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有幸有缘来到香港大学和大家交流，讲座，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说有幸，是我对香港大学一直非常的向往。我到过香港很多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去香港科技大学拜访研究交通工程的杨海教授。黄教授是我们湖北人，当年我是想请他到我们学校任客座教授。当时我在华中科学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交通工程系党支部书记。我想提升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交通学科的水平，杨海教授在交通工程领域是一位很棒的教授，学术水平很高，所以想拉他到我们学院。结果没有实现。我对香港这座城市和香港的大学一直是很向往的。我刚才还跟周老师，跟张博士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大学的教育来说，我很羡慕香港的大学的教育模式。我一辈子都在大学里当老师，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大学里最重要的是培养创新人才。但创新人才培育最重要的一个氛围得有清华大学的老校训所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能割裂而应一直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我在内地大学工作一生，也曾担任当过一个系（学院）的领导，算是大学中的中层领导干部。我们内地的大学跟你们这里很不一样，大学里这些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刚才我问你们的校长什么级别怎么任命的？杨老师告诉我，校长是面向全世界招聘的。我们的校长是上级组织部门任命的，都得是有一定级别的。譬如我们华中科学大学的这些校长，就是副部级，几年换一位，不知道换了多少。从合校时的周济院士（后来去当不到一年的武汉市市长，就到教育部当部长去了），樊明武院士，到我在武汉市第一男子中学的小师弟李培根院士，再到本科毕业于老武汉城建学院也算是我的学生的丁烈云院士，又到李元元院士，现在是谁我都说不出来了，不知道换了多少位校长。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如何可持续的传承下来的。我想，大学校长当得好就一直当下去多好啊。
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学生思想比较拘谨，拘束老师思想，老师思想拘束也约束了学生的思想。学生思想受拘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不足，创新能力就不足。在这方面，香港大学比我们大学做得要好，这对大学又非常重要，所以我非常羡慕香港大学，香港的大学有这么一个好的氛围。昨天来到香港之后，周老师，张博士，谭博士带我几乎全范围的看了看香港大学。看来这整座的山都被香港大学所占据了。在你们的港大，社会出租车可以直接进来，地铁出来就是你们的校园，谁都可以来，对社会开放，与社会融为一体。我们的大学就不同，有围墙，有保安站岗的门卫出入口，与城市隔离。现在你要想进去那也是不容易的，得预约，得报备，得刷脸。你看，两地大学的氛围不一样。我要是在我们内地的大学讲座，不管多少人听，都得要讲“思教”内容。大概得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讲思教，你们在内地学习过的都知道的。当然，思想教育实在也是应该讲的。大学教师就是教书育人培育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所谓“传道授业”乃天职。传道就是时时刻刻以榜样的力量进行“怎么做人”的思想教育；授业就是教给学生养家糊口服务人民的本领。至于思想方法，人生价值观靠学习什么呢？当年我们上大学学习哲学逻辑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现在你们香港大学学习什么呢？哲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有没有“思教”这个说法呢？学得不对，对学生的思想开拓思想解放并没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特别向往，我希望我的孙子，包括我的学生，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你们要读书、读大学、读研究生。走得越远也好，来香港，新加坡，去欧洲，去美国，读大学，走的越远越好。 我在河南泌阳县我的家乡对乡亲们说，孩子们上小学，不要出村庄；上初中，不要出乡镇；上高中，也不要出县城。就近入学好处多。但要上大学，你走得越远越好，起码得到驻马店市上黄淮学院；机会再好就去武汉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或是其他的大学；机会更好就到北京上海的大学读书。再想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那就走得更远，最好去香港攻读，去欧洲攻读，去美国攻读。一定是有益的。各位在座的研究生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所以我很羡慕各位，也祝福各位。所以说我能来香港大学，给大家作个讲座，能跟大家在一起作个交流确实感到很荣幸。特别是我的女儿赵星知道我到这来讲座，她今天中午从深圳赶到会议室，和大家认识，一起讨论，分享，我就感到更高兴了。我的女儿赵星和她的先生徐金荣在深圳主持一个规划建筑设计公司，最近拿到了香港来往工作自由的绿卡。据说，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拿到香港的绿卡比较容易。我说我和大家有缘，确实如此。去年十二月初，“第八届土地利用-交通整体规划国际会议”在武汉召开，很有缘分结识了杨老师。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相谈甚是投机，于是才有机会敲定了这次来深圳大学讲座，和大家一起分享“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这不是很有缘分嘛。来到你们这里后，遇到了这么多老师同学，我们有那么多交集，有那么多共同关心的的话题和研究方向，甚至还遇到了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的同学在贵校研究疾病控制与城市规划课题，也还有研究过武汉长江新城的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博士，研究城市收缩有关课题的博士们，也还有关注城市建设口述史的老师和博士们。确实，咱们太有缘了。
