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家族企业传承比较
虽然世界上有众多民族构建了各具民族特征的商业社会，但工业化之前的各个民族的商业社会大体是相同的，都是通过个人和血缘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构建的商业社会。这些众多民族在走向工业化的历程几乎都是从家族企业开始的。然而，家族企业在随后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则有不同的路径选择。美国家族企业最终选择了现代企业制度；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则大体坚持传统的家族企业；德日则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想分析为什么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路径选择，这些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路径选择有哪些启迪作用。
（一）美国家族企业演化路径选择
1820－1860年美国紧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到1865年南北战争胜利后加速了发展；1875年美国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924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家族企业有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等。但这些美国家族大企业在随后的演化过程中，都选择了股权分散的治理结构。我们先看美国企业的股权分散状况。从1900年到1928年，美国最大17家工业企业的股东人数从10.8万增加到了55.2万，增加了410%。4家公用事业公司的股东总人数从1.9万增加到了52.4万，增加了2622%。10家铁路公司的股东从9.9万增加到了34.4万，增加了247%。到1920年代末，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股东人数接近50万，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东人数超过15万，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东超过10万。[1]到1937年，美国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几乎没有一家是家族有主要表决权的。[2]日本家族企业走的是家族控股的企业金字塔模式。明治维新阶段主要是财阀控制的家族企业模式。财阀是由一个家族所欲的混合经营企业集团。比如，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时期，住友、三井等这样已经持续了200多年时间的企业，还是100%的家族所有。完整的家族宪章为其企业治理的基本原则。明治维新政府为日本传统家族企业和当时新兴的家族企业集团提供第一推动力。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也大量兴办过于工矿企业，但腐败与低效导致1880年政府低价出售国有企业，三菱、三井、住友等当时已经有一定实力的家族企业都从中购买一些重要企业，从而各自掌握了一些日本的重要产业，为日本家族企业扩张，提供就难得的机遇。[3]随后，日本有了民法后，这些家族企业开始以“公司”的方式从事新的事业，这样日本就逐渐形成了最上层是家族，家族持有绝大多数股权的财阀总公司（本社）、下面是一层、二层、三层，层层控股的企业金字塔。“二战”后，日本《反垄断法》颁布,50%以上的股东控股都不被允许了,家族控股、家族管理的形式完全没有了,股东十分分散,股份比例不能超过5%,成为了完全的股份制结构。但日本财阀的“老子”没有了，但“兄弟姐妹”组成了新的财阀，家族企业依然是金字塔控制。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FC……站在这些光环耀眼的日本金牌制造业企业背后的,是拥有全球独有商业模式运营的日本六大财团。再看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家族企业走的道路。意大利虽然二战也是战败国，也是法西斯，但美国没有强行拆散家族企业统治。现在的意大利的大家族控制的大公司已经转型为国际化的运作模式，剩余的则是汪洋大海一般的中小家族企业。欧洲家族企业一般由一代和几代家族多年执“政”。杜邦企业王朝，在其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都有家族成员。最早的杜邦家族企业成立于1802年，到杜邦三表兄1902年接手正好是100年，其后大半个世纪杜邦家族在公司管理当局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全球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厂商利维·施特劳特公司，目前由列维的第五代侄孙罗伯特·哈斯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创业家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在管理当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即持续达一百年之久。在欧洲，大部分欧洲企业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代代相传的巨人。从美国最为悠久历史的花旗银行到最为年轻的Facebook,公司治理模式基本是从创始人控制、家族控制、大股东控制到市场控制的历程。就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托拉斯的发展。托拉斯发展是企业联合的需求所致，并导致控股公司制度的产生，进而发展出来了大型工业企业。只有大型企业才能通过股权分散而获得更多资本的内在需求，中小企业则可以依靠家族资本生存。二是反垄断政策。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大型公司的国家，也是公司可以以最快的步伐从初创发展到巨型企业的国家，同时美国又有一个世界最为积极和坚决站在大公司的对立面、与之作战的政府。正是美国政府强有力的反垄断政策，迫使哪些巨型托拉斯企业或拆分、或将主要股权出售给公众，由此导致美国巨型公司股权从分散走向高度分散。正是反垄断政策，美国巨型公司只能会掌握在创业家族或金融机构手中。三是发达和充分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仅仅有反垄断政策还不够，美国有高度自由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起步阶段，没有贵族、没有富人、没有强势的政府，这需要公司制这种组织形式去汇集众人之力；这为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条件。美国铁路业大企业家范德比尔特、石油业大企业家洛克菲勒、钢铁业大企业家卡内基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企业王国，但没有像欧洲国家一些企业那样以家族所有或家族控制的方式延续至今，其原因就是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股票市场的高度发达。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催生美国大型企业，另一方面促使这些企业转型为公众型企业。四是成熟和被接受的公司董事会机制。正是这个制度开启了美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摩根曾明确地声明说，“放手让属下工作，这已成为我的原则，除非他们犯的是原则性错误，否则我不会干涉他们的工作。我不喜欢那些循规蹈矩、惟名是从的人。”由卡内基钢铁公司总裁升任美国钢铁公司总裁的斯瓦布评价摩根时说，“卡内基在批评我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我的任何解释，但摩根先生不同，他有着博大宽广的胸怀，我愿意听从他的任何指挥。”[4]职业经理人走进现代企业，最初也是作为实业大亨的跟班，最后演化成为现代巨型公司的实际领导者。