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似乎才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而现代化的艰难是可以从企业形态变迁可以看出来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58年到甲午战争惨败的1895年，我们发现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历程是从官办企业开始的。从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一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才允许民间办企业，于是有了中国真正意义的家族企业，见图1.8.1。我们分小节介绍。

图1.8.1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败看中国企业形态的演变

一、从政府独办到官督商办

在某种意义上，张謇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而不是曾国藩，不是李鸿章，也不是张之洞，更不是盛宣怀。他是百年中国的一个起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社会角色——企业家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企业家是工商业文明的产物，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中国没有可能孕育出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角色。伴随企业家阶层出现的有报馆、书局、学校，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诞生了，他们大致上同步，都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派企业，就其体制而言，有官办、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有三种类型。在具体操作中，则只有官办与官督商办两种类型。

一是官办的国有企业体制。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至1893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官僚先后创办了大大小小19个军火工厂。在大兴军工之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官办民用工业，如台湾基隆煤矿、湖北织布官局等。洋务派的官办工业，与传统的官营手工业相比略有不同。这些企业使用的是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大体按照西方机器大工厂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

二是官督商办企业混合经济体制。19世纪60至70年代之际，由于清政府财力衰竭；同时，当时社会上已客观存在着大量闲置资金。于是，洋务派便通过向社会集资入股的办法来创办民用工业。因此，“官为维持，商为承办”的所谓官督商办企业便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民用企业的主要形式。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洋务派官僚的组织下，先后兴办了20多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涉及采矿、冶金、纺织、航运、铁路以及电讯事业等。这些企业构成了我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官督商办企业与封建王朝统治者官办工厂不同，已经具备了初步的企业性质。

首先，这些企业的生产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而组织的，其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用于供给市场。企业在创立之前，都经过了较为慎重的市场分析，这一点已不同于军事工业。1876年开平煤矿开掘前，李鸿章派唐廷枢并邀英国矿师马立师去唐山开平实地勘测，并带回煤块铁石的样品进行化验，确认含量较高，同时唐廷枢作了一份详细的有关煤矿的筹建预算、开采、运输等方面的报告。

其次，企业的经营主要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产品的成本、价格都要经过核算。商品生产已经成为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开平矿务局在《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中指出，“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一切“仍照买卖常规”，“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其余或在津售、或由招商局转运别口销售”[1]。

再次，企业的组织形式已具备了初步的股份制企业性质。企业在创办之初，由洋务派官僚出面，拨借官款，以为商本，公开在社会上进行招商集资活动。模仿西方企业的通行办法，企业资产以股份为单位，发行股票。不仅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而且中小型企业，如长乐铜矿、荆门煤矿等也纷纷发行股票，以致成为时尚，中外报纸每日特刊股票行情。从企业初期资本构成看，官款居于主要地位，但官款只表现为贷款而非企业自有资本。据《轮船招商局资本和利润》统计表随着招股活动的发展，私人资本已在企业资本中居于主要地位。轮船招商局初建成有资本59.9023万两，其中股本为47.6万两，借款为12.3023万两。借款100％为官款，到1883年资本额为533.4637万两，其中股本为200万两，借款为333.4637万两，借款中官款为96.4292万两，仅占借款为28.92％，其余71.08％的借款为私人往来资本。[2]既为股份制企业，就得考虑股东在企业中的权益。开平章程明文规定大股东可派代表入局，“股份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中选充。”在利润分配上，“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按股均分。”[3]

此外，企业完全采用雇佣劳动方式，聘洋技、雇华工，按照机器化大生产方式从事生产劳动，企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并通过利润的积累来实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官督商办企业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的性质。但是，作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官不督、商难办的情况成为普遍情况。

