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冲破产权禁区
第四节 百花齐放的“放小”
在产权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是的“放小”。小企业影响面小，对社会、对体制不会产生大的震荡，同时，小企业由于缺资金、缺技术、效益差，也是地方政府最希望甩的包袱，因此，改革的各个试点往往都是从小企业开始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设计改革思路的时候几乎都有“放小”的建议。如杨启先在《关于股份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文提出：“对国有小型企业，可以按照既定的方针和原则,尽快通过改、转、租、卖的办法,改为非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民营;有条件的,也可以改为股份合作制。不能一说要发展股份制,就把这种为数众多的小企业也改为股份制,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这种先例。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大大减轻企业股份制发展的任务,而且国家有可能收回一部分资金,用于其他国有企业的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结构调整。[1]”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这进一步鼓励了地方“放小”的积极性。如果说在此之前各地都有许多零散的“放小”经验或案例，那么在此之后，便有了整体的“放小”运动。而这次运动是由山东诸城市拉开的序幕。诸城古称密州，是山东省潍坊市的一个县级市。1992年4月，诸城对150户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103户企业亏损，其中43家资不抵债，合计亏损额达到1.5亿元，而全市的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诸城市委决定“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多种形式推进企业改革”。1992年10月，他们首先选择了五家企业进行试点。最初，他们在改革设计中，准备仍然以国有控股为原则，如有一家国营电机厂，开始设计了两套方案，一套为向职工出售20%股权，另一套虽然将100%的企业净资产全部出售给职工，但国家以土地入股。而职工提出的方案是他们购买企业100%的净资产，国有土地不入股，由企业有偿使用。市委同意了企业的方案，职工将企业的270万元经营性资产全部买了下来，成立了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新的公司很快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取得了骄人成绩。由此，诸城市迅速扩大战果，两年间，诸城市有274家（包括乡镇企业）企业改制，涉及职工5万余人。诸城的经验，从企业制度方面作了两大探索，一个是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通过国有股从企业退出来，政府便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干预企业；二是健全了公司制度，大多数的董事会、监事会都是职工一票一票地选出来的，董事长、监事长也是由董事会、监事会选出来的。“据有关部门对市属30家工业企业统计，有54名原副厂级干部落选董事会，占总数的24%；有4名厂长没有当选董事长，占厂长总数的14%，中兴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用人不公道，决策不民主，股东们提议召开董事会把他免了，另选了一名副经理担任董事长。[2]”诸城市的经验在当年也遗留下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一，通常诸城经验被总结为“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与合作制是两种企业制度形式，作为一种企业改制中的过渡形式是可以的，但难以持续，企业并不可能既执行股份制原则又执行一人一票的合作制原则。第二，全员持股，一人一票，在小企业中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旦企业规模逐步扩大，就难以适应。即使小企业，也可能影响企业的决策效率。“企业需要现代化管理，不能搞绝对民主化，也不能搞短期行为少留多分，否则企业就办不下去了。[3]”对这些问题，诸城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逐步进行了调整和再改革。高尚全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去考察了诸城，诸城发生了巨大变化：“2015年诸城的各类工业企业拥有省以上研发机构37家，院士和博士后工作站８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比，达到39.5%；诸城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７４6.５亿元，同比增长8.1%；财政收入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６％；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６１亿元，同比增长14.1%，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599元和15833元。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第27位。这样的成绩与一些改革落后地区经济的断崖式下跌形成鲜明对比。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早改革早主动，山东诸城是典型的例证。[4]”另一种“放小”的经验是铜陵市的“公有私营”模式。所谓“公有私营”就是用私营机制来激活公有资产，具体而言，将公有企业的资产以有偿的形式租赁给个人经营。出租可以是一个企业的全部资产,也可以是部分资产。承租者对资产具有经营权和法人财产权。铜陵市和诸城市改革几乎是同时平行推进的。92年8月开始在两家长期亏损已资不抵债的工业企业实行“公有私营”改革试点。取得效果后铜陵市委市政府于93年2月制订了《关于对工商企业公有私营模式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将试点面扩大为43家。具体操作原则是:一是对出租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和界定产权；二是年度租赁费原则上按固定资产值的5-15%确定；三是承租经营者要通过招标竞争或协商并经资格考核确定；四是经营者要预交企业资产的1-10%的风险抵押金，企业盈亏租费不变；五是约定了利润分配的原则；六规定了租赁者的权利与义务；另外“企业出租前的债权债务由出租方清算收、还。经营者享受《企业法》规定的所有权利（资产处分要经出租方认可）,但必须对承租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出租方与承租经营者之间,经济上是甲乙方契约关系,行政上是服务和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不存在隶属关系。政治上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企业的党、工、团等组织接受出租方相应组织的领导。[5]”“94年初铜陵市组织市审计机构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对当时43家公有私营企业进行了年终审计。审计结果,扭亏为盈的24家.保本持平的8家,盈亏相抵盈利156元.比没有公有私营前,增加利润650万元。劳动生产率比改革前提高30%以上。职工收入比改革前增加40%左右[6]”铜陵的公有私营改革模式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由于它不涉及产权问题，更容易被人接受，同时，它在转换机制和政企分开方面比其它国企改革的步子要大很多，属于较激进的一种经营体制改革模式。