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立训尽宋忠    元代其实延儒风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深深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家族结构扩大至国家结构。家与国的系统组织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家长制。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①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正是因为这种同质联系，许多显赫家族先贤立下的族规家训，不仅成为子孙后代实现个人“修、齐、治、平”理想的指南和规范，而且也能通过“帝师”转化为辅导皇帝的圭臬②。

本篇就撷取北宋时期四位吕氏先贤依循祖训、励志成才，后做宰辅，并成为“帝师”，为皇立训的史况，还反映其后代在捍卫南宋政权中喋血尽忠的事迹，并略析宋亡元立后华夏文脉并未断绝的史实。

先略述北宋四位吕氏“帝师”。

吕蒙正(944~1011年)(本宗71世伯祖)，状元夺魁，北宋宰相。河南洛阳人，祖籍山东莱州。生于今河南洛阳官宦见之家，早年随生母被多妻的父亲吕龟图(其弟吕龟祥为本宗70世祖)赶出家门，寄居在洛阳龙门山一个寺庙里。方丈可怜他们母子，特别是他看吕蒙正勤奋好学，为人善良，贫贱不移，决非久居人下之人，很是照顾，派人为他们母子在禅院附近山上凿了一个石洞安身。他们生活十分艰苦，但蒙正以吕氏古训激励自己苦读成才，出仕后报国敬职，爱民尽孝。他不计较父亲对他母子的苛待，当官后接父亲来与母亲同住孝养；他于己廉洁无贿，为人宽厚正直，对上遇礼而敢言，对下宽容有雅度。因此，于朝野都颇有声望。宋代大儒朱熹为他拜撰赞文曰：“公之为人也。忠纯直道，劲节清修。当国一十六年、三入相位，辅相两朝、太宗真宗，执政虽久、不以势而骄人，得君虽专、不以权而误国。引拔士类，荐引贤良，雅量宽洪，不忤物亦不猎物，不矜己亦不失己，诚休休之大臣也欤。”吕蒙正六十八岁去世，被追赠中书令，谥号文穆。

△他的《破窑赋》又名《劝世章》据传是为教化太子而作。他当朝入相、兼任太子老师时，见太子（后为真宗）青春年少，目中无人，于是融合自己少时曾在破窑居住读书而体会到的人间冷暖和后来当朝入相后所感受到的人心宠辱，写了这篇赋来告诫太子。文词仿《太公家教》一样通俗，且篇幅不长，但却蕴含某种处世哲理（说实在的，我不大喜欢该赋所宣传的荣辱观）。还据说太子读过此赋后，开始变得虚心，常请教他人。这且不论，历史记载吕蒙正用古训辅导太子和教育自己的七个儿子都很成功，这倒是事实。 

吕夷简 (978～1044年) (本宗72世祖)。宋代宰相，闻名政治家。他出身仕宦之家，谨守祖训。出仕后，先因其才识卓优、清慎勤政，获有“廉能”之誉；次因他上疏请免农具税和请罢冬天建筑宫观河运木石，而得真宗“有为国爱民之心”的赞许；又因出使契丹议和划界有功等，渐获升至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1022年，真宗崩。年幼的仁宗即位，刘太后临朝弄权。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始终秉持着公忠报国之心，一方面细心处理国家大事，一方面据理有节地约束太后的放纵和独断专行，使得仁宗初年政治清平，社会安定。仁宗亲政后仍放手让他处理朝务，内令天下安定繁荣，外与辽夏相安无战。仁宗对夷简关爱有加，诚意剪取自己的胡须为他治病，病重不让他下拜，病故特令恤典从优等。 

△这里特记太后崩后，仁宗亲政时，吕夷简类如伯父吕蒙正辅导太子的良苦用心，吸取转化吕氏等古训精髓，向仁宗提出的八条规劝，即：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仁宗全部采纳，以成仁宗一朝的兴盛平安。

