢进行科学调查研究，当然更谈不上制定应对处理方案。土壤污染调查与治理研究举棋不定可能是全国各大城市圈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我们研究小组决心知难而上突破土质调查研究的壁垒，制定了调查研究的路线图。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1月23日春节前，武汉市新冠病毒感染肺炎人数激增，疫情防控指挥部突然发布公告，全市交通停运，离汉通道关闭，市民不要离汉，史无前例的“武汉封城”启动。紧接着武汉周边1+8城市圈，进而湖北省几乎所有城市都学习武汉的封城模式。我们的科研小组调查计划戛然而止。七十六天过去了，武汉解封了，但各地严格的防控措施此起披伏，封封开开，天天核酸，动态清零，已经不可能铺开开展调查。项目结题已不可再拖，只得留下遗憾，完成可研报告，呈送湖北省发改委。然而，在封城期间，武汉市各区，湖北省各市适时发布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及时，准确，公开。通过这些大量数据的收集分析研究我们得到了一个科学的新冠肺炎感染数理模型，并以此为依据研究了“城市环境质量等级划分”并制定出等级划分表。这意外的重要研究成果写入了《武汉城市圈道路系统及其环境指标体系研究》成果报告书中。这个研究成果对于城乡建设变革时期的思考必得记上一笔。现在就将研究报告中这段研究成果结论记录如下：“应用这个大数据研究各城市相同的影响环境安全因子，回归得到一个数理模型，得到一个城市环境质量曲线。按照这个数理模型和曲线，得出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就是把环境质量安全划分出几种类型，分成五类，分成环境质量安全优级城市、良好级城市、中等级城市、及格级城市和不及格级城市。大家看看PPT上这张表，表中有一个指标是我们规划人员最熟悉的，一座城市平均十万人能拥有 N 平方公里的土地数。大家看，N 大于 100 属于环境安全优级城市，N是 50 到 100 的属于良好级城市，N 是 50 到 20 属于中等级城市，N 是 20 到 10 的属于及格级城市，小于 10 则属于城市环境安全不及格级城市。”完成湖北省发改委指名委托的《武汉1+8城市圈道路系统及其环境指标体系研究》的研究报告成果被我收集到我的新著作《新时期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该书被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城市建设技术文库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如果我们的这项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无疑是我国城乡建设发展历史在变革时期的一项值得记忆的大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