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杨卫东教授《三次浪潮——国企改革解析与设计》书稿第一章 从国营到国有 的第二节内容。
 

1976年10月6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四人帮”被逮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启。

华国锋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下台之时被毛泽东安排在党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是年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开启了短暂的华国锋时代。

为了证明他是毛钦定的正宗接班人。华国锋拿出毛给他写的一张纸条：“你办事，我放心。”作为接班人的姿态，他高举起毛泽东的旗帜，推行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这不仅引起很多人失望与不满，而且也给自己开拓新的征程带来困难。但他建立的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在惊涛骇浪中是他调整了历史航向。政治上，他不断将极左思潮降温，开展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逐步对意识形态放松控制，同时开启了把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为了统一经济建设的思想，1977年3月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计委向会议提交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提出了“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如要不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要不要抓好经济核算，增加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等，通过讨论，澄清了当时一些混乱的思想。

邓小平曾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1]”在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华国锋的脑袋也开始发热起来。1976年12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 “普及大寨县”目标，即到198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县要建成“大寨县”，并且根据毛泽东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用25年时间完成农业技术改造的设想，提出到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1977年4月-5月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和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华国锋提出“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7月30日，党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乐观地指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9月1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计委汇报时，华国锋认为计委的计划低了，现在天下大治，速度可以快，请计委准备一下，怎样把速度搞上去。各部委按照中央的精神都上调了计划目标。1977年11月1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个十年计划非常宏大，包括30个大型电站、8个大煤炭、10个大油气田和1条输气管道、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10多个大化肥厂等等，一共有120个大项目，其基本建设投资接近过去28年投资的总合。这些计划远远超过中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力。“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2]”

这个《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被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虽然没有公布和下达，但主要内容却被广为宣传，对全国的经济工作产生的影响很大。国务院为了完成纲要的指标，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引进，一个是加大基本建设投资。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规模，从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但是被各部门纷纷提出的引进计划不断改写，最后使十年的引进规模增至800亿美元。“与此相应，197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也由年初计划的332亿元追加到500.99亿元，比1977年增长31%；1978年的积累率由1977年的32.3%提高到36.5%”[3]。当然，这种规划后来随着华国锋的下台没有坚持下来。

1977年和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的两年，经济出现较快的增长。197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728.3亿元，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为4230.8亿元，又增长13.5%，其中，钢产量达到3178万吨，增长33.9%；铁路货运量达到11亿吨，增长15.5%；

发电量2566亿度，增长14.4%。农业在这两年虽然有不少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取得了较好成绩。如粮食产量，1977年为5654.5亿斤，1978年在此基础上增长7.8%；尤其是油料产量，1978年为10435.8万担，比上年增长了29.9%，创历史最高水平（历史上最高产量是1956年的10171万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78年增长8.8%，最令人高兴的是进出口贸易，1978年为20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5%，它不仅支持了中国的引进工作，也逐步为对外开放打开了一扇门。另外，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改善。如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1976年为605元人民币，1978年上升为644元，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78年比上一年提高了6.1%。[4]

为了较好地恢复生产秩序，1978年4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是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1972年的《工业十条》和1975年的《工业二十条》基础上的修改版，其精神主要体现了邓小平企业管理思想。其主要内容：一是对整顿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标准，强调整顿企业的关键是整顿好领导班子，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尽快搞好企业生产。二是规定了企业的基本任务。如大力支持农业、如挖潜、革新、改造，综合利用保护环境等等；三是制定了企业相关的制度。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其实早在大跃进之后的经济整顿中，邓小平主持的《工业七十条》针对共产风而强调了按劳分配，如在第八条规定“企业在“五定”范围以内，超额完成“五保”任务的，根据多超多得的原则，按照规定的比例，在上缴利润中提取奖励基金。完不成“五保”任务的，不能提奖。”企业“精简定员以内的人员，用工资总额的结余部分，按照国家的规定增加职工的奖金，改善职工的生活福利。”第二十五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必须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工人、技术人员、一般职员的劳动报酬的多少，应当按照本人技术业务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数量质量来决定，不应当按照其他标准。”同时，还专门规定了工人的工资形式“凡是需要实行计时工资制的，就应当实行计时工资制，凡是需要和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就应当实行计件工资制；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文革期间，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遭到批判，戴上了“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黑帽子，但1975年小平主持制定工业二十条时，仍然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看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工资政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5]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虽然文革遗风盛行，但对文革的反思之风也十分强劲，“拨乱反正”主要体现在思想领域，学术界比较活跃，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类的讨论会、研究会，沉寂多年的老学者、老专家纷纷发声，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调动企业经济性和职工积极性。薛暮桥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文革前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亲身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经济制度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二十多年来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也很不够,我们只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而不大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还必须借助于价值规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统得过死,没有很好地利用价值规律,结果我们许多种产品的价格显著地背离价值,国家急需的重要产品管得严,价格低;国家管不了的次要产品价格高,赚钱多。这就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按比例发展。”[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何建章著文分析了经济制度对企业产生的消极影响，他说：我们长时期以来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利润全部上缴,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和职工的收入又同企业的经营管理效果不挂钩。这就造成了管好管坏一个样,盈利和亏损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不合理现象。过去,这种状况被说成是全民所有制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实际上是违反了企业集体的物质利益,严重削弱了企业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另外,企业的机动财力过小,限制了企业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北京第一机床厂近两年上缴的利润平均在3,300万元左右,但企业只有50元的现金机动权,超过50元的生产协作活动,就要经过市一级协作办公室批准,并由所在地银行结算。还有许多事情,如果让企业自己办,可以少花钱,多办事,但由于不符合财务规定而办不成,即所谓“合理不合法”;或者按财务规定办要多花钱.让企业自己办可以少花钱的事,企业自己却无权办,所谓“合法不合理”。这些,都不利于提高经济效果。改变这种现象的正确办法,是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调整价格,使它有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按比例发展;而不是用扩大征购、派购、定量供应的范围等办法,来进一步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7]

学者的呼吁与《工业三十条》的颁布，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许多企业开始采用计件工资和发放奖金的办法调动职工积极性。应该说这是国企改革处于萌芽时期的探索。

不可否认，正是华国锋开明、宽松的政策，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政。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39页

[2] R·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519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1002页

[4]参见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841-1842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0-3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第2版

[6]薛暮桥《研究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研究》,1979年.06期

[7]何建章《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经济研究》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