吕公著(1018～1089) (本宗73世祖)吕夷简之子，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守成良相。受家教家学影响，他不仅自小好学至废寝忘食，而且于早年即优行讲学。他的讲学以治心养性为本，言语精炼而理尽。他一生著述颇丰，力推正统理念。他仿校其父吕夷简，要求君主以“畏天命、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去奢、省刑、无逸”为座右铭，同样得到皇帝采纳，基本实行。

△他还秉承吕氏家训要旨，十分注重家庭教育。在夫妇自我勤督子女学习的同时，还外请名儒焦千之及多位名师严格教导。因此，他的吕门家教逐渐促成吕学学风，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发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宋建立以后，宰相加三公的仅有四人。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共居其二。

宋代还有著名的“蓝田四吕”(吕尚73代孙)是唐代浙江东道节度使吕延之(本宗63世祖)、礼部侍郎吕渭(本宗64世祖)的后裔，于吕渭之后与我宗分支。见下表：

 

“蓝田四吕”为四兄弟，都是宋代“关学”③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称蓝田“吕氏四贤”：吕大忠，工部郎中，创建长安碑林博物馆；吕大钧，光禄寺丞，制定我国首部乡村民约——吕氏乡约；吕大临，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中国考古学鼻祖；吕大防为北宋宰相。 

这里只述与北宋休戚与共的吕大防及其后裔的奋斗史实。

吕大防 (1027～1097)，字微仲，生于吕尚故里河南汲县吕村，籍于蓝田。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其父生六子，一门五进士，六子五登科。

吕大防不但是一位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的学者，而且在政治、军事、外交、农业水利、流通器具多方面均有作为，因此于北宋元祐初年（1086年）被封汲郡公，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与范纯仁同心辅政。

为相前，他见哲宗逐渐长大，即以劝勉哲宗学习为急务，请求下令讲读官将仁宗存于迩英殿的御书译释出来，呈放在哲宗座位的右边让他天天看读。又摘录乾兴以来足以作为劝戒的四十一件事，分为上下两篇，标题叫《仁祖圣学》，以使哲宗有欣慕仁祖、自感不足的悟想。

入相后，他向宋哲宗进言坚持推行本朝祖宗已立的家法。他说：“从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中外无事。这是由于本朝祖宗所立的家法最好。”接着将本朝与往朝在事亲之法、奉长辈之法、治理内廷之法、对待外戚之法、宫殿崇尚节俭之法、皇帝勤身之法这六个方面的施行情形进行对比，以事实说明今优于往。还强调：“前代多严于用刑，大者杀戮，小者流窜远地。只有本朝使用刑法最轻，臣下有罪、只是免职贬官，这是宽厚仁政之法。至于虚己纳谏，不好打猎，不崇尚玩味研习，不使用玉器，不贵珍奇异味，这都是祖宗家法，之所以致太平的原因。陛下不必远远效法前代，只要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宋哲宗对这些都很赞同。

从以上可见北宋皇帝(南宋不议)，对内重礼法、尚节俭，待臣厚俸禄、优礼遇，当朝重纳谏、宽言路，对下施仁政、轻刑罚，基本形成一派宽和的朝风。我以为这既归因于宋太祖开国即以这样的理念创规立制，还得力于蒙正、夷简、公著、大防等宰相，借宋代所盛行的“家国同构”儒学观，而转化先贤家规古训为治国理政方略大有关系。

接述吕大防。

他身高七尺，仪容端庄，整肃稳重，极为朴直，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嗜好。他居家在庭、亦如接客，往过街市、也目不斜视。至于临朝，素著威容，仪表敬肃，令神宗退朝时还常常目送于他。

宦海沉折。由于吕大防为人朴实，厚道憨直，不树朋党，更著在朝梗正，任免官员，不允许以私心私利来干预，不拿恩惠讨好别人，不把怨恨转嫁他人，为相八年，始终如一。渐渐地他在朝中得罪了一些人，后值元祐党争④，即有数人相继诬陷他，以致他三度遭贬。皇帝关心过问他后，朝中对头更是阴下里迫害他。他最终被贬到循州(今惠州市)，往逃虔州信丰，71岁病逝。逝前嘱随侍之子景山设法回故里，以免断了后人。但景山犹感奸害在后，只得奔突在外而不敢归故里。

