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英国政治家斯迈尔斯说：“培根的书比任何其他的书更能让人修身养性”“他教会我们如何获得成功，如何造就伟大”（《自助力》）。
培根在《论读书》一文中有一句几乎尽人皆知的著名格言，那就是“读史使人明智”。其实，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这句格言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读史使人明智是有前提条件的。概括来说，读史明智有四大前提，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读史就未必能够明智，有时反倒会越读越傻，甚至愚不可及。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 · 尽心下》） 虽然孟子所说的“书”指的是《尚书》，但却有广泛的真理性。如果你读的是虚假的历史，那你只能上当受骗；如果你读的是片面的历史，那你就会偏执一端；如果你读不懂历史却自以为读懂了，那你就会自欺欺人。如此读史，非但不能明智，反而会越读越愚蠢。如果你读史没有“腾空能力”，那你就读不出字面背后的意义。这就好比说游泳可以健身，但前提是你必须会游泳，否则不仅不能健身，还可能会呛水，甚至溺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中国现代真正读懂中国历史的人为数不多，鲁迅先生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读史的“腾空能力”。再比如，韩信和陈平都有非凡的才能，都是弃楚投汉，可是刘邦对这两人的信任却截然不同。韩信初到汉军时并未引起重视，滕公夏侯婴向刘邦推荐韩信，但刘邦却“未之奇也”，并不觉得韩信有什么了不起。丞相萧何对韩信的才能十分震惊，多次向刘邦举荐，但刘邦却一点也不“感冒”。直到韩信假逃亡，被萧何月夜追回，又向刘邦苦苦推荐，刘邦这才勉强答应拜韩信为大将。陈平就不同了，他到了汉军，通过魏无知得到刘邦的召见。魏无知的地位和影响，根本无法与夏侯婴、萧何相比，可是刘邦当天就任命陈平为都尉，并且让他做参乘，就是在刘邦的车右边陪乘，掌管护军军务。众将都喧哗起来，说：“大王得到楚国的逃兵刚一天，还不知道他本领的高低，就跟他同乘一辆车子，还反过来让他监督我们这些老将！”刘邦听到这些议论，反而越发宠幸陈平。两人的遭遇如此大相径庭，这背后一定有深层的原因，但各种史料都没有交代，也没有可供推理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想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那就只有靠“腾空能力”了。如此说来，所谓读史的“腾空能力”，实际上就是悬揣合于事实的能力，就是一种超强的分析能力，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契悟能力。读史与明智是相辅相成的：读史使人明智，而明智的人更爱读史。不明智的人因为读不懂史，所以也就不愿意读史，他们更喜欢电视剧。这样一来，明明是记录的真历史，他们却决不相信；明明是编造的假历史，他们却深信不疑。长此以往，则智者越来越智慧，愚者越来越愚蠢。所谓明智就是聪明有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智就是思辨力，慧就是契悟力。但并不是随便什么思辨契悟都可以称得上智慧，譬如阴谋诡计厚黑学就不是智慧，因为智慧是有价值取向的。智慧的思辨契悟对象是道德，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德就是人类文明的轨范，智慧就是对宇宙万物规律和人类文明轨范的思辨力与契悟力。简而言之，智慧就是一般辞书所说的“分析、判断、创造、思考的能力”（《国语辞典》），就是“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现代汉语词典》）。“分析判断”的能力就是思辨力，“发明创造的能力”就是契悟力。思辨力和契悟力是智慧的双翼，提高思辨力的方法在于科学持久的思辨训练，增强契悟力的方法在于灵感的触发点拨。思辨力只能从思辨训练中获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思辨就没有智慧，拒绝思辨就是拒绝智慧。光知道抄别人作业答案而不会思考的学生，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霸！光知道阅读前人的智慧故事而不会思辨的人，绝对不会成为明智的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韩信在项羽麾下整整二十个月，两头算有三年的时间，一直就是个执戟郎中。他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而且范增还多次举荐他，可是项羽自视甚高，刚愎自用，根本就瞧不起韩信。这就是既无知人之智，也无自知之明。韩信弃楚投汉，夏侯婴与萧何一眼就看出了韩信有大将之才，因此屡次向刘邦举荐，刘邦却犹豫不决。直到韩信“佯走”，萧何月夜追回韩信，又见到了张良的角书，刘邦这才重用韩信为大将。最终结果是，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坐了天下，这就是明智与不明智的区别。