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科学领域的新发现，还是创意的产生，或是创业方案的形成，其实都是团队对话的结果。到咖啡屋去就是组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团队。这个团队不一定有层次、有目的，但这个团队成员的跨学科，多视角对创意、创新是有极大意义的。海森堡说，“科学从根本上植根于对话之中”。科学不是孤立的实验室劳作，而是一种特殊人群之间的独特的对话；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那么这种对话反映的是这类对话团队的独特思维方式。可以说，科学发现源于对话，发源于团队的对话。当然，这种团队的对话，必然要求这个团队是一个创新的团队，创新活动是置于这个团队环境中的对话，要求这个创新团队具有最佳的智力结构。包括专业能力因素、年龄能力因素与能力特点，要素不仅齐全，并且要有一定的差异。各个个体的智力结构都有其所长，特别是具有求知欲、洞察力、沟通力与意志力，这样才能使创新群体起到智力放大器的作用。这个创新团队是个体智力的放大器，群体的智力结构的智力效应大于组成该群体各成员个体的智力效应之总和。

纵观科学史，科学发展是以突破为主线的。可以说，没有科学突破，就没有科学革命，就无所谓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牛顿力学的突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对托勒密的地心日动说的突破，伽利略的运动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的突破，拉瓦锡的燃烧理论是对施塔尔的燃素说的突破，进化论是对物种不变论的突破，量子论是对古典辐射理论的突破，大陆漂移板块构造理论是对海陆固定论的突破，平行宇宙理论、弦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突破等等，莫不如此。

这种突破就是对话，就是后人与前人的对话，晚辈与前辈的对话，后起理论与前期理论的对话。中国著名科技史家席泽宗院士说的好：“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没有交流，学术对话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交流”。

如果说，办公室也是一个对话的空间，但这个对话严格来说更多的是上对下的指令。是领导对员工的要求，是思想统一，是语言整齐划一，是绝不允许。或许是民族性使然，中国人似乎不太愿意对话，甚至十分害怕对话。因为，对话意味着有问题，意味着有矛盾，意味着上下观点相左，意味着有人揭短，意味着不和气，意味着冲突，甚至意味着将爆发激烈的斗争。

特别在中国官场是不容许这种对话的，或者说，中国官场不是一个对话场，只是一个谄媚场。官场是等级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从来如此。但下级服从上级，不见得非得谄媚上级，谄媚的原因不过是下级的命运由上级来决定。坊间有民谣，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只要体制内，那么恭恭敬敬，要么，走出体制。但是，在体制内，大家都谄媚，谄媚时间长了，成为习惯，不谄媚也难。谄媚的下级，就成了奴才，让奴才讲思想、讲反思、讲批判、讲创新，不是胡扯是什么？为什么有识之士提出大学不是行政机构，大学要去行政化，就是大学如果行政化了，大学教授、博士都想去当处长、院长、校长，就必须谄媚；当上了，别人就必须谄媚。谄媚的本质是人身依附，是缺乏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去讲创意、创新、创业如同无本之木。可以说，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这个体制让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平等的对话机制与对话空间，不论政府怎样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十分艰难的。

所以，没有对话就没有创意、创新，不仅现在需要对话，而且迫切需要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创意、创新与创业的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缺乏科学发现、缺乏原创性的技术、产品与设计。对话，是创意、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和重要手段。于是，新生代就有到咖啡屋去平等对话，寻求创意、创新的火花的渴望。

咖啡屋具有对话的功能。因为咖啡屋是学科内或者跨学科的对话，是平等的对话，是带着有准备大脑的对话，是理性思维后的感性对话，是左脑研究后的右脑直觉的对话，是线性、逻辑研究后的非线性对话，是确定性方向后的交叉点的不确定方向的对话；就是后人与前人的对话，晚辈与前辈的对话，后起理论与前期理论的在咖啡屋的持续对话。

科学对话中最为精彩的应该是跨界（Crossover）的对话。跨界的原意是跨界合作，指的是两个不同领域的合作，现在跨界的外延更加宽泛。打破原有框架，跳出熟悉的位置，穿梭于不同领域的行为都称为跨界。跨界的作用是将原本不相干的领域或者元素，相互渗透、融汇，带来新的观点或生活方式，帮助品牌跨出本领域，跳出竞争困境，寻找拓展的蓝海。从本质上来讲，跨界不是发明，而是创新和创意，它强调的是方法。跨界的使用面非常广泛，有产品跨界、服务跨界、设计跨界、情感跨界、品牌跨界、促销跨界等。跨界也不等于创新，而是创新的一种形式。它是通过旧元素的新组合、联接、逆向，寻求共同价值等手段实现增长目标。

跨界的对话、跨领域对话可以带来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学科，全新的行业与全新的市场。跨界就是突破原有行业惯例、通过嫁接外行业价值或全面创新而实现价值跨越的品牌行为。跨界是对专业化的一次反叛，它让原本毫不相干的领域或元素，相互渗透、相互融汇，带来新的观念或生活方式，帮助品牌跨出本领域，跳出竞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