景山延嗣。父亡后，景山历经千山万水，扶父柩过岭南，来到潮州海阳县上外莆都(今澄海上华镇)，置地建村，取名东林 ，后叫东林吕厝，也称仙门乡，从此隐居粤东。宋徽宗即位，追认吕大防官称。高宗绍兴初，又复吕大防大学土，赠太师、宣国公。1131年，潮州刺史赵鼎寻见吕景山，上报朝廷赠吕景山赐进士、宣义郎，文林郎，封大尹、任知县令。这时，景山公一家已经在潮州府粤东地区生活了三十三年。他生有四子，子又生子，后裔很多，东林吕氏自此人员益众。东林吕氏虽人口大增，但好读书的学风不减，当年大防公为官之余，常以薪俸之半以购古书、字画，所藏几近万卷。东林吕氏亦然，族中人多勤学，俨然书香世家，其第六代孙吕机宜考中进士。时至南宋，吕家已成潮州名门大族。

尽忠报宋。从1098年吕景山到广东，到1276年宋帝逃到广东，吕氏家族在潮汕大地已生活了178年，大防公在此也传到六世。在元兵追杀宋帝到东林之时，国难当头，大防公后裔不畏强敌，利用巨大的影响力登高一呼，组织广大的粤东村民，奋起抗元，尽忠报国，不愧为忠良之后。终因寡不敌众，东林吕氏家族被洗劫一空，村寨被夷平，吕家墓群被挖，祖祠、尚书府等著名建筑物尽被元兵烧毁。吕氏子孙死伤惨重，剩余之众，分为几支，逃奔广东、福建各地避难。

飘落吕宋。其中一支吕氏人马追随宋帝逃往崖山，文天祥背幼帝跳海后，这支吕氏民众有部分跳海随去。另有未跳海的誓为大宋遗民，不作元人，于是出海远避。今菲律宾之吕宋岛，即是当年他们的落脚地之一。他们在蛮荒之地播下了先进的华夏文明，故后世称此地为吕宋。吕宋，意为吕氏之宋人，或宋人之吕氏。从此，大防公子孙繁衍粤东，遍及闽赣海外，如树分枝，世代流传。人数已有数十万之多。

写到这里，我不免思量南宋惨灭后元朝建立，是否真如有些人所说“崖山之后无中华”，我中华文脉在此断裂？为此我隐隐揪心！但经反复查看《宗谱》中的人物传记，查询有关资讯、比对《元史》等史籍，我从中知晓中华文明在元代并没有中断，而且颇显辉煌。

尽管蒙古人制定和实施了五项压迫汉人的政策：即将汉人、南人置于四个社会阶层中两个受剥削和压迫的最低阶层；改革科举选士制度，不允许汉人和南人做政府各机构的正长官；蒙古贵族侵占大量土地，让汉人无地可种；解除汉人、南人武装，没收民间一切兵器；专门制定压迫汉族的法律。但由于蒙古贵族之间倾轧频频，政变多发，他们有时自顾不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施以上政策以控制汉人的效力。

元朝虽只有短短98年，但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从某种程度而言，她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她实行了以儒为尊、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便利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在元代，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一度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願充生徒者，与免一生杂役”；普及民众教育，甚至超过了前代，最高时书院达400余所、州县学校达24400余所；元朝中叶以后，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得到恢复，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时的诗坛有一种“盛世之音”的风味，其主要代表就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同时，在元代人们写诗写词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风气，元代的人非常喜欢汉族文化，也非常喜欢读前朝人们的诗和学习儒家文化。

元朝非常务实的文化精神也很可贵，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得以快速发展，如很多天文学、地理学成果，金属活字、套色印刷等新发明，农技、农学、水利、陶瓷、造船、医学等技艺都领先世界。

特别是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经贸往来由宋代50国增加到140余国。因此，才有《马可·波罗游纪》关于中国这个东方最富有的国家的记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

上一个：赵宪尧：新中国城市建设及其高等教育口述史（七）下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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