《向历史借智慧》是对历史智慧的借鉴升华，而不是历史智慧的复制粘贴。借智慧不是抄智慧，智慧是抄不得的。俗话说：“教的曲儿唱不得。”因为青年男女对唱山歌谈恋爱，大多是即景生情，临场发挥的，而教的现成歌曲却是死的，固定不变的，根本没办法应付千变万化的对唱，一对唱就露馅儿了。小学课本中有一篇《曹冲称象》的课文，很多教学参考材料都说：学习这篇课文，就是要“让学生感悟曹冲是个遇事爱动脑筋、能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的聪明孩子”。其实，曹冲称象的方法不仅不聪明，而且还很笨拙，既费时，又费力。课文把曹操手下的官员描写得非常愚蠢，有的说要“砍一棵大树做秤杆”，还有的说“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有人甚至说：“把大象宰了，割成一块一块的再称。”其实，这些官员并非不知道如何称象，他们是假装不知道，以便让曹冲露脸出彩。如果你完全相信课文所说的，认为曹冲称象很聪明，官员们都很愚蠢，那你就是抄智慧，这史你就白读了，甚至一辈子也不能明智。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形势危急。谋臣郦食其（yì jī）献计说：“商汤王讨伐夏桀时，将夏桀王的后裔封在杞国；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将商纣王的宗亲封在宋国。如果陛下能够效法汤武，重新封立六国的后裔， 六国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对陛下感恩戴德，无不归顺服从。这样，陛下就可以面南称霸天下了，而楚王也只得乖乖地前来朝拜了。”刘邦一听，这计策太好了，他心想，自己马上就可以成为商汤王、周武王了！于是就让郦食其赶紧刻六国印玺，准备分封。这时张良回来了，刘邦很得意地把这事告诉了张良，张良一听就急了：“什么？分封？这是谁给陛下出的馊主意？如果这样做，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业就彻底泡汤了！”张良告诉刘邦，商汤、周武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已经砍掉了夏桀、殷纣的脑袋，陛下现在砍掉项羽的脑袋了吗？被分封的殷商后裔等一旦反叛，周朝有足够的实力去平定反叛，陛下有这样的实力吗？周武王发放钱粮赈济百姓，陛下有这些钱粮吗？周武王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向天下显示不再战争，陛下有这个能力吗？……刘邦这才恍然大悟。郦食其的做法就是向历史抄智慧，而张良则是向历史借智慧。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刘邦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不仅未生，而且“死伤太半”，河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睢水为之不流”。而韩信背水一战，不仅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且士兵还能以一当十，最终大获全胜。这是因为刘邦是向历史抄智慧，而韩信则是向历史借智慧。再比如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曹刿论战》，两千多年来都以为曹刿智慧，庄公愚昧。但一经思辨你会发现，庄公可能比曹刿高明得多，智慧得多。衣食分人，虽然“小惠未遍”，但分给公卿将相笼络人心是相当重要的。否则，打仗时将领不卖力，光靠士兵能取胜吗？祭神以信也未必就是“小信未孚”，在神灵至上的当时，如果一个国君连神都敢欺骗，那他即使“以情（诚）”断狱，百姓会相信他吗？长勺之战，鲁国战胜齐国，真的就靠“齐人三鼓”的小术吗？战争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如果今人只知道克隆“齐人三鼓”之术，那又能获取什么智慧呢？有了读史明智的四个前提条件，还要讲求读史的方法，方法不对头，读史也未必能使人明智。那么，怎样读史才能真正明智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哲人的智慧教育，恒常科学地进行思辨训练。中国第一个最伟大的智慧教育导师是孔子，遗憾的是孔子的智慧教育方法，在历史文献中只留下了吉光片羽的记载。而且，即便是仅存的这一点吉光片羽，两千多年来也被人们忽略了，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教育文献来阅读。因为对孔子的智慧教育一无所知，所以有些人便质疑孔子“弟子三千”和“七十二贤人”，认为前者不过是“白发三千丈”之类的夸张。他们以现代小学为例 , 一位班主任教一个班的语文和数学, 约五十人。小学六年一届 , 一生最多能教六届 , 不过三百个学生。孔子弟子三千，若以六年一届来进行教育 , 每一届就得有五百学生 ,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施的。所以，他们认为孔子的弟子最多只有三百人。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孔子的智慧教育根本就不是授课制，更不是班级授课制。