说到学术讲座，学术交流，我经常说我就是年纪大一些，经历多一些。谈及学术水平，我在各位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中都比不上各位的。你们研究城市圈，研究城市收缩，研究城市空间，研究城市环境，研究城市发展大数据预测，研究城市公共卫生等等，每一项我都赶不上你们的学术水平。但话说回来，如果在这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我都还比大家强，那说明咱们高等教育失败了，我们这些所谓资深教授就是狗屁教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所当然。建筑领域，我的女儿，儿子的学术水平肯定比我行。我的优势，就占在一个年龄上。我今年八十三岁岁了，所以我跟杨教授说，我讲什么呢？我讲历史，我讲口述历史。现在大家知道口述史的特殊重要性，谁来讲最合适？当然得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讲口述史啊。我是近年来才知道口述史的重要性的。口述史是我们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过去我们并不知道，只知道学习书本上书写的历史。在座的在本科阶段一定是学习过建筑史城市建设史的。《中国城市建设史》是上海同济大学董鉴弘先生主编的，董先生两三年以前去世，今年要是健在大概百岁了吧。我和他在海南共同工作过好几年。那时，董先生担任同济大学海南规划设计研究分院法人代表、院长，我担任武汉城建学院海南规划设计研究分院法人代表、院长。董先生威望高，我们也算是忘年之交，共同语言特别多。董先生主编的这本《中国城市建设史》是作为我们国家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统编教材出版的，具有权威性。这本书的早期版本没有包括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史部分。我认为我国城市建设现代史可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历史，当然应该编写进去。上午我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我问张博士还记得本科时学习城市建设史讲的什么内容吗？他说他不大记得了。可见当时城市建设史给你们的印象不深。至于学习城市建设史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那可能你更没有思考到了。特别对待中国近四五十年的城市建设现代史部分，过去的大学统编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中缺失这一部分。咱们国家有个特点，统编教材是谁主编的，再版修补还必须由原主编来编写，别人是没资格修编的。譬如城市规划专业还有一本重要的统编教材《城市道路与交通》是我们学校李泽民教授主编的。李教授是我的恩师。当年李泽民教授希望我协助他完成那本书的再版修编工作。遗憾的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也没有完成我的恩师的重托。董鉴弘先生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这本书已经出到第四版，第五版了，需要修编现代史部分，董先生自然找到自己的得意门生李百浩博士主笔。李百浩现在是东南大学的著名教授了，本科毕业于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说起来也算是我的学生。我们也是在海南认识的，那时他是董鉴弘先生的博士，才华横溢。所以后来几版《中国城市建设史》现代史部分是李百浩教授编写的。但是，李教授编写的现代史部分现在看起来，都出到第四版，第五版了，二零零零年以后这部分依然没有补上去。这当然是很需要填补上去的。当然，这部分特别难写，写历史越近越难些，因为有些事不能写，有些事不好写。当事人见证人都还在，写真了可能得罪人，写假了又会招人骂，左右为难。写现代史不像写古代史，可以将历史写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反正古人不会爬起来和你算账，今人也愿意被你忽悠。如此说来，现代史有些真实的时期，事件，人物，恐怕有的能写，有的还不能写，也不好写。那么怎么将这些人、物、事互相可以映证的历史记载下来呢？亲历人讲亲历事，是个好办法。这便是口述历史的优势。我第一次讲口述历史是在二零二一年，那一年我正好八十岁。那以前深圳大学有一位夏珩老师研究建筑历史。它研究建国初期工业建筑薄壳建筑。他们在文献中发现了一座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当时的华东石油学院，后来的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中的一座大礼堂屋盖，是一种独特的双曲薄壳结构，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这种大跨度结构形式，很值得研究。夏老师辗转找到这一座建筑的设计师赵宪尧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喜出望外，于是辗转连系上了我，于是他和他的研究生就采访了我设计这栋已经被东营市列为第一批历史建筑的设计理念，建造过程，写成了一篇论文《新中国早期薄壳结构建造史研究口述——采访中国石油大学（东营）装配式混凝土双曲薄壳大礼堂设计者赵宪尧教授》。再后来，我聆听了武汉江汉大学老校长杨卫东教授主讲《口述历史的发展和价值》深受启发，就有了一种讲“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的冲动。