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家族的兴衰

     中国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是对血缘的选择。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基础。著名汉学家易劳逸指出，家族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战略核心”。这个问题也是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中反复研究的一个问题。但这些研究，似乎没有回答家族成长的根本原因及家族成长的边界在哪里。

本文试图借助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熵理论解读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中反复的、不断论及的血缘大家族问题。

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我们的一些思考。一是把3000多年中华民族血缘大家族历史做一个简要回顾；二是对中国3000多年土地所有权演变做一个超简约的介绍；三是探究土地所有权演变与血缘大家族兴衰的关系，也就是希望从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土地的多少、土地创造的得益及家族兴衰的一个成本与收益的关联性分析；四是从熵的视角整合大家族的兴衰规律；最后是对这篇不太规范的偏长的随笔做一个简要结论与补论。

因为文章偏长，我们分几次在公众号刊发。

一、 血缘大家族兴衰的简要回顾

我们首先用简要但不太严谨的方式把中华民族的氏族制、宗法制、世族/士族制、家族制及家庭制的血缘制度界定下来，希望读者有利于对中国3000多年中华民族血缘制度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见图1.1.1。

图1.1.1 中华民族血缘制度的演化概念史 

氏族是有地权但没有家庭的血缘集团；世族是有地权、有族权、有政权，还有儒学洗脑权的血缘家族；而士族则是有地权、有族权、还有儒学洗脑权的血缘家族；而只有地权与族权的血缘组织则是家族，是若干个五服之内血缘家庭组织的血缘组织，也可以说是地权减少的宗族。

宗族是氏族制度进一步演化的第一种形式。其最重要的征象有五：一是父系的（patrilineal）。依血统而计亲属，则凡是与我有血统的连续的，都是我的亲属。再加以血统衍生的婚姻来计算，则凡与我有婚姻关系相连续的，也是我的亲属。前一种可以叫血亲，后一种可以叫姻亲。二是父权的（father-right）。父的身份及权利传于子，叫父权。三是父治的（patriarchal）。宗法组织是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四是族外婚制（sib-exogamy）。五是长子继承（primogeniture）。

也许商朝是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时代，母性崇拜还很严重。所以，商朝是没有宗法制度的。一是没有严正的父治，二没有嫡长的制度，三没有族外婚姻的限制。

由商到周，是由石器到铜器的转变时期。经济因此由游牧及烧田转变为锄耕农业。社会组织由此沾边为封建制度。亲属制度当然也追随转变。

战国时期，随着贵族崩溃之际，乡间与都市各有一种中间阶级出现：以土地买卖与地租而成立的地主，以商业资本蓄积而成立的商人。这中间阶级是破坏世禄的，是与世禄制度相对立的。这中间阶级是没有贵族身份的，是反对贵族统治的。他们当然与“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宗法无关。他们的亲属共同生活团体，不是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而父系、父权、父治的家族；是抽象的宗法系统统治之下的家族制。

秦的统一是对封建制度的革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一方面是土地兼并之下的贫农与游民无产者蜂起，陈胜、吴广与刘邦造反则是其体现；另一方面则贵族的残余反攻，项羽则是其代表。“百代皆行秦政制”也是不准确的，秦是郡县制的单轨制，汉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双轨制；但家族制度但仍然实施战国以来的家长本位制。汉代的家以父母妻子同产（即兄弟姐妹）为普通范围，家族所包容的人数是不多的。东汉末年，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形成大家族趋势日强，人口包容力也日强，所谓“累世同居共财”的风气因此形成。这种风气是与土地集中同其起源存在的。大地主豪强家族，挟持着土地与奴隶的资力，操纵候补官吏的选举。到曹魏时期（公元220至260年），政府遂定九品中正之法，不啻以法令把选举权交给大族。自此后，家族分为品第，形成士族。晋南迁后，门第的差别更严。随着隋唐的科举制的逐步盛行，士族已逐渐沦落。

到宋代，一农民家庭可耕地今田三十亩，加上土地买卖频繁，大地主家族容易崩溃。其结果是士族的崩溃，表现之一是门第第式及谱学衰落；表现之二是宗族分散，一个家族，大抵只是祖父母父母及其子孙。并且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或异财，成了有力的倾向。这倾向不是法令所能制止的。反之，法令却不得不当前让步。

其实，“五世同堂”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家庭，只有不超过6%—7%的家庭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基本人口统计能说明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家庭才能达到“五世同堂”，或哪怕是“三世同堂”的理想。很多父母在儿子结婚后不久就故去了。更甚者，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儿子能够活到成年。

从东汉（25-220）到唐代（618-907）的七八个世纪里，中国人口数量有时候达到了6000万-8000万，但从未超出这个上限。到了宋代，也就是11世纪，人口数量大约达到1.08亿；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

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农村贫困与农民家族进一步缩小。中国的农家最平常的人口数是三人至六人，其中又以五人的最多。由此可知中国的农家通常只是家长制的小规模的家族制。农村家族虽所包容的不过夫妇及其子女或子妇，仍不失为家长本位的家族制。都市家族则不然，都市中家长本位家族制度却趋于崩解。以都市中间阶级所能利用的法律规定而论，宗法的遗迹差不多一扫而空。在法律上，家族制已由家长本位改从共同生活本位。家长由家属推定之；无法推定时由一家中最尊长者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