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以钟摆的方式展示着它波浪式前进的魅力。公元960年，在河南一个叫陈桥的小地方，历史戏剧性地把赵匡胤推到了时代的风口，一群士兵在风雪中哗变，“硬”把黄袍加身于他，一个王朝三百余年的基业就这样由他而肇始。历史应该记住陈桥那个风雪夜，赵匡胤约法三章，要求善待后周少帝及太后、不辱旧臣、不杀掠城中百姓，主动抢占着道义的制高点。赵匡胤是一个表演的高手，他长袖轻舞，把黑云压城演绎得行云流水，云淡风轻，波澜不惊。其实，这都是表象，那一晚他内心波涛汹涌，难以入眠。是的，幸福来得太突然（尽管有所预谋），突然得让他心里不踏实，一股诚惶诚恐笼罩周身。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短短五十余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就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帝王、十四位君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更为可怕的是，这期间由士兵拥立的皇帝之前就有三位（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潞王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事不过三，到他这儿已经是第四位了，他不是空前，但他必须绝后。历史的风云扑面而来，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伟大的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河中的巅峰，是同时代世界的轴心，也是后世帝王心中筑梦的坐标和警醒的铜鉴。在它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国运由盛转衰，大唐气象，风华不再，“无可奈何花落去，天上人间”。何以如此？历史在叩问，那一晚赵匡胤也在叩问。兵役制的调整和“虚内实外”军事战略转型动摇了政权的基石这种兵制的好处是：兵农合一，藏兵于民，而且兵将之间没有固定的隶属关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用兵之时则召之即来，来之即战。另外，还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保障了国防事业与农业经济发展两不误。同时，在军事战略上也进行了两大调整，其一是虚化内地军府，充实边疆军府;其二设立边疆节度使，允许其统领军事﹑财政及辖区内州县行政的权力，还可以随时调兵。到天宝年间，朝廷逐渐形成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剑南、岭南共十个节度使区。边疆地区兵力部署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当时全国总兵力五十七万人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仅安禄山一人就统辖平卢、范阳、河东三镇，拥兵达十八万之众。过去中央“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重内的军事格局被彻底打破。唐王朝对藩镇割据的危害是心知肚明的，期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削藩，有的也取得了一些短期成效，但都没有力量从根本上扭转乾坤。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便着手实施削藩政策。在他执政的十四间，先后平定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夏绥节度使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等的叛乱，特别是实力强大的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局面也在他艰难的平叛战斗中得以最后解决。自安史之乱半个世纪以来，唐王朝难得出现一统疆域的中兴局面，史称“元和中兴”。但是好景不长，曙光初露，便风雨骤至，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随后，河朔三镇复叛﹐藩镇复活并延续的局面再度笼罩全国。至晚唐，社会矛盾激化，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局面扭结在一起，直接推倒了王朝的大厦。如果说把禁军组织交由宦官统御是一个历史大错，那么把监军大任交由宦官遂行则是另一个大错。藩镇割据严重威胁政权的稳定，在藩镇之间建立监军制度势在必行，制度设计没问题，但交错了人。安史之乱以后，王室内部不稳，皇位频繁更迭，皇权削弱。那些由宦官扶立起来的君主又大多昏庸无能，不能很好的行使皇权，宦官养子制度的存在使得“起用身边的家奴去承担监视和牵制藩镇割据将帅的任务”便成为皇帝的本能选择。还能说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还真不得不相信历史因果的宿命。宦官们利用皇权与藩镇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趁机而入，势力日益壮大。一方面，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掩盖他们对抗中央政府的事实，同时也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代言人和耳目，对前来监军的宦官大兴贿赂，全力收买；另一方面，宦官们也借机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结党营私，借力打击朝中异己，有时不惜陷害忠良，以巩固和壮大自身的力量。宦官与外藩相互勾结，互相利用，加剧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两股毒瘤相互浸淫，交织共生局面的兴起和发展。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跟往常一样举行，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在策论中批评朝政。考官杨於陵本来就对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执政下的朝政不满，认为他们文锋犀利，切中时弊，是众多考生中佼佼者，于是便把牛僧孺、李宗闵两人推荐给宪宗皇帝。本来策论考试就是要考生分析时政，提出建议来的，在考试中批评时政（当然不能批评皇上）是常有的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这件事在当朝宰相李吉甫那里就不是这样解读的。他认为是考官联合考生牛僧孺、李宗闵等合伙毁谤、攻击他，是借考试行打击他的政治阴谋，于是在唐宪宗面前告状，哭诉要皇上为自己做主。这事要搁在太宗朝，压根就算不上事，那时谏官常常把皇帝老儿批得下不了台也没事，别说是影射一个宰相，这叫盛唐气象、盛唐格调、盛唐胸怀!可现在是晚唐气息，宰相肚里撑不了船。其实，不管皇帝怎么判，总归是要得罪一方的。皇帝在情感上总得要给宰相一个面子，于是，惩罚了考官和考生牛僧孺、李宗闵。但让宪宗始料未及的是，一宗看似平常的事情却引起了朝野轩然大波，大臣们认为宰相小题大做，皇上处置不公，争相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迫于压力，皇帝只好又反过来打宰相李吉甫一板子，把他贬为淮南节度使，牛李党争由此而肇始。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一批高官的亲属登科及第，其中包括宰相裴度的儿子、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考官杨汝士的弟弟等，朝野对此议论纷纷，喧嚣尘上。前宰相段文昌认为官官相护，如此不避嫌疑，是在令人发指，于是一状告到穆宗面前，称礼部贡举不公。穆宗责成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予以核实，本来段文昌所揭发的就是实情，加之李德裕对当年科举中讥讽其父的牛僧孺、李宗闵等忌恨在心，今天复仇的机会竟然送上门来了。于是，他们在皇帝面前如实参了一本。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牛党领袖之一的李宗闵就认为这是李德裕借机报复，公报私仇，因此，牛党们愤然反击。一场由科举考试而起的党派争斗迅速扩大化、白热化，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互相倾轧，水火不容，在其后四十余年的政治斗争中，对人看党派，遇事标签化，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各有胜负，交替进退。文宗帝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唐鑑>>对此也有很精辟的总结：“唐之党争，始于牛僧孺、李宗闵对策，而成于钱徽之贬，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穆宗以后，权移于下，朝无公政，仕无公论，爵赏僭滥，刑罚放纷，士之附会者不入于牛则入于李，不忧国家之不治，而唯恐其党之不进也．．．．．．唐之党趋势利，势穷利尽而止，故其衰季，士无操行，不足称也。”一言以蔽之，很有点像千年之后的台湾，只问蓝绿，不问是非，为斗而斗。
作者简介：邹俊煜，江西省庐山市人，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现任武汉市汉阳区人大委常委党组书记、主任。曾先后在武汉市经委、硚口区人民政府、汉阳区人民政府及区委组织部工作，主要从事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任职期间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区级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及政府机构改革等多项改革任务，对改革工作有兴趣、有研究，也有基层实践。在地方党校有过多次就王安石变法及对当代改革意义的专题讲座，深受基层同志好评。工作之余，爱好历史、文学，关注当下，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参与过武汉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百年武汉》的剧本撰写；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