一个建筑师，他设计一个作品建成四五十年后，被当地政府下文列为历史建筑，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幸运，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我竟如此幸运，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山东省主持和参与了北京石油学院外迁到胜利油田改名为华东石油学院的校区规划设计工作，同时主持参与设计了大量的大学公共建筑，居住建筑，教学建筑，还有道路，桥梁与园林绿化工程。其中的大礼堂和图书馆被东营市列为第一批历史建筑，这不是说明我的建筑设计水平有多高，而是我遇到了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一生难得遇见的机遇。这个机遇我遇到了，我的创新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座建筑要在我们国家被列为历史建筑，它需要具备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它要通过四五十年的考验，才能奠定它被保护的历史价值；第二个就是这座建筑建了四五十年，还能证明它有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建筑技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这两座建筑被这座城市列为历史建筑，那这个城市就有责任永远把它们保存下来。所以我感到自己当时在深圳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历史建筑的设计建造与保护》就是讲的口述史。就是讲的我国城市建设口述史。再说一说统编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的不足之处，便是没有叙述到二零零零年以后的属于现代史，或者是当代史部分。光是学习教科书上的中国城市建设历史就是有这样的不足的，有缺陷的。实际上二零零零年以后这段时间，过来已经二三十年了，实际上这段历史时期是我们国家城市建设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经历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发生过许多重大的事项，值得永远记忆，值得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我说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按照我的理解它是什么阶段？而这个阶段历史恰巧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们没有亲身经历，作为老师可能是有很多经历和感受，但是没有认真地科学地记载梳理和总结，更谈不上上升为新的理论。这个工作，我以为可以先从口述史开始。
放在我们案头的这本《中国城市建设史》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对新中国城市建设史的时间阶段划分及其论述是需要商榷的。无论是李百浩老师负责编写的或者是另外的老师负责编写的这一部分都被划分为两个阶段，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二个阶段。这种划分受当下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观点的影响，用在新中国城市建设史历史阶段的划分上，对所谓“前三十年”贬义多褒义少，对所谓“后三十年”褒义多贬义少，同时都缺乏总结经验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显然需要我们实事求是的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进行讨论研究和探索。为此，我以为还是可以从新中国城市建设口述历史开始。譬如我以为我国城市建设史是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的，每个历史阶段必定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自一九四九年至今，我国城市建设现代史经历了四个时期：革命时期，大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时期，大致自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改革时期，大致从一九七六年到二零零零年；变革时期，大致从二零零零年至今。这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重大事件，重要特点和特殊城市建设历程。这在下面我口述新中国城市建设史，尤其是口述城市建设高等教育史中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教科书《中国城市建设史》第四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讲到乡镇的建设历史。我们过去所说的城镇化，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进程，脱离不了小城市，脱离不了乡村的建设进程。香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们国家几个时代的东西都还有，是吧？清代的东西，民国的东西，英国殖民地的东西都有。而对应的我说的革命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当前的所谓变革时期，在香港的城市建设中也可能都有体现。但跟内地的并不完全一样。恐怕澳门也是这样。至于台湾，就更不一样了。所以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城市建设史难度是很大的，需要两岸四地携起手来。其实仅就内地而言，包含西藏，包含新疆，都应该有一部当地的城市建设史。这些难题我们先放下不谈，就说中国城市建设史怎么能缺失中小县城，乡镇和乡村的建设史呢？