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岩。”这个“今”字用的是很不合时宜；或者说，这个“今”字已经误导了我们100多年。100多年来，包括改革开放40年，我们出了太多商人，就是难出工业时代与信息革命时代的企业家。还有出版社出版了《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一书。“从政要学曾国藩”，我们在下一篇随笔中论及；这篇随笔就分析分析“经商要学胡雪岩”谚语的误区在哪里。 胡雪岩（1823－1885）在鲁迅先生眼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实际上，鲁迅先生这句评语是可以商榷的。他从一个钱庄里的“扫地、倒溺壶”的学徒，一跃成为“官居二品、头戴红顶、身穿黄马褂、拥资数千万两白银”总办、“四省公库”的唯一一位红顶商人。但胡雪岩没能得以善终，才花了3年时间就倾家荡产，自己也被革职抄家，不久后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享年63岁！胡雪岩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在哪里？我想胡雪岩成功的因素首先在于他的勤勉、能力、诚信、格局；这是那个时代成功商人的共同特征，本质上不是胡雪岩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这就不多论及了。其实，胡雪岩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他的徽商的背景与环境。徽州主要指安徽、江西，包括浙江一部分。徽商活跃于宋代，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由于中国几千年的血缘观念与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彼此之间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胡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胡雪岩深受徽商价值观的影响。在他未发迹之前，捡到重金，分毫未占，还给失主；在钱庄干活，非常敬业，能吃苦、不偷懒，良好的吃苦、诚信；这正是徽州商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博大的品质；加上自己的聪明、经商天分与格局，使得无儿无女的于老板把把钱庄留给他。当然，胡雪岩巨大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他投资红顶，把自己打造成红顶商人，一时无人能出其右。胡雪岩第一次红顶投资的就是王有龄。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进行了500两银子的政治风投。王有龄发迹后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随后又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好景不长，王有龄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畏罪自杀。胡雪岩一时没了靠山，胡雪岩开始人生的第二次政治风投。1862年，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这样，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导致胡雪岩失败的原因或许有市场风云变幻，有工业革命对传统农贸经济的打击；其实，他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给胡雪岩一个简要的评语，那就是：因商而兴，因官而亡。“经商要学胡雪岩”改成“经商要学岩崎弥太郎”似乎更准确一些。看看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日本企业家岩崎弥太郎是怎样辞官经商创办三菱公司的。岩崎弥太郎（1835～1885）），小胡雪岩12岁，但是同时去世，就是说，岩崎弥太郎比胡雪岩少活12年，但他的影响力广度、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胡雪岩。岩崎弥太郎出生于高知县一个“地下浪人”的家庭，也与胡雪岩一样，生活在下层社会，也具有诚信的品质。1855年10月2日，江户发生大地震。“昌平堂”的学生部争先恐后避难去了，只有弥太郎不顾危险，坚持在学堂附近照顾艮斋老师一位生病的亲戚。艮斋老师因此非常感激他，认为他是个很重情义的年轻人。他的人生也很不顺，他因救父亲不成，自己也身陷囹圄。他也深切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公道，于是静下心来读书，见识大长，精神境界也提高了一层。1864年，他的拦河造田项目大功告成，河边几百公亩的田产给弥太郎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甚至给他带来仕途好运：弥太郎因造田有功，被任命为高知城奉行所的下级官员。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维新的时代，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当时的维新政府招揽人才，大批出身低微的有志之士进入政府。岩崎弥太郎因精明能干进入政府；他也有坚强的靠山，但岩崎弥太郎别有抱负。1871年7月，明治政府决定废藩置县，土佐藩变成高知县。一些地方政府将官营商业卖给个人，36岁的岩崎弥太郎脱掉官服、退出政坛，“下海”经商。岩崎弥太郎开创的三菱公司，历经十几年风风雨雨，几濒危亡存续关头，都挺过来了。岩崎弥太郎作为一个由封建官吏转变成大企业家，在除善于经营企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治维新给他经营企业的营商环境。100多年过去了，岩崎弥太郎创立的三菱成为世界知名企业，在日本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家是三菱集团旗下公司，光是带有三菱标志的相关企业就多达400多家，包括三菱商事、三菱日联、三菱电机、三菱重工及三菱化工等。三菱商事，在日本也是仅次于丰田汽车的第二大企业，年营业额达1452亿美元；其经营范围极广，包括石油、机械、金属、食品以及化学等众多领域，这样的规模的综合贸易集团在国内几乎没有。三菱日联，是日本最大的金融机构，类似中国的工商银行，2018营收600多亿美元。三菱电机，也是三菱集团的骨干企业，是综合电机制造商，生产的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工业自动化设备半导体，电梯，数控系统等，2018年营收400多亿美元。三菱重工，也是三菱集团的核心企业之一，是日本最大的航空航天企业，日本的主力火箭就是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类似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菱重工在世界500强排名334名，此外，三菱重工的重型燃气轮机市场份额2018年位居全球第一。三菱化学，也是三菱集团的主要企业之一，是日本最大的化学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功能材料、塑料制品、化肥等，营收也是350亿美元左右。即使只算三菱集团下属的8家500强企业，2018年其销售额就达到4883亿美元，仅次于全球最大的企业沃尔玛的5144亿美元，位居第二，超过中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中石化的4146亿美元；如果按照业务范围，三菱集团大概相当于中石化、工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华润啤酒、中国远洋运输、东风企业，此外，还要加上西门子等。为什么都处于时代变革的时代，一个事业在晚年灰飞烟灭，一个则传承百年至今而屹立世界500强企业而不倒？为什么中国的胡雪岩选择了一条由商入官的道路，而日本的岩崎弥太郎选择了一条辞官经商之路？我们知道，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在英法美等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船坚炮利的打击下开始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也几乎同时开始，而结果是一个走向地狱，在野蛮与黑暗中探索；一个走向强大，进入文明与光明的国度？我以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认认真真的向西方文明学习，是彻底理解了西方文明的内涵的学习，是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研究的学习。