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的百年回眸与反思

100年前，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与赛先生”（科学，Science）。他强调，正是因为“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西洋人）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于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精神的象征，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成为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型的拐点。

陈独秀先生提出“赛先生”其实也是对三千年未变之局挑战的一种应战，是对鸦片战争后70年国耻之反思。我们看几个案例。一是1841年，清朝将领杨芳在广州对抗英军，使用马桶装粪，扎草人，建道场，求鬼神，准备用风水道术，击败“邪教善术”的“蛮夷”，战败是必然的。二是对洋务运动推进过程中遭遇各类奇谈怪论的回击。反洋务运动人士认为，修铁路破坏中国风水，鸣笛惊扰祖坟；挖矿山放走了山中宝气，伤害了龙脉；办电报挖设电线，会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并用中国传统的风水，算命，法术，神功，中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国粹应对船坚炮利背后的工业文明的科学与理性，即用传统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应对工业文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真是不堪一击。

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的失败，革命的先行者不仅从“器”的角度看西方的船坚炮利，更“道”的视角看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孙中山先生说：“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和思想不正当上。”儒学大师熊十力都承认：“自秦人一统而专制，百家学绝。儒学精神亡于秦，中国大劫运也。”民国学者蒋廷黻更有精辟的评论，他说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因此，没有思想和理论，中华民族是不能前进的，所以必须要重视“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个问题。

遗憾的是，陈独秀先生100年前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可以帮助中国从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走出以前黑暗的预期并没有实现，至少没有全部实现。至今中国没有好好对待这二位贵客。

先看100年后的“赛先生”。比如，权健涉嫌传销、涉嫌虚假广告事件，背后显示出社会大众理性精神的缺失，显示国民科学精神的缺乏，赛先生的不到位。再如，在我们微信、微博上，谣言的数量和低劣程度，不亚于清末民初文盲百姓们的传言；现在是伪科学盛起、伪国学盛行、伪大师猖獗。100年过去了，“赛先生”依然没有在中国生根立足。

再看100年后的“德先生”。我们看看几个案例。一个是仅有数百户人间，上千多口人的郑州中牟县刘集镇大冉庄村，近年来在村干部上演着一场场破坏民主的荒唐剧。一是村中事，事事皆为村支书一人指定，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二是专制独裁，村支书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全村的财政、民政事物他一个人签字即可，等等。再如，柔道全运会冠军实名举报老家甸子村两任村支书，贪腐上千万元、勾结地痞流氓欺压村民等问题。实际上，不限于大冉村与甸子镇村。据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腐败村官对上瞒报，对下蒙骗，一边侵占政府各类补偿款、惠农资金，一边收受开发商贿赂，一边还以各种借口伸手向农民索贿。 这都是100年来德先生还没有完全落地的体现。

二、没有依先生就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

从前面的案例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是不足以改变中国。如果100年前，不仅提倡德先生、赛先生还提依先生（经济，Economics），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否因此改写？虽然，民主可以治国、科学可以强国，但没有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如何富国？国家不富，科学既难生根，民主也难落实。

没有依先生就没有赛先生。我们知道第谷、开普勒潜心研究天体运行规律30多年，发现天体运行三大定律；正是有天体运行三大规律才有后来的牛顿力学，人类才能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下进行三次工业革命；但忽视了丹麦王腓特烈二世持续30多年的资助。我们敬仰天才科学家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尊称他为现代科学之父，却忽视美第奇家族对科学家的资助。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力，美国名牌大学是科学研究的火车头，但大家似乎忽视了美国诸多知名大学是美国企业家资助创建的。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都是著名企业家捐资创建的。据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调查，截止2018年12月18日，2017年校友向母校捐赠了110多亿美元；哈佛大学获捐基金达$364.3亿，耶鲁大学获捐基金$238.6亿；斯坦福大学获捐基金$214.7亿。

我们知道，R&D投入经费GDP占比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对科研的重视程度。看2017年世界R&D投入经费排名就可以知道，在中国眼中的“蕞尔小国”的以色列、韩国、瑞典为什么科研与创新如此厉害？只要看看这些“蕞尔小国”的R&D投入经费就可以知道。以色列R&D投入经费占GDP的4.3%，韩国是4.2%，瑞典是3.3%，而中国在10年前只有0.7%，现在是2.11%。“芯片之困”本质是R&D经费投入力度之困。可见是依先生决定赛先生。