要知道，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是不一样的。譬如美国是县管市。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认真考察的盖斯恩威尔市大约14万人口，佛罗里达大学便设在这里，但它属于阿拉楚阿县县管。包括盖斯恩威尔市的人口，阿拉楚阿县总人口约30万。那么研究盖斯恩威尔市的城市建设可以不包括它周边的小城镇和农村。但我们中国大陆不一样，我们这里是市管县。譬如武汉市近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上，不但有武汉市主城区，还有新洲，黄陂，江夏等几座小城市，还有数十个乡镇，更有广大的农村。那么你在编写武汉市城市建设史时能忽略它的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的建设历史吗？显然不能。所以中国城市建设史不能缺失县城，乡镇，农村的建设史。我们的城市像人的生命体一样，也像细胞体一样，有细胞核，有细胞质，有细胞液。也就是城市整体由大城市，小县城，众多的乡镇和遍布的农村所构成。研究城市建设史就要一个不拉下地研究大城市，小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建设史。在我们国家，一个县几十万人，比我在美国考察的美丽发达的佛罗里达州阿拉楚阿县还要大，但土地面积大致相当，都是两千平方公里左右。阿拉楚阿县最大的城市盖斯恩威尔市只有十几万人，还没有我们县城人口规模大。当然，佛罗里达州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省，与我所居住的湖北省面积相当，人口却只有湖北省的三分之一。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城市是杜瓦尔县的杰克斯维尔市，人口近八十万，但它并不是州首府。佛罗里达州首府是莱昂县的塔拉哈西市，人口只有十几万，还没有我们的县城人多，当然它的面积比我们县城大多了。而这样规模的湖北省，河南省，广东省在欧洲，岂非相当于一个国家？譬如童话王国丹麦的面积还不足湖北省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规模就相当于湖北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你可以看看，美国佛罗里达州和丹麦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村和镇的城乡建设是何等的和谐。我们没有理由不同等重视我们国家大城市和小县城，农村和乡镇的建设发展历史，总结我国城乡建设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的科学合理，共同繁荣。《中国城市建设史》统编教材的第五个缺陷是忽略了对市政工程建设发展历史的足够关注。过去讲到城市建设史就是讲城市的规划和城市的建筑的历史，基本上就谈这两项。而城市构成除了总体规划，建筑，还离不了道路桥梁，给水排水，电力电讯，园林绿地，尤其是道路交通的发展史，怎么能缺失呢？我始终认为，一个人要知道怎么爱护自己的国家，你得知道这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搞城市建设专业的人，无论你是规划也好，是建筑也好，是道路交通也好、是园林绿化也好，都是搞城市建设的。如果你搞城市建设不知道城市建设的历史，那么你就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的专业，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深入地研究这个专业，了解这个专业，发展这个专业，为这个专业服务。说到底我们大家的任务是什么啊？我经常说到我们搞城乡建设的目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八个字：美丽家园、幸福生活，我们就是为了建造我们的美丽家园，为了在美丽家园这个载体上快乐幸福地生活和工作，而不是什么提高这座城市的GDP，更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届政府的所谓政绩。特别是城市建设史忽视道路交通的建设发展史，没有叙述，这是非常遗憾的。道路是城市的一个骨架，我说过，它还是城市的血管，通过这个血管运送到城市它所需要的一切，排除它所不需要的废弃物。而这本城市建设史竟然没有谈到道路交通，这是很遗憾的。你要是不了解它的发展历史，你就很难知道怎么去热爱它，去发展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建设史是不能丢掉这些东西的。一个城市怎么能没有园林绿化呢？城市建设史不谈园林绿化发展史那也是不应该的。我刚才同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那位博士谈到陈俊愉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园林老专家，也是1984年重建的武汉城市建设学院风景园林研究所首任所长，已经去世六七年了。还有一位余树勋教授，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园林工程学》，著作出版《园林美与园林艺术》。他于1960年调进我国第一所城市建设学院任城市规划与建设系任副主任，创建风景园林专业亲自给我们城市规划专业，城市建设专业，风景园林专业讲授他主编的《园林规划设计》，课外给我们作讲座“计成与《园冶》”。想起余树勋教授，也已经去世十余年了。陈俊愉教授，余树勋教授，包括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以及他们为之贡献一生的新中国风景园林事业，都应该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中记载下来，流传下去。最后一点说说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史是否还应包括城市管理方面的内容？我以为应该包括。