回顾洋务运动的前两个阶段的企业形态，我们可以作如下一些结论：一是清王朝由于鸦片战争失败，反思失败原因是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学习西方，以夷制夷，创办朝廷为所有者、朝廷派官员的管理者主持这些军工的机器企业。严格来说，它们是工厂，而不能看作是企业。因为，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基本经济组织。从这一定义出发，企业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企业必须是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单位，即企业的产品必须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二是企业必须以追求利润为其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和动力；三是企业必须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单位。而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从性质上讲，依然是封建王朝的一个生产车间而已。它们与传统官办手工业没有根本的区别。这种朝廷所有、朝廷所办的官办官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朝廷，必然受封建官场恶习的拖累，结果企业只能是经营混乱，管理无方，人员冗杂，领取干薪，徇私舞弊，扯皮推诿、效益低下，毫无生机。“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委员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4]。如台湾基隆煤矿，从1878年建成投产便暴露了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和管理者的无能。正式投产时，该企业设计生产能力为300吨，实际只能日产100吨左右，三分之二的矿山设备能力未能得到发挥。在煤炭运输方面，矿务局以防止洋商援例在台湾沿海行驶洋船为由，拒绝使用汽船拖拽煤船之法，用旧式驳船借助风力行驶，以致运输力量远远落后于生产的需求，严重阻碍了煤矿生产能力的发挥。在产品销售上，不分析市场情况，一味坚持高价政策，使市场大为缩小。至于局内大小官员、营私舞弊，贪污等腐败现象，更是普遍存在。由于其经营上的极端混乱和长期的腐败不堪，最终以长年亏损而于1892年倒闭。[5]

头上顶着一位婆婆，企业难以在商言商。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薛金福、詹志方指出：“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6]

“民间的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跟专制政府，它存在着一定的天然矛盾性，当然它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利益，它不仅仅限于是公司，它跟整个的民间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7]

中国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如轮船招商局等，吸纳民间资本、学习西方公司运作，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最终还是败于官之手——从名义上的官员监督演变为实际上的官员操办。相比之下， 同样起始于航运的日本三菱，明治初期由岩崎弥太郎私人创办，则发展为至今仍是世界著名的大企业集团。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民间资本也兴办了一些公司类企业，甚至在1880年代时兴起了一阵公司热，但是终因法制的缺乏和实际无法可依状态而不能发展起来。[8]

薛金福、詹志方在《公司的力量》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这么难以发展？其原因是中国始终处于社会结构调整的动荡时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洞开国门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引起的震动并不是很大，大的是189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因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非常闭塞，鸦片战争的地方比较局部，解决得比较快，只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即有识之士、志士仁人中震动比较大，大家感到国耻，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二、甲午战争与中国家族企业的兴起

为什么甲午海战就震动了呢？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研究怎么样把国家强盛起来，不被夷人欺负。这个时候国门慢慢打开了，信息也就进来了，知道了我们东边有个小小的小日本，明代老是叫倭寇，不成气候的强盗，现在发展起来了，一打就把我们打败了，奇耻大辱啊！这个时候对中国的触动非常大，大家恍然大悟，感觉到过去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是“旧君主当上了新都督”，没有什么变化，光去学人家的所谓“硬件”即买枪炮啊，叫图其皮毛。后来研究日本，他为什么发达起来了呢？他是搞了“明治维新”，改变了社会的政治结构。

回顾甲午战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是：凡中国官办经济猖獗横行的历史，就是中国国民经济衰败萧条史、人民生活艰难困苦史；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历史，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历史。

三、从官督商办到家族企业的产生

为了使问题便于陈述，我们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营经济的起点定于辛亥革命之后。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取得民间的的支持，先后制定颁布若干法律和法令。这些法律和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刺激了更多的投资者和商人投资创办新式工业。辛亥革命以前约两三年，工商业正处在衰败萧条的境地，辛亥革命后，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民间兴办工业的浪潮。

[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页

[2]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169页。

[3]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6页。

[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C]，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5]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195页。

[6]薛金福，詹志方.公司的力量[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7]薛金福，詹志方.公司的力量[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8]仲继银.中国公司制度的百年徘徊[J]，中国新时代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