没有依先生更没有德先生。从欧美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先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后有“自由”、“平等”、“人权”等民主意识的启蒙，再后在工业革命的滚滚巨轮带动下，逐步形成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发展为民主政治制度提供适宜的土壤，是依先生决定着德先生。今天, 我国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我们应当利用依先生推进德先生。只有依先生到位，德先生才能到位；而且，德先生的到位可用于进一步促进依先生的健康发展。

三、依先生是市场经济的依先生，而不是计划经济的依先生

我所指的依先生是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的依先生，而不是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依先生；是民营经济（private economy）的依先生，不是国有经济（State-owned economy）的依先生。计划经济的依先生是导致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依先生，是深圳村民集体逃港的30年，是村民一条裤子一家人穿的30年，是粮票、布票横行的30年；市场经济的依先生是改革开放40年的依先生，是中国经济从积弱积贫几千年走向小康的40年，是城市人有房、有车的40年，是可以创业致富的40年，是农村人可以到城打工的40年，而不是讨饭都要开证明的40年；是中国GDP世界排名第二的40年；是上下五千年最民富国强的40年。市场经济的依先生可以导致赛先生的到位与生根。市场经济依先生的40年也赛先生到位的40年。5G、北斗导航系统领跑世界，羲和系统定位等技术并跑世界，高速铁路里程占全球总里程的60%以上，都是依先生驱动着赛先生。市场经济的依先生导致中国经济从资源驱动，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人口红人走向创新红利。

市场经济的依先生也可以导致德先生的到位。市场经济可以培养了无数独立的经济主体和个体，可以增强了人们的独立和自主意识，也可以培养出了“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所呼唤出来的“平等交换”的意识和要求, 对于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限定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使专制、独裁政体难以生存。法治经济要求交换各方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按照市场运行规则办事；这样，就限定了政府的职能和权力，使过去那种专制或独裁政体难以存在。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民主政治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美国学者亨廷顿深入研究了世界三次民主化浪潮，得出结论是:“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在当今万物万联的物联网时代，民主对于专制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潮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也是一股历史的潮流。

要依先生真正作为推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落地生根，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依先生，更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中国经济史基本是一个国有经济与计划经济史、帝王将相的历史，是企业家与商人被千年打压的历史。历代专制王朝为了重农抑商，打压商人，制定了以“困”、“辱”的各种律法与政治歧视手段。困商就是对商人实行经济打击。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稍有利可图，就可能收归官营、禁止私营，如同现在资源型、高回报的产业被国企垄断的道理一样。比如，商鞅变法所实行“壹山泽”，管仲相齐所实行的“管山海之利”，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等。辱商则是对商人进行政治打击与文化歧视。比如，李白商人家庭的出身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介绍：刘邦即帝位后，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兵器自卫，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商贾买饥民子女为奴婢，无偿释免，算赋比常人加倍。历代专制王朝在政治上打击商人，在制度上抑制商人，在人格上通过无商不奸歧视商人。

邓小平说：中国穷了几千年，该富起来了。是最伟大的语录、最闪耀的金句。可以解读为通过发展依先生、促进德先生与赛先生最朴实的真理。

四、没有“费妈妈”就没有依先生，更没有德先生与赛先生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青年》大力提倡的，其实，《新青年》提倡的还有个“费小姐”（自由，“freedom”），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很多纪念五四的文章不再提到当年这位曾经家喻户晓的小姐。

我想freedom翻译成费小姐似乎不准确，更应该翻译成“费妈妈”。因为费小姐与先生的关系是恋爱的关系，妈妈更多有生育与孕育的内涵，正是“费妈妈”孕育德先生、赛先生与依先生。1935年，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谈到：“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地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人们的实质自由—即集中注意的人们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自由。自由既有建构性作用同时也具有工具性作用。建构性作用是自由的价值标准，即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费妈妈不仅孕育了依先生，还孕育着赛先生。看看人类伟大的科学创新似乎与中国人无缘。不论是牛顿力学的引力定律（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熵增定律（ds= dQ/T），爱因斯坦的质能互换公式（香农的信息熵公式（H(x=- Sp(x)(p(x))，鲜有中国人的身影；还包括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数学菲尔兹奖疑惑，其实背后是外在的社会环境自由与内在心灵自由的缺乏。爱因斯坦曾在《自由与科学》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

自由当然也必然孕育德先生，这个问题似乎只能到纪念五四120年或150年后再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