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不要言必称希腊。这无疑是对的。因为，人类的文明不仅有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还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游牧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

但我们谈中医时，也没有必要言必称《黄帝内经》，最好是对中西医有一个辨析。这个辨异，不涉及中西医的优劣与对错，只探究其差异。既然《黄帝内经》可能是先秦与战国时期成书的医学圣典，那么，我们就从3000年前开始辨异好了。

我拟定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探究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如何导致古希腊与中国生存路径的差异，使得希腊选择了商业文明，中国选择农耕文明，希腊人选择当商人，中国人选择当农民；二是通过简要探究李约瑟悖论，指出西方发展的是科学，中国发展的是技术；三是通过阐述科学与技术的差异，指出西方（古希腊是其源头）形成的是科学的技术，中国形成的是经验的技术；四是重点讨论西医科学的技术与中医经验的技术的差异，或许，这就是中西医本质的差异。

一、中西方科学的路径选择的自然环境

古希腊，位处地中海北岸，西部崖石林立，满目荒凉，几乎看不到平地，此外，希腊是一种雨热不同期的气候类型。所谓雨热不同期，就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地貌既没有大平原，气候又雨热不同期，这就导致古希腊走向商业文明。

而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临太平洋，体量巨大的封闭地理环境，广阔的空间，优越的地理环境，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导致中国走向农耕文明，并把农耕文明发展到顶峰。

我们可以先把人类三大文明的民族做一个简单判断。农耕文明的民族勤劳、但不勇敢，华夏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范本；游牧文明勇敢但不勤劳，基本以抢劫为生存之本，看现在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最近的版本；海洋文本基本以贸易为生存之本，古希腊则是最早的版本。

希腊人不能像中国人、埃及人、苏美尔人那样学习农耕技术，也不能学游牧民族四处抢劫，这样风险太大，最佳选择做商人。当商人不需要中国农民那样精耕细作，一年忙到头；种植葡萄和橄榄树不需要平时打理，所以，希腊人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有了空闲，希腊人开始思考，于是，他们仰望天空，灵感突发，发明了哲学，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称古希腊三贤。[1]

而农耕给人类带来了充足的食物，本来，人们开始有精力钻研其他的东西，但农耕文明需要人多，人多就首先需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此外，农耕文明还需要治水，治水就需要中央集权与以人伦为主的儒家文化，中医就是儒家文化演化的产物。中国读书人的愿景就是不为良相就为良医，这是儒家文化的具体体现。至今，这也是为什么做SPA水疗的人多(Solus（健康），Par（在）， Agular（水中）)，而追随“希腊三贤”的SPA（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人少。

二、从李约瑟谈中西方的科学技术

英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约翰·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于1939年指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的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2]而中国古代曾如此先进，“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李约瑟进一步归纳为李约瑟悖论。

李约瑟悖论包括二个含义，一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二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悖论提出后，国内一些历史学家、科技史学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我们摘其与科学与技术关联与差别的解答。

钱兆华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存在着重大差异。[3]

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我们知道，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的技术。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显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的技术。

三、科学与技术的差异

人类历史演化过程是，技术出现在科学之前。技术的出现源于生活所需，技艺的纯熟，或者打发时间;而科学出于对知识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指出，科学的出现是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4]。

科学与技术的差异之一，科学是纯粹知识体系，而技术则是人工操作体系。科学对应的是自然界，而且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系统，没有人为参与的天然世界，是关于自然界自身运动变化发展的体系，侧重于揭示自然现象背后运行的原因及其实质。而技术“主要是人与自然能动关系的范畴，与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有关，与制造和利用工具有关”[5]。

科学与技术的差异之二，科学求真，技术致用。科学主要体现在对世界更深层次的了解，对认知世界的渴望，致力于探求真理。而技术则致力于通过设计与制造各种人工事物，以达到控制自然、改造世界、增长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社会福利的目的。在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看来，技术的目的正是出于获取利益的动机。

科学与技术的差异之三，科学追求“为什么”的知识，技术追求“做什么”的知识。西蒙在他的著名著作《关于人工事物的科学》一书中讲到，“科学处理的问题是，事物是怎样的(how things are)”，而技术处理的问题，或“工程师及更一般的设计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事物应当怎样做(how things ought to be)，即为了达到目的和发挥效力，应当怎样做”[6]。

科学与技术的差异之四，科学是超越性的，而技术是关联性的。西方科学路径的选择，其实是其超越性文化的选择。在他们的世界里有宗教的存在，有上帝的存在，人是有限性的生命存在，而上帝却作为无限性的永恒存在。个体需要通过与上帝订立契约，通过上帝自我救赎；由此，导致个体能理性地思考，不断地质疑，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这样就超越了世俗生活的压抑，释放本真的张力。

中国农耕文明，靠的就是人多，人多的首要问题是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孔夫子说，人者仁也，就是会处理关系的是人，不会处理关系的就不是人。中国人形成独特人际关系网的原因，一是与土地绑在一起，二是与血缘家族绑在一起。一个筐子的王八，谁也动弹不得，扼杀个体的独立自由和创造性的发挥，形成对自然的敬畏，对王权的服从，对天地祖先的深深依赖；由此，丧失了对科学真理认识和创造性的压抑。

四、科学与经验之技术博弈

我们这里，首先定义“经验的技术”与“科学的技术”。

“经验的技术”就是通过经验获得、并通过经验的累积而提高和完善的技术。可以把“经验”作为传统技术的核心特征。传说鲁班是因为手指被草叶割破，从而发明了锯子。显然，这种技术并不依赖科学。经验的技术并非没有理论的解释，只不过其理论并非科学，而是传统社会的解释世界的形而上知识体系，包括神话、巫术、宗教、传统自然哲学等。比如，中国人发明指南针，但没有由此发现电磁理论