由于股权的分散，给职业经理人更多的自主管理权；他们也曾服务于少数的资本家转向服务全体股东。如果没有充分发达的资本市场、坚实可靠的董事会机制，美国公司的创始人及其后代们，可能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传承家族企业。此外，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新移民带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融合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新文化，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理性行为和公正公平的思想。在这三种价值观的指引下，美国人更崇尚实现自我价值，大胆追求技术创新，注重实际的操作过程，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这种文化特质氛围的影响下，反映在家族企业中就是从基层员工到企业高管都较少受到权威的束缚，敢于接受挑战和推陈出新。这也正是美国以硅谷为代表拥有众多高科技跨国企业，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根本动因。如果是决定美国的家族企业转型为大众公司的原因是美国没有贵族传统，只能靠市场的力量；而欧洲凸显家族企业传承“富过三代”的则是贵族的传统。我们知道，欧洲很多国家都是信奉宗教的，所以教会的权利十分大，是压过皇权的，特别是在中世纪。而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资产阶级涌现并且实力逐步增强。在欧洲发展进程中，皇权始终没有太大的作用，或者说其发挥作用的时间有限，所以欧洲的贵族势力得以在千百年中不断继承、世袭。贵族就是因权力、财产高于其它阶级而形成的上层阶级，包括军事贵族、世袭贵族、宗教贵族。经过演变，贵族制度在一些国家延续下来，形成了稳定的贵族阶级。欧洲的贵族，在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张。比如创立西门子公司并六代传承西门子公司的西门子家族是贵族家族，创办菲亚特集团的阿涅利家族是王族家族。即使不是贵族家族，这些创业成功的家族也会跻身于贵族阶层，传承着贵族家族的文化，把家族企业打造成一个家族传承的家族，包括控制了两个享誉世界的汽车品牌宝马与奔驰、经历150多年风雨，传承4代的匡特家族。由于资本市场相对落后，以及其他一些法律和历史原因，欧洲国家的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比较高，特别是双重股份制度的普遍存在，使很多欧洲国家的创始人家族长期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欧洲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有一个股权向家族集中的过程，家族成员通过控股而控制企业。这里的产权清晰有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内部产权明晰，二是企业中家族股东与非家族股东间产权清晰;三是家庭内部产权明晰。与美国崇尚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企业文化相比，日本的家族企业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家”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日本的家族企业把“家”文化融入到日常的经营管理，把家族企业看作是所有员工的大家庭。“家”不仅仅是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群体，而是以整个企业为服务对象充满凝聚力的组织。虽然日本的企业90%以上都是家族企业，但血缘关系在家族企业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正是在这种不重视血缘的观念影响下，日本家族企业不仅大量聘用非本家族的员工，而且也愿意把公司的经营控制权交由外部的职业经理人，从而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加专业的管理。 首先，我们要承认，中国几乎没有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我们津津乐道的企业源头，似乎绕不开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和“红顶商人”胡雪岩，似乎绕不开洋务运动后期声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其实，他们不过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迈入工业文明。事实上，中国家族企业的根，体现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企业家身上，如荣宗敬、荣德生等。荣氏家族创办的企业虽然是中国发展最早、最快、规模最大的家族企业，但传承依然没有过百年。其次，中国没有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一百八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可算是多灾多难。期间，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三次内战、计划经济、改革开放。除改革开放，其他时间，企业经营成本太高，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家族企业自然成为不能传承的牺牲品。第三，政商关系也是逼死家族企业传承的主要因素。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商业就处于不正常的政商关系下。徽商因明朝崛起而崛起，因明朝衰败而衰败。晋商也因清朝衰败而衰败。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结果是官贪商难办。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大好时期，但是，政府喘过气来马上收拾民办家族企业。国民党执政期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30年无家族企业之说。改革开放的40多年，特别是近10年也是政府太强、民间企业太弱的结构，新型的政商关系制约着家族企业的命运。中国企业存在着“妻妾现象”，国有企业是“妻”、民营企业的“妾”。“妻”“妾”在获得进于产业、获得资源、人才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即使获得，也存在巨大的成本差别。第四，中国人对血缘依恋举世无双，心有所托，情有所属，便不太需要建立其他信仰。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由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家族创业者更愿意相信有着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这种重视血缘的传统文化往往能在创业之初帮助企业更快速地取得成功；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这种血缘关系越来越阻碍了家族企业做大做强，更遑论传承。也可以说，对血缘的过度依恋是导致家族企业不能传承的主要杀手之一。
[1]莫克.公司治理的历史——从家族企业集团到职业经理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转引自钟继银.伟大的公司：创新、治理与继承[M].企业公司出版社，2020年2月版，第74-75页。
[2]阿道夫·A·伯利 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马国川.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M].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页。
[4]仲继银.伟大的公司：创新、治理与传承[M].企业管理出版社，2020年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