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督商办的“官”是什么“官”？

博弈分析必须有三个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策略与博弈得益。我们不清楚博弈方，望文生义理解博弈方，就会在分析博弈策略与得益时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研究官督商办企业分析建立在沙丘之上。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晰，官督商办企业“官”“商”两个博弈方的内涵与外延，他们的特征，这样才知道“官”“商”各自策略及策略的合理性，以及各自的博弈得益。

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士农工商、重农抑商的价值观主导下，“官”“商”的界定与分割是十分清晰的，官就是官、商就是商，官员始终处于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的顶层，而商人则处于社会下层。但是，现实的官商关系比儒家价值观的“四民设计”要复杂的多。现实是，当官就需要入仕，入仕就需要经济的支持，官商边界开始模糊。

随着明清社会的不断商业化，传统血缘家族为应对这种商业化社会，开始尝试在家族子弟中做出制度性的安排：一是能入仕的子弟入仕，能经商的子弟经商，经商支持入仕，入仕后当官再反哺经商；二是经商成功的商人，也会费尽心思通过捐纳等途径，跻身官场，这是捐纳为官与入仕为官并存的原因；三是部分官员看到经商可以带来的巨大的金钱利润，就导致不少官员亦官亦商。在晚清末年，官员身份逐渐复杂化。

（一）官商一体之官

这里指的官商一体之官，是亦官亦商，侧重在“官”。清末，朝廷进一步放宽了法律准则上的限制，鼓励大多数官员参与经济活动，但许多官员仍然唯恐公开承认自己及其直系亲属的即使是被动的所有权。陈锦江指出：“某些人虽保留其官方任职，但却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专用于监督官办和私办企业，有的人则正式退出官场以便全力投入企业。”可见，官督商办的“官”既是官员，也是商人，但首先是官员。

孙家鼐算亦官亦商，侧重在官。孙家鼐，清咸丰九年（1859）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

孙家鼐重科学、兴实业，与马吉森创办安阳广益纱厂、与其子孙孙多森开办上海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又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陉矿务局、滦州煤矿、天津劝业道等民族工业。按唐力行的看法，孙家鼐算是亦官亦商，以官为主。

官督商办的“官”，盛宣怀应该是一个典型代表。陈锦江认为，盛被认为是参与了企业活动的一个官僚。盛宣怀首先充当并自认为是官员，其次才是企业家。

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办理洋务出身。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到1896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

盛宣怀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当然，盛宣怀之志，也不是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而是做官，做大官。后来他经四处活动，上下打点，花了一大笔贿金，终于当上邮传部尚书。

根据严中平研究，1890-1910年间，中国建立的约26家纺织厂的主要创立者的社会背景中：高级官员13位，占比50%，退休官员7位，占比27%；高级官员与退休官员占比高达77%。

（二）商人捐纳之官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形成“士农工商”四民结构的社会等级。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倍受歧视。虽然如此，但官员也艳羡商人财富、商人觊觎官员社会地位的现象依然存在。

到晚清，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官商合流加剧，商人竞相入仕做官，而由商入官的捷径就是捐纳。光绪时期，捐银数额较大的商人，有资格获得破格奖赏或录用，这极大地吸引了富商入仕，促进了官商两大阶层的阶级流动。商人以其优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晚清捐纳的主要参与者，由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