武汉对小企业的改革始于1984年，主要有租赁、兼并、破产等形式。到1987年1月，全市共有56家国有中小工业企业实行个人或集体租赁。1992年12月，中共武汉市第八次党代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五个一批”搞好搞活国企的思路。即：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批；引进外资嫁接一批；组建企业集团壮大一批；开辟第三产业转向一批；兼并、出售、破产转让一批。其中，第五批主要是针对小企业的。1996年，武汉市委市政府按照国家小企业改革工作会议的精神，先后出台了《武汉市城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武汉市国有小型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试行办法》、《关于进一步放开国有小型企业的意见》等文件，对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的程序、资产的置换与收益、企业历史债务负担、企业职工安置、职工社会保险、土地使用权处置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并要求全市小企业凡符合条件的要在两年内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市区两级政府分别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有关部门参加的领导机构。武汉市实行股份合作制采取了8种形式：（1）将企业原有资产折股，由职工出资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2）由职工出资全额买断企业净资产，转制为股份合作制；（3）由职工出资购买企业部分资产，而组成职工与公有代表的股份合作制；（4）企业职工入股，同时吸收社会法人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5）职工出资入股并对企业原有资产实行租赁经营，成为租股结合的股份合作制；（6）将企业存量资产量化给职工，然后由职工出资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7）企业资产实行“零”转让，职工出资组成股份合作制；（8）企业生产、技术、经营骨干出资入股占大头组建股份合作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原企业按政策将改制前由企业负担的离退休职工养老费、医疗费，非因工死亡职工职工的遗属的各项补助费，改制前列入编外的长病假、精神病患者和按规定在企业内提前退休职工的安装费，原困难企业经批准缓交的退休统筹费留给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同时，在国有资产置换时，企业职工一次性付款有困难的，可采取分期付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第一次付款不得低于应付总额的50%。为了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市政府对股份合作制为主的小企业改制工作纳入到政府一级目标管理。到年底，全市区县以上小企业改制达到738户。除了对小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外，武汉还选择了具有武汉特色的“放小”模式，分两次将市属中小国企下放到所在区。一是因为市政府将管企业的几个工业局全部撤了，众多的小企业市里管不好也管不了。二是区级政府管小企业有经验有办法，有利于夯实区级经济。1997年先下放了固定资产原值在1500万元(不含土地使用权价值)以下的工业小型企业划转到各区。据统计，到1998年,实际办理划转交接手续的共337户，总资产30. 48亿元,总负债29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2.04亿元。虽然从账面上看，没有多少净资产，而且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亏损企业。但城区最缺的是土地空间，小企业占有的土地对拓展城区经济空间有重要作用。同时，在下放中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一是划转企业的国有资产，按1996年底帐面数，由企业主管部门或行业资产经营公司划转到区人民政府;企业占用的直属公房产权、土地使用权，由市国资办、市房地局、市土地局划转给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对划转企业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国有房产使用权有处置权。二是划转企业所欠的各项市财政借款，划给区人民政府处理。三是企业划转后的财务、税务关系由所在区财政局、税务分局负责，企业缴纳的全部地方税、附加税和增值税的25%部分列入区级财政收人。其财政基数暂不调整，年终单独结算。四是划转企业实行“退二进三”进行搬迁改造的,享受市里有关优惠政策。五是划转企业实施破产的享受“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政策。实施兼并的划转企业,享受国家有关兼并政策。六是涉及划转企业的贷款担保，凡短期货款的担保，到期后自动顺延3个月;中长期贷款的担保，原担保关系维持6个月，在此期间内重新落实新的担保人。七是划转企业现已享有的各项优惠政策继续予以保留;市经委、市财政局根据划转企业的实际情况，一次性筹集2000万元资金下达到区、县人民政府，专项用于划转业的扭亏解困。八是企业划转时办理隶属关系变更手续更换贷款手续和变更担保责任所涉及的有关费用,市、区两级部门一律免收。总之，产权划给区里、税收划给区里、企业对市财政的借款划给区里、原有的各类优惠政策不变还要外加2000万资金拨给区里。尤其是375.85万平方米的土地和257.82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给了区里较大的发展空间。到2002年，市里进一步扩大了下放的规模，将223户账面固定资产原值3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国企再次下到了区里，应该说，这一举措为区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党的十四大开始，全国各地探索出多种改革国有小企业的路子，“到1998年8月，独立核算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数量达到47631户，占应改制企业的64%，其中江西省国有小企业改制面达到87%，安徽省国有小企业改制面达到93%。在这47631户改制企业中，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的10769户，占22.6%，采取整体出售形式的3893户，占8.2%，采取租赁形式的3470户，占7.3%，采取承包形式的2197户占4.6%，采取股份制形式的2928户，占6.2%，采取兼并形式的2098户，占4.4%，采取破产形式的1340户，占2.8%，其他形式如合资嫁接等形式的20931户，占43.9%[7]”小企业的改革也不断影响或推动着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
[1]杨启先《关于股份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_》《经济论坛》1994-04-30[2]王进业《冲破藩篱见新天——诸城市企业改革纪实》《世纪行》1995年10月号[3]《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245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5]孙树兴：《金蝉脱壳——安徽铜陵市工商企业实行“公有私营”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决策咨询》1994-05-15[6]黄百重《公有私营——中小型企业转制的一种模式》《中国纺织经济》1995-06-20[7]张文魁 袁东明《中国经济改革30年——国有企业卷》11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