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庆历新政

 列宁有句名言：优点的过分延伸便变成了缺点。任何一项制度不管当时有多大合理性，如果长期将它固化并不断予以强化，那么它内生的制度缺陷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膨胀，最终量变催生质变，旧制度就会走向时代的反面，新的改革也就在所难免了。庆历新政就是大宋王朝在祖宗家法体制下运行了八十余年后，由第四位皇帝仁宗帝所推动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改革。如果说赵匡胤是对前朝的革命的话，那么庆历新政则是王朝内部第一次自我革新，革自己的命总是艰难的。

第一节  山雨满楼

一场失败的战争对于一个习惯于温水煮青蛙的王朝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综合性的体检，对于失败者来说又往往是引爆思想解放的突破点。清朝末年的甲午海战是如此，而一千多年前北宋仁宗朝西夏脱宋建国所发生的战争也是如此。仁宗王朝的惨败震惊了朝野，一股反思的潮流在朝廷上下弥漫开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感觉翅膀硬了，脱宋自立称帝，建立西夏国，并于次年将独立脱宋的外交文告送达宋政府，要求宋廷承认这一事实。偏隅一方的弹丸藩属之地，也竟敢藐视天朝，独立称帝，这颜面何在，必须兴师讨伐，以儆效尤。仁宗二话没说就下诏对叛逆李元昊削职夺爵，兴师捉拿。可是，李元昊压根就不把皇帝的诏书放在眼里，心想我修书要你承认独立你不承认，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用拳头让你承认。公元1040年三月，亲自率兵进犯北宋边境，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与宋朝守军展开激战，结果宋军大败，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仁宗咽不下这口气，迅速调整前线领导班子，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加强备战，抗击叛军。西夏李元昊哪把宋军当回事，于第二年（公元1041年）二月，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在好水川一带与宋军展开厮杀，战斗很惨烈，结果宋军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再遭惨败。仁宗闻知后震怒，贬韩琦、范仲淹。西夏李元昊心想，老子两战两胜，还没把你这个仁宗狗皇帝打到谈判桌上来，那就接着打。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再度出兵攻宋，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会战，结果宋军有16名将领战死，丧师近万余人。定川寨之战，宋军第三次大败。宋夏之战牵动了北方另一强敌契丹的贪婪而敏感的神经，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博弈，于是上演了宋、夏、辽之间新版的“三国演义”。西夏虽然在局部战场上连连取胜，但毕竟地小国势弱，于是主动向辽投桃送李，争取支持以对抗宋；而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辽也趁机向宋敲诈勒索，摆出一副“聚兵幽燕，声言南下”的；而仁宗王朝历经三战三败，也从之前的信心满满跌落到自信不足，对付一个弱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再加一个辽国就更加力不从心，为此，也只能是识时务为俊杰。仁宗派遣富弼出使辽国，最终以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为代价才得以摆平。辽国的问题解决了，便开始面对现实，同西夏走上谈判桌了。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协议（史称“庆历和议”）。其主要约定有：西夏放弃独立，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李元昊接受宋的封号，称夏国主；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

战争给仁宗朝上了一课。当时宋朝国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过亿（1.1亿多），总兵力126万；而西夏国土面积7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军队约50万。无论是军力还是经济实力，两者都不在一个层面，但表面强大的宋王朝却被一个边陲小国打得三战三败，最后还得赔款讲和，真是颜面扫地。兵多何以战无力？将广何以战无能？范仲淹当时就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不少朝臣也指出朝政的弊端在“三冗三费”，反思先从军事开始并弥漫于全局。

    首先，是“冗兵”问题

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形成了日益庞大的军事体系。第一，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过去兵、农合一，国家养兵费用不高。现在改招职业军人，除正常招募适龄、健壮青年入伍以外，还有大量照顾性招兵，如，军中子弟顶替父兄从军的，社会上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地痞流氓、负罪亡命者，以及灾荒之年的饥民等，这些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都尽数招入军中，花钱买稳定。第二，募兵不复员，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真正为军队服务的有效时间至多不过二十年，其后至死就基本上是躺在国家身上养老，无用而仰食。孙洙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第三，实行“更戍法”，兵将分离。为防武将专权，兵将三年一易，使得兵将不相习，将多文气而不精武，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此三者中，前两点使得兵员数量裂变膨胀，后两点又使得兵力素质直线下降。太祖打天下时兵力不过20万，至仁宗时，总兵力已达126万，国家财政百分之七八十用来养兵，兵员和军费翻了好几番，但天下还守得艰难无比。

   其次，是“冗吏”问题

宋朝冗官泛滥、弊端丛生，为历朝所不及。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宋朝采取分化事权、以官牵官、层层设防的措施，实施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一官三人共之。其二，恩荫泛滥。朝廷每遇大礼，就在官僚体系之内泛发官帽，皇亲国戚、臣僚之家争相奏荐，也不问个才德贤愚，也不限个指标个数，都授官授禄。好政策当然要用好用足，权贵们子女举荐完了，就荐孙子、亲属、姻亲甚至门客，官僚链条不断扩展，近亲繁殖，恶性膨胀。至于皇族宗室，政策就更优厚宽松，过去孩子要到了七岁之后才可授官，现在孩子还没断奶，官帽就送来了。朝廷如此恩荫，导致官员队伍大量超编，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塞满“仕路”，“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仁宗时官僚队伍两倍于真宗，而真宗时又十数倍于宋初。官员人多还不说，工资待遇还很高，一个宰相、枢密使这样的国家级领导一年的俸禄收入约相当于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这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养官。其三，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为推动文官政治建设，科举大量扩招，而且一经录取，即被授官。有学者做过统计，太祖朝赵匡胤执政17年共取士455人，平均一年26人；到仁宗朝时，从天圣元年（1023）到庆历二年（1042），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取士8235人，平均每年433人，是太祖朝的17倍。正如蔡襄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从大臣、近侍到知州郡，从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钱谷之司、转运使等到边防大帅，无不由文士充斥，庞大的士人阶层极大地推动了官僚队伍的膨胀。

再次，是“冗费”问题

“冗费”是“冗官”和“冗兵”的衍生产品。庞大的军队数量和官员队伍带来了财政开支的急剧增加，加之战争对外赔款，以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道场法事仍频，开支无度，使得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拮据，赤字膨胀，“冗费”严重。三“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三冗”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朝廷要转嫁矛盾就只得加重百姓负担，造成民不聊生，最后官逼民反，危及政权稳定。在如此局面之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兵卒暴动此起彼伏。仅庆历年间，就有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等地兵卒暴动哗变，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起义，内忧外困，版图震荡。是该改弦更张、变法图强了，一个声音在仁宗心中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