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于熵的视角看血缘大家族的兴衰

按普里戈津(I．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1]我们先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血缘大家族，然后指出血缘大家族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的系统。

我们知道一个系统一般具有如下六个特性：一是系统性。一个系统至少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可以相互区别的要素 (或子系统) 组成的。二是相关性。系统内每一要素 (子系统) 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三是目的性。即系统表现出的某种特定功能。四是层次性。一个复杂的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子系统可能又分成许多子系统。五是环境适应性。没有环境适应性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六是动态性。系统是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实现的。

集合性。家族最大的基础就是婚姻。“婚姻是合二姓之好”。可见家庭是具有集合性的。随后形成家族，家族就有三亲六戚。第一是“宗亲”，就是自己同一祖先的亲人及他们的配偶，像父母、祖父母、叔伯以及婶婶、兄弟姐妹，家族就是不断的吸纳原集合中没有的要素进入；可见没有集合性，就没有家族。第二是“外亲”，就是指母亲家族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也与自己的家族形成新的要素或元素，进一步体现集合性特征；第三是“妻亲”，就是妻子的直系亲属，这种亲缘关系是后天的，是由于婚姻的关系组成的，也是婚姻增加新的要素而形成集合性。家族在不同的两个及代际传承中的不同两个相互区别的要素 (或子系统) 组成的。

相关性。家族系统内男性要素或宗亲的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种男女婚姻在代际传承中形成的子系统形成特定“关系”体现出了家族系统的整体性，“宗亲”、“外亲”与“妻亲”形成的相同而关联关系不同，系统表现的整体特性不一样。也正是这种“关系”，使系统中每个要素的存在依赖于其他要素的存在，往往某个要素发生了变化，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并引起系统变化。

目的性。前面提到“婚姻是合二姓之好”，后面则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其目的性是非常强的。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婚姻目的是为了男性家庭继承家庭的血统，传宗接代，即“继统”。

层次性与动态性。系统是有层次的也是动态的。中国家族除“男女有别”外，莫过于“长幼有序”。《荀子·君子篇》：“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下的定义是：“善事父母为孝”。汉代贾谊的《新书》界定为“子爱利亲谓之孝”。东汉许镇许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两代传承及“五世同堂”就是系统层次性的充分体现。此外，中国家族的差序结构实际上是系统层次的体现，正是系统的层次性导致血亲、姻亲与外亲的家族产生。

适应性。中国血缘家族的演化的结果，这是中国血缘家族要适应“废井田、开阡陌”及汉朝推恩令的政治环境变化适应性的产物；分家析产、平均分配原则就是适应这个政治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的产物。如从氏族到宗族不过是从血缘集团为健康繁衍而选择非血缘的婚姻的结果；为适应土地从分封制到私有制的变迁，导致血缘组织从氏族到宗族、从宗族到世族/士族再到平民家族。

血缘大家族不仅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复杂性系统。

首先是非线性。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最生动的解读。马尔萨斯人口论指出，人口有几何增长的趋势是按指数增长的趋势,即按非非线性增长的，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增长的趋势，即按直线性增长的趋势。其实，对一个血缘家族也是如此。可以说，家族在繁衍与演化的过程中，不是线性发展，而是非线性的传承，这也是中华民族从几千万人发展到现在14亿人的道理。

其次是惯例。血缘家族是一个通过惯例实现的血缘组织传承。我们可以说，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家族内部知识可以分成两类，隐式的（tacit）和显式的（overt）知识。[2]实际上，隐式内部模型相当于家族的惯例、默会知识。而显式模型相当于家族的家训、家规与乡约之类等。

再次是自组织性。血缘家族具有凝聚性，即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向心倾向，它以一种持久的、把近亲连接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它使中国人能够轻松自如地在向心的中国宗族结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完全调和”这一理想的框架内满足其社交、安全和地位的需要。血缘家族是具有大家庭理想的。大家庭的理想强调家庭的整体性，保持家族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还包括老人崇拜。中国血缘家族强调老年人在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庭生活中的指导作用，强调长辈的道德教化，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行，从而形成崇拜家长、崇拜在世长者的心理定势。

