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朝二世而亡与与刘邦白马而盟

秦朝，中华民族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如同诗人李白所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中常出现秦王朝的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贡献：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经典判断则是：天下苦秦久矣，以及焚书坑儒，这些都写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之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于是把秦王改号为“皇帝”，并昭告天下：朕就是始皇帝，後世依次記数，由二世、三世直到万世，如此无穷无尽的传承下去。没想到二世而亡。二世而亡的不仅是家族王朝，家族企业二世而亡的案例也层出不穷。一个是当前的山西海鑫钢铁破产事件，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横空出世并二世而亡的王安电脑公司。家族企业与家族王朝在血缘传承上本质是一致的。我们从血缘视角把它们作为一个问题讨论。

秦王朝二世而亡反思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始皇帝废封建、建郡县、自毁长城；其实，始皇帝废封建、建郡县的路径选择也是有多重考虑的。始皇帝废封建、建郡县的路径选择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选择；也是接受了宰相李斯的“后属疏远”建议，即亲属关系会随世代而疏，作为封建制基础的血缘内聚力则会随之解体而做的战略决策，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启用血缘传承制度导致二世而亡。没有选择血缘传承的不仅有秦王朝，还有西楚霸王项羽分封异姓十八王，五载而亡。

于是，刘邦总结历史教训，刑白马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一是血缘传递几代之后，血缘的凝聚力下降；二是皇权血缘传承也会产生分支对主干的反叛。2000专制史可以看出一个规律：不实施血缘制度二世而亡；实施血缘制度也后世必反。血缘制度的主干在不断封王，而非主干则坐大造反。刘邦大封刘姓王而导致七王之乱，晋武王分封子弟导致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师。管东贵教授指出，中国血缘制度第一阶段在周代是单血缘支配的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则形成了始于秦、成于汉、终于辛亥革命的血缘郡县双轨制。

辛亥革命后，使得血缘凝聚力更加消退，代之而兴起的是事业理想的凝聚力逐渐增加。这反映在制度上是封建制度和皇帝专制制度的消亡，也是血缘支配力在形式上被废除，而改为民主立宪制，政党代替血缘团体。

二、从血缘到地域：东西方文明路径的分叉

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家庭都是共同的文化基础与发展的基础，许烺光先生用初始集团表示家庭。许烺光先生指出，东西方的“初始集团”都是一样的；“在各种人类集团中，家庭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二次集团”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人类的社会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团”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人们便要在“二次集团”中寻求满足。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血缘，就是中国人特别重视祖先崇拜，正是对祖先的崇拜导致中国人文明路径的选择。陈炎指出：在海洋文明的基础上，希腊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其中的自然因素神秘化，从而导致了西方式的宗教文化；在“亚细亚的古代”这一黄河文明的条件下，中国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而将其中的血缘因素世俗化，从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

中国著名学者章太炎、王国维等诸多知名学者对此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可以提炼如下三层含义：一是“帝”与某种特殊的自然对象有关；二是“帝”与生殖血缘有关；三是“帝”与祖宗和先王有关。综合起来看，“帝”是由图腾崇拜向祖宗崇拜转化的过渡形态。我们还可以分析中国血缘文化中两个关键词：祖宗。“祖”字从“示”从“且”。在甲骨文中，祖=示+且，宗=大+示。姜亮夫指出：“考甲骨文中表示有宗教‘灵感’一类的字，都以示为偏旁，为先人精灵之所寄，则示字当即原始神字。”

许倬云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一书中指出：人类大多数的经验里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亲缘性或血缘性的团体。并指出，希腊这种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地缘的、合约的，不是亲缘的。而古代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是血缘为主、地缘为辅的同姓特性。例如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族群号称兄弟关系，一个生在河这边，一个生在河那边，这当然是后来的融合。另一个例子是古代的祝融八姓，八个不同的姓之间有共同的符号，尊奉共同的神祝融。这种结合的过程是以亲缘作为结合的方式。结合时是说我这一宗和你那一宗，来自同一个祖先，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周代以来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特征就是建立在以血缘为主、地缘为辅，在血缘与地缘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与国家。

三、不同的生存环境导致不同的民族道路

为什么古代的希腊人与古代的中国人会在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下做了不同的文明路径的选择？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去考察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特别要指出的，我们不是环境唯一决定论者，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越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与制约就越具有决定性力量。

先看中国地图。虽然中国版图有大小之变化，但地处东亚的自然环境，基本特征未变，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在地球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上。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有戈壁沙漠，北有寒冷多风的荒原或冻土，南方是多山地带，崇山峻岭，猛兽出没，多乌烟瘴气。可以说，中国人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生长环境生长，导致中国人的封闭性。

再看欧洲地图。其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处在地中海、爱琴海及爱奥尼亚海的包围之中。这种以远洋运输为生存方式的环境，必然导致不同中国人的路径选择。作为希腊城邦制度的准备阶段，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有了铁器，二是大量移民。铁制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私有制社会创造条件。而大规模的海上移民导致怎样的后果，用汤因比的推测是：“跨海移民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跨海移民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

新的生存方式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出现，私有财产的出现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而跨海移民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血缘纽带的断裂。在这个行为方式下，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财产和能力，而不取决于他的家族和血统。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

这一切看似并无关系的偶然创造，实质上都是必然的、有条件的、彼此密切相关的，是希腊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所做出的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性选择。这便是我们西方从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的图腾崇拜，到人类与自然的神话的神灵崇拜，再到自然神话的加工的宗教精神的文明路径。正如《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指出的：“智人优于动物之处，在于智人可以构建共同的“想象”/谎言/神话，而共同神话使得人类的族群认同得以突破150个的数量上限，能够达成更大范围的合作。”没有宗教文明的想象，就没有现代工业革命。

生活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的天职不是去海上冒险，而是要兴修水利。从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来看，其社会基层结构已相当完善传说中夏代的创始人禹就是以治水而起家的。作为夏后氏部落的首领，他联合其他部落一同疏浚河道，并在这一过程中将部落联盟演变为国家制度，致使他的儿子启废除了部落首领靠选举、禅让而产生的原始制度，最终建立起以血缘沿袭王位的国家制度，从而使古代中国过早地诞生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王朝。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剩余产品不会很多；而剩余产品的匮乏，又导致了私有财产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历史的核心观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土地属于皇权而非私有，虽然土地皇权所有否定私有，但对王侯领主们留了一个对土地有一个控制和使用的世袭权力。也就是，一方面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将一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则承认地方宗族势力的合法地位。这就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血缘性、地域性很强的“宗法”管理体制。这便是华夏民族从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的图腾崇拜开始，转向以血缘人化祖先崇拜的路径上来，最后通过对血缘关系的提炼而形成的儒家伦理精神的文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