“科学的技术”就是通过“由科学推导出来的或者基于科学的技术”。电磁波的应用可以作为“科学的技术”的标本。1864年，J.C.麦克斯韦在理论上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后就得到广泛应用，比如；无线电波用于通信等、微波用于微波炉、卫星通信等；红外线用于遥控、热成像仪、红外制导导弹等；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遥控器、手机、电热水器、卫星信号、导航、遥控、定位、微波炉、电磁炉、伽马刀、CT等医疗器械都是电磁波理论的技术应用。

在经验的技术中，人本身是最重要的因素，技术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技能。在科学的技术中，工具是主要的。科学的技术的发展趋向于使工具的使用简单化。在现代化屠宰场的电钮面前，庖丁解牛是毫无意义的。在现代的科学的技术中，技能会逐渐被内化到工具之中，成为工具的一部分。[7]这表现为工具的不断更新。照相机是个很好的例子。早期的照相机是一种复杂的工具，现在，照相机不再是特殊的装备，以致成为智能手机的一个附带功能。在经验的技术中，是人在使用工具，控制工具，人具有主体地位。

而现代大型机器的操纵者在越来越自动化的工具面前，人的主体性所能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小，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人手的功能几乎只剩下一项：按电钮——不再需要任何技能。

可以说，经验技术是与传统社会的文明形态及其形而下体系相适应的；而科学的技术则是与工业文明及其形而上体系相适应的。[8]

自《黄帝内经》两千多年来，中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的理论体系没有发生范式上的变化，中医的工具也相对稳定。正如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所指出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帝国。[9]马克思也曾说“中华帝国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封在棺材中，不与外界接触，一旦与新鲜空气接触，就立即腐烂”。

中医诊病的基本技术“望、闻、问、切”都是以人的身体为主要工具的。中医治病的技术也有相当一部分如按摩、针灸是以人体为主要工具的。中医大夫的医术主要表现为技能。一位中医大夫面对一位病人，他是在以其全部行医经验与病人交流，以其全部身心体会病人的感觉，对病人的病症进行判断，提出试探性的治疗方案，并在治疗的过程中随时予以调整。病人和大夫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具有主体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的病症，大夫会根据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开出不同的药方；对于同一位病人，不同的大夫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选择不同的药方。

在中医的核心技术望、闻、问、切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意”。所谓“医者意也”，这个“意”是望闻问切的灵魂。唐孙思邈说：“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理，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10]

这种玄妙的医者之“意”，只能通过个体经验在实践中的长期积累才能体会。可以意会，难以言传。所以，中医传承崇尚口传心授，师徒相承。

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借助贝叶斯博弈、借助贝叶斯公式迭代的逐步量化方法，把医者望闻问切的“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之“意”逐步变成可以言说、可以编码的知识。

其实，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之前的西医也是经验的技术，而现代西医则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一系列科学学科之上的技术。现代西医固然也强调技能，比如外科手术，在同样的工具条件下，技能不同的医生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但是，作为一种医疗体系，现代西医已经在整体上融入到现代技术系统之中。现代西医试图对一切进行量化，设立指标，设立标准，而“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个体经验则是其竭力摆脱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病经历，门诊大夫三言两语之后，就开出一系列化验单：验血、验尿，心电图、透视、X光片、B超、胃镜，让病人接受各种仪器的检查；然后，大夫几乎可以脱离病人，根据仪器检查的结果进行诊断。工具在西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更新也越来越快，属于大夫技能的部分不断地内化为工具的功能。在定量的意义上，工具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大夫的技能。

在现代西医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仪器横在了大夫和病人之间，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现代化的医学设备与其它现代技术产品一样，也是还原论、机械论范式科学的产物，具有标准化、模块化的特征。在这样的仪器面前，病人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个标本，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按照统计“正常值”排序的数据和图表。大夫所要面对的首先也是这些数据和图表，不是具体的病人。西医的知识体系逐渐建立在标准格式的数据上，人的个体差异在这个科学的技术面前被抹平。同样的数据，根据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必然开出同样的药方来。于是，计算机可以取代大夫，根据数据制定治疗方案，这就是计算机医疗专家系统。这时，医生反而成了计算机和病人之间的中介。[11]

从19世纪之交开始，医学走向了一条几乎完全依赖技术的道路，尤其是在1940年代，在诊断实验室的建立和抗生素的发明之后。医学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医生通过自己的询问和观察，根据患者的陈述，直接了解患者的体验。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通过身体检查，包括使用某些精心选择的技术，直接了解患者的身体。而目前这个阶段的特征则是，通过技术设备，间接了解患者的体验和身体。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某些专门对技术信息进行阐释的专家——比如病理专家和放射线专家——他们只与病理组织和照片打交道，与病人没有丝毫交流。可以设想，随着医学实践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医生则易于丧失在前一个阶段起主导作用的技能和洞见。

中西医之间的差异是人机的差异，即中医是通过face to face解决问题，通过人与人互动解决问题，即是中医师与患者之间面对面的治病；而西医是通过人机解决问题，就是用医疗设备解决问题，是在西医医生与患者之间插入的医疗器械。人与人的互动和人机的互动本质是科学与技术路径选择的结果，是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的路径选择。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的路径选择，不过是东西方民族对在不同环境下求生存的挑战的一种积极的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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