城市发展离不开国家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从建国初期的“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到大跃进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再到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经济困难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再到“备战备荒为人民，内迁进山建三线”，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区开发区超常规发展，深圳速度时间就是金钱”不一而足，体制机制政策的进步与变化，对城市规划与建设，对城市发展影响巨大。这从我国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机制和理论政策，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模式和效果都是不同的。我国主管城市建设的部门变化也是特别多，特别快。最初它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管，副总理陈云直接管，后来由国家建设委员会管，后来当了国家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万里管，建筑工程部管，刘秀峰部长管，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部管，建设部管，建筑材料总局管，城市建设总局管，住房与建设部管，国土与自然资源部管等等，变化够快的。最初城市建设建筑规划专家在国家部委中担任的，都是总建筑师，总体规划师，总工程师这样的技术职位。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建筑学家戴念慈教授开始当上了副部长。自林汉雄当建设部部长后，学有专长的高级建筑师规划师工程师陆续开始进入部长副部长行列。其实部长林汉雄就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他在苏联留学时与李鹏总理同期同学，还是林彪元帅的至亲侄子。可惜他没有干到底，他自己也很不服气很无奈。1989年他被免去建设部部长职务时到湖南张家界修养，遇到我们中南地区城市建设科学技术情报网在湖南开会，会议组织者带领我们几位老同志去探望老部长，说起他的免职他调侃地说：“他们说我违反纪律，免职了。你们看，我刚才又违反纪律了：水库不许游泳，我偏要下去游泳”。那以后，叶如棠，汪光焘，倪虹等清华大学或同济大学毕业于建筑学专业，城建专业，工民建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直在部长的职位上领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这些重要的历史，包括我下面分革命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与当前的变革时期所口述的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都值得记忆，我亲身经历，看得非常清楚。请听我娓娓道来。我了解到你们香港大学规划设计学院里设置有城市管理这一部分。我们原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也设置有城市管理系，现在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城市管理学科的院士丁烈云老师就是当初城市管理系的优秀青年教师。城市管理在城市建设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如此之大，不可忽视。所以我国城市建设史里面不能没有城市管理这个领域的一席之地。如此说来，重新补充编写一本完整的科学的真实的中国城市建设史是必须的。当然，这项工程复杂浩大，非一人一时可以完成的。不过我想，我们可以从我国城市建设口述史开始着手。所以我跟杨老师说，如果你们哪位老师和博士对此感兴趣，我感到非常荣幸，到这里同你们交流，为你们提供真实的历史经历。口述史的可信度高。它的最大优势便是口述者你不能撒谎。一个人总是要爱护自己的名誉的，我讲出来的话，我讲出来的事，我讲出来的人，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人，事，物，背景可以互相映照的。许多真人真事口述历史综合分析出来的一定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切实经验教训的历史，经得起考验的历史。我也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别人采访我，我口述，他记录成文字，还有录音佐证，这自然也是口述史。但是你采访我，我讲述别人的经历，你作为口述史发表就有违口述史的原则。传递的人链越多，失真可能越严重。所以我想口述史得有个规矩，讲自己亲力亲为的事和人，也可以口述自己采访当事人的口述。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口述史内容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也有部分是我采访亲力亲为者的口述历史。我讲新中国城市建设史这个词组合不合适？当然也可以叫做中国城市建设现代口述史。不过我想，我们中国有“新中国”这个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国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开始，就是新中国了，讲新中国历史，便是讲中国现代史。历史学家怎么划分的，我搞不清楚。但是我讲的是中国现代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的个人口述内容，是可以说是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和我在中国石油大学东营校区共同度过文革时期迎接改革时期九十六岁的建筑师鈕薇娜先生1955年入校的老武汉城市建设学院第一批大学本科生长沙聚会忆校史清华大学陆化普教授陪我去香山康养公寓探望金笠铭教授夫妇忆城建学院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