通过这种学习，使得日本从半开化社会得以转型升级成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我理解：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核心在于：四民平等（四民是指士、农、工、商；不过日本的士是武士，而不是中国的儒士）、土地私有化、鼓励和扶持私人企业、进行文明开化教育等。因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是人人平等的基本价值观理念、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契约精神、私人企业带来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等。日本的这种学习，可以从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总结看出。吉田茂说：“日本近代史的发展是十分幸运的。那时正是19世纪中叶，先进国家虽然完成了产业革命，但是他们的技术水平仍然处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阶段，仍需要不断接受科学的证明。近代的钢铁工业才开始起步，几乎没有出现化学工业，铁路兴建的热潮也刚刚开始，而帆船还没有被轮船取代。因此，日本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落后于先进国家，日本人还可以一边有效率利用自我的传统技术，一边加倍努力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发展脚步。”日本的学习不仅局限在产业技术，而是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体制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学习西方。特别是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人通过努力追赶，仅仅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而当时的中国当权者是拒绝学习西方文化的，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天下第一，唯一落后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奇技淫巧的差距。所以，当时的儒生们对欧美的学习还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术”的层面。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开端，但差别很大。一是指导思想不同，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学习西方制度，日本明治维新则技术制度一块学；二是目标不同，明治维新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洋务派主张利用洋务运动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三是领导阶级不同，明治维新是中下级武士和资产阶级化的新型地主，商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官僚地主领导的；四是结果不同，明治维新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强盛，洋务运动最终失败。我们现在想想，乔布斯发明的Iphone，全球76亿的人都是可以用的；爱因斯坦发明的广义相对论，各个民族也是都普适的，当然，上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爱因斯坦是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家，广义相对论也是要批判的，实际上也批判了，但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家还是没有诞生。日本人认为，西方文明中的制度设计也是符合人性的，所以，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就全盘吸纳了。其实，胡雪岩由商入官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选择的结果。我们知道，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由于“路径依赖”理论能成功地阐释经济制度的演进，提出路径依赖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还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什么是路径依赖呢？比如现在的铁轨间距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是四英尺八点五英寸呢？因为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电车车轮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而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故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而马车的车轮标准是从古罗马人那里学来的；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因为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铁轨间距就由2000年前的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了，也就是说，2000年前的两匹马的屁股决定了现代工业化先驱的铁轨间距。再比如，我们现在用的笔记本键盘，它是按QWERTY键盘方式设计的。QWERTY键盘布局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打字机因打字速度太快而卡壳的问题，实现“在不会卡死的情况下尽力提高打字速度”的目的，该布局被沿用至今。QWERTY型键盘，这种键盘在技术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它却牢牢占据了市场，后来的键盘虽然在技术上比之先进，但为时已晚。打字机的键盘决定了笔记本键盘，这就是路径依赖。胡雪岩由商入官的路径选择就是对权利的选择，对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路径进行的选择。为什么胡雪岩要选择由商入官的路径。薛金福，詹志方在《公司的力量》一书中指出：“民间的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跟专制政府，它存在着一定的天然矛盾性，当然它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利益，它不仅仅限于是公司，它跟整个的民间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1]仅仅民间经商是不够的，随时会被压榨的一无所有，而进入官僚体制可以在服务皇权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在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所以，至古徽州以“两多”著称：商贩者多，中举者多。费孝通先生说：科举考取功名是家族的重要财富，是家族的“无形资产”，也是家族地位与实力的象征。虽然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但徽商宗族致富后，为摆脱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观，以及对政治地位与权利的渴望，同样会选择亲自读书入仕，或投资科举教育督促子弟科举入仕。胡雪岩的路径选择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这个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岩崎弥太郎的选择也是在明治维新变革的环境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不同的约束条件，产生不同的商人路径的选择，导致一个生前事业灰飞烟灭，一个死后百年，创办的企业依然屹立世界500强之前列。要想改变这种胡雪岩由商入官的路径选择，首先要改变选择路径的约束条件。
[1]薛金福，詹志方.公司的力量[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