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往事并不如烟：国进民退是中国历史的惯例（之一）

北京德成智库 2020-08-25

似乎中国民间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当一个政权经济处于一穷二白或崩溃边缘时，一般都会鼓励民间经济发展。前者有秦国崛起之时的废井田、开仟佰，文景七十年休养生息之治；后者有甲午战败，改革开放后的小平先生请五老吃火锅。而当政权稳定，国库充实后就打压民间经济，发展国有经济，就是现在说的国进民退；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主持的盐铁专卖经济政策与政治上的辱商、困商的政策，王安石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是一个地处偏远、落后而贫穷，兵弱而主卑，不时受到强邻魏国和楚国的欺负，谁都不把它放在眼里。中原各大国谈到秦国的时候，竟称之为“夷狄”，这是蛮荒不开化的同义语。由于商鞅变法，秦国成为一个崭新的秦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秦国，出现在战国舞台上。柏杨说，秦国商鞅变法，是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魔术。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他有三大改革举措：一是废井田、开仟佰；二是军爵制度；三是郡县制度。废井田、开仟佰是经济改革举措，就是废止国有经济、发展民间经济。具体以商鞅的《垦草令》为标志，废井田、开仟佰，推行土地私有制，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直到共和国才被推翻。

汉王朝的崛起，汉文帝，汉景帝开辟了“文景之治“，这是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代。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七十年的繁荣和宽松的政策，使得民间经济的发展与自由商人崛起。随着民间经济逐渐恢复并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执政能力加强、打造了封建王朝第一个盛世，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学习历史知道，秦朝如暴秦，汉朝是强汉，宋朝是弱宋，而唐朝则是盛唐。唐朝治国者在军政和经济政策上的创新令人耳目一新。这个耳目一新就是因为大力发展了民间经济。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就颁布诏令，让货物自由流通，还停止了商税征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的征税都非常少的，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减少了征收税负的同时，唐朝还精简了官员，从汉朝的十三曹精简为七部门，这是一次非常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推行宽松的经济政策，去关税，放弃国家专营。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精简朝廷人员，打造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成就了盛唐。

但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还是家族的政权，随着中央分权过渡，地方势力再一次做大，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朝逐渐沦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国有经济死灰复燃的根本原因。

当国家要实现大一统、要富国强兵，就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国有经济的开山鼻祖算是管仲。管仲发展国有经济最重要的举措是铁盐专营制度。这是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它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两千余年。铁盐专营的政策主张是创办国营盐场和铁厂，即政府垄断资源所有权，从此“国营企业”出现在中国。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大一统制度的集权者。他执政54年，一改文景时期，在休养生息发展民间经济的政策，在政治上放权的政策，全面把汉帝国拉回到与秦王朝一样的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上。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候，使其封地不得缩减，同时朝廷向各诸侯辖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中央集权空前加强。

汉武帝变法的经济政策方面集中在产业改革：铸钱、盐铁和酿酒三个方面。这几个产业相继被国营化，加强了重要产业的控制力度。在流通领域的改革是均输与平准。均输就是统购统销；平准就是推行物价管制。政府控制了国有资产，同时控制了各地商品交易的流通和销售渠道，同时桑弘羊还配套采取了一项新的物价管理举措称为平准法。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资价格，它与均输相互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利的重要工具。

在税收改革方面，颁布告缗令与算缗令。这项政策让全国的中产阶级破产了。即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即是“算缗令“，并要求主动申报，如不申报则被举报后被罚，称为”告缗令“。这场持续了三年的告缗令，让全国中产阶级破产，政府没收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资产。正是这些经济改革政策，导致民间财富被强迫清零，导致中产阶层集团破产，丧失工商动力；此外，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民用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这也再一次证明，在极权政治下，易国强、难民富。

最为奇葩的是王莽变法。王莽变法主要围绕财政、货币和土地三个方面进行。指导思想就是全面推进国有经济。财政方面，王莽登基第二年推行“五均六筦”，即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土地方面，改革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国营化的“五均六筦”改革，剥夺了民间工商业的所有利润，却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

宋朝工商业之繁华，为后世称赞，其商业创新更为世界赞赏。世界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宋朝。世界最早股份制公司是出现在宋朝，期货贸易和纸币发行出现在宋朝，宋朝的钢铁产量相当于600年后的英国。在宋朝中国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全面推动了组织、产业、财政、物价和流通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具体体现在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免役法和方田均税法上。

均输法政策制定原则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其目的是协调供需关系，提高财政收支的效率，撙节购买、运输等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商人“擅轻重敛散之权”操纵市场的兼并行为，即所谓“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然而，均输法的政策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此政策是中国历史极权政治的惯例形成的。当时为实施均输法，成立国家物资部和物价管理委员会，垄断物资生产和销售、管制生产资料与产销，这是即是之上而下的改革，是用国家权力强制收购、运销，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如果借助“摸着石头过河”的自下而上的政策，或许会成功。市易法也是让朝廷成为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的老板。

不论是均输法、市场法还是青苗法，实施过程中让农民苦不堪言，苦不堪言的原因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发展国有经济。种种国有经济发展的新政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打击。从王安石变法的1069年到1126年，其极端国有专营制度前后实施了五十七年，这也正是北宋从帝国衰落并走向灭亡的五十七年。

洋务运动的核心是从扶持国有经济发展到放手民间经济发展的历程。历史证明，专制王朝是不愿意发展民间经济的。以洋务运动之初创办轮船招商局为例，1872年，李鸿章为在长江航运中抵制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决意创办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是中国人自己开办“公司”的历史起点。“官督商办公司”是西方法治的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公司制度与中国传统官治权力经济体系的一种对接。商办，商人出资，甚至发行股票，并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但是官督，“由官总其大纲”，官员实际掌控公司权力，股东会、董事会等完全形同虚置。

经过十年左右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业务中击败美国和英国的船务企业，取得骄人业绩。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助力下，十多年间，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航运业、保险业出现了许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也有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小阳春。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阳春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给国民极大刺激，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了中高阶层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新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变为民间推动。1895-1898年，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案例，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出现在历史舞台。

民国的失败也是统制经济的发展导致民间经济受到无情打压的必然产物。民国时期长达38年，分为两个民国，1911年至1927年的北洋民国和至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两个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

在北洋民国时期，由于中央集权的丧失，民间资本活跃，民间企业空前繁荣，并控制了重要的产业领域，最重要的是金融业的民营化。造成了金融业的持续动荡。除了金融业，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如纺织业和面粉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实业投资热潮，是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直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12年至1927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27年，蒋介石建立中华民国，从此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第二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国民党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在经济模式上，国民党坚定优先发展国营企业，最显著的就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实行土地单一税。

在宏观经济上，蒋介石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府的基本特征。这是由当时世界经济格局决定的，一是当时北美爆发经济危机，无暇东顾。二是苏俄与德国的崛起，这两个要素决定了中国百年的经济走向：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主体的经济制度。

民国挤压民间资本的有五大步骤：第一步是组织瓦解；第二步是国债绑架；第三步是控制证券市场；第四步是利用经济危机，收编民营企业；第五步是银行国有化。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政策，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经济的集权效应出现。战后宋子文主导力推国营垄断经济体制，建立了一大批中国为名号的国营垄断企业，涉及矿业、纺织业、造纸业、茶叶和石油业等。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诞生。国营化被看做是国退民进事件。

自大清，民国，当代中国以来，便以确立，第一：维护国家统一、中央集权；第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第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三大基本原则。1949年至1979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共产党以无比自信的心态进行了一场彻底而坚决的命令型计划经济的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