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82年，当朱温从黄巢起义阵营投降朝廷的时候，僖宗赐名他为全忠，意为全心忠诚于朝廷。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名叫全忠的藩镇大人，不仅对朝廷全然不忠，而且成了王朝的掘墓人。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长达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乱雄逐鹿的黑暗时期，史称五代十国。

藩镇割据是乱源

五代十国的政治乱象是晚唐藩镇割据政治恶性发展的怪胎。唐末的藩镇割据经黄巢起义后，中央政府已经完全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而地方诸侯林立，完全无视朝廷的存在，或明或暗地自立为王。部分实力雄厚的藩镇更是称王逐鹿，剑指中原，以图霸业。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梁王朱全忠（宣武节度使）、晋王李克用（河东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凤翔节度使）三大实力藩王彼此虎视眈眈，相互争夺。朱全忠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方面借朝中的势力打压李克用，不让其做大，另一方面又利用和助推李克用与李茂贞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坐山观虎斗，并趁机扩张势力范围，威服河北各藩镇，并吞河中军、淄青军等节度使领地，实力快速蹿升。机会终于来了，唐昭宗执政期间政权内乱纷争，相府与宦官集团之间为争夺对皇帝的控制权一直争斗激烈，公元901年，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幽禁，宰相崔胤“引狼入室”，紧急召唤朱全忠驰援。韩全诲不得已挟天子投奔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全忠打着勤王的旗号杀奔凤翔。李茂贞终因实力不济，于公元903年与朱全忠议和，被迫奉送皇帝返京，并杀害韩全诲等一批宦官。昭宗回到长安便成了朱全忠的掌中玩物，朝政大权尽落朱全忠手中，宦官大量被杀，守卫皇上的神策军被废，长安被军事管制。一切布局完毕后，次年朱全忠把有功于自己的宰相崔胤给杀了，把不大好掌控的唐昭宗也给杀了，另立懦弱无为的昭宗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三年后逼迫唐哀帝禅让，建立后梁帝国。唐王朝本来就是一具徒有中央政府其名的空壳，朱全忠把它夺过来，只不过是把藩镇的招牌换了一下，节度使改称帝王，镇区改称帝国，还是一个藩镇型的朝廷，无力统御全国，相反，还落了一个弑君篡位的罪名。其他藩镇本来也没把唐王朝放在眼里，现在他们一面指责朱全忠，一面如法炮制，纷纷自立，称王称帝。强者借机征讨，以图取而代之；弱者结盟保境，偏安称藩。由此，一幕“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闹哄哄乱雄逐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戏在中原大地轮番上演。

后梁立国，晋、岐、前蜀与吴拒绝臣服，依旧尊奉唐室，不改年号。晋国的李克用与后梁太祖朱温是一对宿敌，积怨久远，压根就不服后梁这个所谓的新主，而朱温自开国后也把弹压李克用作为收拾河山，威服四方的头等大事，挥师伐晋，双方连年征战，难分胜负。李克用因忧劳去世后，其子李存勖扛过父亲的大旗，继续战斗，终于在公元923年消灭后梁，以光复唐朝为号召建国号唐，史称后唐。

终结后唐命运的是其内部的藩镇。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向契丹借兵叛变，于公元937年消灭后唐，在太原称帝，史称后晋。

后晋立国，成也契丹，亡也契丹。公元947年契丹了消灭后晋，但压制不了局面，以天气炎热为由率军北返，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势而上，自我称帝，建国后汉。四年后，郭威造反称帝，建国后周。

主要偏安于长江流域的十国，虽没有黄河流域那么烽烟滚滚，战火弥漫，但也是在一片打打杀杀之中上演着军阀混战的闹剧。

没有文化作灵魂的霸业难逃短命的归宿

五代的朝代都很短命，后梁两主17年，后唐四主14年，后晋两主11年，后汉两主4年，后周三主10年。皇帝走马灯似的换，改朝换代如演戏。

乱世也许可以一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要坐稳坐久往往靠文道而非武道，特别是创国者的政德水准和历史抱负尤为关键，没有“内圣”涵养的“外王”走不了多远。后梁的创建者朱全忠就是一个毫无忠节操守的地痞流氓，先是投靠黄巢，后又被朝廷招安叛变，最后又趁机弑君篡位，自立为王，思想深处全无“忠义”二字。立国之后又荒淫无度，常与儿媳乱伦，最后儿子也来了一个弑父弑君，从他手里夺得大位。后唐的开国者李存勖打江山时英武骁勇，登基之后沉溺后宫，酷爱看戏，朝政落在妻子、宦官乃至戏子之中，最终在兵变中毙命。后晋的石敬瑭更是毫无国格，人格也低下，自己叛变夺权，还主动卖国，献出燕云十六州，恬不知耻地自称儿国，遗臭史册。

外族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王朝短命的重要因素。五代之中就有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的统治者是沙陀族的，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是马背民族的尚武、逐利、享乐的价值观念，心怀天下苍生的家国情怀比较淡薄，儒家的忠义臣节比较缺失，见利而动、叛变失节是常有的事，包括对孝悌廉耻的伦理观念的混乱失序也见怪不怪，享乐优先的成功观比较普遍。如果统治者把这种文化基因带进朝廷，带进后宫，那肯定走不了多远。马背文化也许可以一时在马背上夺天下，但要问鼎中原坐天下，就必须主动、谦卑地走下马，接好中原文化的地气，否则，就水土不服，自取灭亡，短命也就只能是必然的归宿。

脱缰的禁军是掘墓人

五代的禁军制度源于唐朝，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禁军直属于皇权，不再由宦官掌控；第二，禁军由立国前的藩镇军发展组建而来, 它不再是简单的皇家禁卫军，其职责除保卫京师和皇宫安全外，还要担任大量的出征作战任务，是直属于朝廷管辖的中央正规军。

强大的禁军既是保卫皇权的专政工具，但若管理失控则又是皇权的埋葬者。五代时期的禁军将领内备宿卫，外领藩镇，权力很大，但又缺乏管束。换而言之，军事政变的概率很大，风险成本又偏低，成功了自不必说，万一失败了，再低头认罪，俯首称臣，多纳贡赋，割让地盘，还基本上可以自保，甚至继续带兵。在五代十国，由禁军哗变而导致江山易帜，人主异位的事件时有发生，毫无君臣义节，道德底线可言。其实，也并非是当政者不懂得治军要严的道理，而是乱世治军宽严不好拿捏，特别是周边虎狼环伺，政权也不够稳，军事优势也未必很明显，如果管束过严，弄不好就促成哗变，阴沟翻船。

作者简介：

邹俊煜，江西省庐山市人，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现任武汉市汉阳区人大委常委党组书记、主任。曾先后在武汉市经委、硚口区人民政府、汉阳区人民政府及区委组织部工作，主要从事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任职期间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区级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及政府机构改革等多项改革任务，对改革工作有兴趣、有研究，也有基层实践。在地方党校有过多次就王安石变法及对当代改革意义的专题讲座，深受基层同志好评。工作之余，爱好历史、文学，关注当下，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参与过武汉电视台大型纪录片《百年武汉》的剧本撰写；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