第四是关系治理。所谓关系治理，就是指家族重视关系，以互惠为交易的“父慈子孝”基础，这种以血缘、亲缘、姻缘等关系组成的群体之间比较容易获得彼此的认同和信任。

第五是演化开放的系统。家族通过代际传承，不断通过姻亲从外部获得资源与能量及随着家族的代际传承，家族从大宗、小宗不断分家独住并向兄弟姐妹分散，再后向堂兄弟姐妹分散。所以说，家族是一个逐步演化的开放系统。逐步从平衡态走向非平衡态，引起家族成长的巨大涨落，导致一部分家族发展成长“五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而另一部分家族则“富不过三代”走向死亡。

第六，血缘大家族的边界是负熵与正熵较量[3]。克劳修斯、波尔茨曼等先后以不同方式都提出了熵增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按耗散结构理论，生命是远离热力学平衡的系统。它从环境摄入高级形态的能量，利用其自由能维持和发展生命，将低级形态的能量排给环境，实际上像从环境摄取负熵的能量转化器。其实，负熵是血缘大家族繁衍的前提。家族的规模往往与土地集聚多少与提供的得益多少决定的。家族的生命就是生命的物质和能量代谢的实质，就是通过环境的“入”获得负熵及“出”增加正熵的结果。血缘大家族在农耕文明时代，没有土地就没有血缘家族，多大的土地支撑多大的血缘家族；当然，亩产的效率的高低也决定血缘家族的规模。中国的分家析产的平均分配原则，使得家族及家族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条“成长极限”，即当家庭裂变为以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小家庭室，家庭内部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私有财产可以得到一定的积累，但子辈的兄弟分家时，必须分家析产，家族经济规模又回到祖辈或父辈单独成家的规模。这种“析产—积累—再析产”便成为中国家族制度下永久性循环，不能发展出较大规模的家族经济。当然，随着家族繁衍的过程，累世同居共财导致家族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导致正熵的增加大于负熵的吸纳，最后导致血缘大家族的分化，最后演化为族聚家庭的产生。血缘家族熵增的过程就是一个血缘家族走向无序的过程，而熵减则是一个消耗能量形成有序的过程。

此外，随着家族的繁衍，家族随家族规模的扩大却又成为家族扩大的阻力。一是家族的血缘组织有其固有的机制来保持其稳定性，在家族规模扩大的过程中，组织的惯性就潜在的成为了一种阻力，来维持其原有的稳定性。这种结构惯性是作为系统运行的特征之一。二是由于家族内部各级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在对一个子系统实施变革是不可能不影响到其他的子系统。

五、换一个视角看家族兴衰的基本结论

最后，我们可以形成如下几个结论：

结论之一：中华民族血缘组织演化的过程就是土地权演化史的直接与迂回的结果；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就是贵族血缘家族向小农经济家族转型。

结论之二：血缘组织的规模不过是土地收益与血缘组织维系成本之间的平衡。当人口增加、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时，土地收益难以维系大家族成本支出，人均土地的减少与血缘组织规模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魏晋时期世族不过是土地集聚的结果；宋明清的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族制必然为聚族而居的平民家族制度所取代。

结论之三：血缘家族是一个复杂性组织。除了系统性、相关性、层次性、目的性、环境适应性及动态性外就是非线性、惯例与创新、自组织性、关系治理等特性。

结论之四：血缘家族扩张的边界就是熵增为零。血缘家族因吸纳负熵导致它的发展与繁衍；吸纳的负熵越多，扩张的越大越快。因土地供给量的不足及同样土地提供的能量不足及累世同居同财导致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会导致正熵的增大。血缘家族成长的边界就是熵增为零的时候就是血缘家族扩张的边界。

补充说明：这篇长的随笔主要是从熵（土地是负熵、系统是耗散熵形成结构的体现）与血缘家族关系着眼。其实，影响大家族的因素还有很多。一是城市化，即“离地域性”活动，迅速的城市化，这也是土地权失去，或土地获得的得益小于城市打工获得得益的原因，这可以解读为负熵的异地性解读。二是市场的扩大，人与人因血缘绑在一起转变为人与人因利益走到一起，因利益走到一起获得的利益大于因血缘走到一起的利益，也可以解读为，从市场获得的负熵大于从血缘家族获得的负熵，自然血缘大家族分解为血缘小家庭了；离婚也是止损并寻找新的负熵的机会的行为；不组成婚姻也是结婚成本高于结婚的得益，或者说，结婚导致正熵大于负熵。三是市场经济是平等、自由的经济，而血缘大家族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传统经济，不利于获得更多的得益，不利于获得更多的负熵。

这三点，我们可能在今后的随笔中逐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