有人还说，孔子三千弟子才出了七十二贤人 , 优秀率只有百分之二强。今天的重点高中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孔子在今天的重点高中任教，连一个合格的老师都算不上。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七十二贤人”的水平境界究竟有多高：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遇合》）这七十多人中，如果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诸侯国君，任意延请一位来任用，都可以作为老师。这七十多位贤人个个都是帝王师啊！两千多年之后，人们仍然对他们推崇备至。由此可见，他们的水平境界有多高，影响有多大。如果没有借鉴性升华，没有原创性思辨，只知道复制粘贴，那又怎么能从读史中获得智慧呢？思辨是智慧的不二法门。只有恒常地进行科学的思辨训练，才能增益智慧，舍此别无他途。什么是思辨？思辨就是质疑解疑的过程。质疑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疑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发现问题，如果不能发现问题，那分析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解决问题就成了空中楼阁——连问题都没有，你又分析个啥？解决个啥？所以说，智慧的第一步就是发现问题，发现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可是，我们的教育更重视的却是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如何发现问题。其实，就增益智慧来说，“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二〇一七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将智慧教育作为“课程目标”，将“思辨性阅读”作为课程内容的要求，将“展现学生智慧”作为语文高考“命题和阅卷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智慧教育的里程碑。智慧教育的课程标准虽然制定出来了，但是智慧教育的教材却迟迟没有跟上。因为此前我们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要马上来一个质的飞跃，编出一套科学实用的智慧教育教材来，的确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智慧教育的教材，第一线语文师生要想达到智慧教育的课程标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智慧教育的角度来说，《向历史借智慧》可以说是一套智慧教育的新教材，至少也是一套智慧教育的读本。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这是民族的百年大业，每一个有能力的文化人都应该担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智慧的灵苗须及早培养，否则，一旦枯槁，再怎么浇灌也无济于事。智慧的大树须终生呵护，否则，就不能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因此，笔者便不揣谫陋，尽绵薄之力，撰写了这套《向历史借智慧》系列丛书，分册陆续出版，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智慧教育开辟一条蹊径，开启中华智慧教育的新篇章。本书就是这样栽植的第一棵智慧树。笔者从2007年便开始研究智慧教育，研究了十年之后，才开始动笔写作《向历史借智慧》这套丛书，而第一部就花了近五年的时间。因为每一篇都要有自己独到的东西，都要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都要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这期间，曾经把某些文章的小部分在上海《解放日报》、《上观》（原《上海观察》）和新华网等媒体上发表，颇受读者青睐。这次出版，对所有发表过的文章都重新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补充，原来两三千字的文章，这次都是万字以上，有的甚至在两万字左右。尽管本人对书稿竭尽全力，但由于这项工作是筚路蓝缕的开山探索，因此，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其他文化学人的赐教指正。《向历史借智慧》系列丛书，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智慧园地，欢迎有志于智慧教育研究的同仁参与并指教，以便尽快形成一片智慧教育的蓊郁森林。【本文摘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出版集团编审张立华为《向历史借智慧》（2022年12月华文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