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九月，以天章阁对策范仲淹呈献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标志，一场以仁宗为主导，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为操盘手的庆历新政拉开序幕了。仁宗发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序次推进范仲淹的十大新政措施。地方官吏的品德贤愚与否关乎一方百姓的休戚，范仲淹要求把那些身体不好、品德不好、能力不好的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按察本路州县长吏，专门奉命搜集各州县地方官的过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派出巡视组对地方进行专项巡视。这样，十条中的第四条（择长官）首先见之于行动。范仲淹个性耿直，见不得庸官靠走后门上位，眼睛里容不得沙。景佑三年（1036）年，他就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讥讽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范仲淹意气风发，把各路巡视组汇总上来的名单，亲自审查，见有不合格者，抑或也有不顺眼者，就大笔一挥毫不留情地圈去，被圈掉的名单一大排。富弼觉得有点过，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于是就提醒他“你大笔一勾容易，可你知不知道那被勾去的笔后是一家子人的哭？”范仲淹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一家哭总比不上一路哭吧！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新法规定：除有特殊功德和政绩的，不得破格升迁任命官员，有问题被罢免的，不许转官带职。京官任职三年，无犯罪记录且有五位清望官员保荐的，才可获准晋升，否则就要延迟等待。候选的官员要参加考试，并有京官三人保举才可以补官。没有才干、贪庄枉法、年老体衰、胆小怕事的官员须革除不用。十一月十九日，朝廷按照“荫亲”、“荫贵”的原则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以抑制“旁及疏从”，荫补过泛。如，皇帝生日不再荫补；官员长子以外的子孙需年满十五，弟侄需年满二十，才有荫补资格；官阶较低官员只能荫子或孙一人，减少了名额；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其补授官阶的高低视受恩赏官员的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定，等等。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朝廷颁布贡举新法，下诏兴学，以“精贡举”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范仲淹、宋祁、欧阳修等八人向皇上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也就是说，教育游离于学校之外，士子考察不问乡里的情况，科举考试只注重词赋、记诵，考不出品德，考不出才能。他们的奏议是一项旨在把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以选拔培养合格人才的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庆历兴学包括如下举措。第一，号召州县立学。选好宿学之士来充任老师；规定学时，参加应举士子必须在学校习业300日以上，是全日制的，不是走读的，如此才允许参加考试；参加州县考试的士子要考察品德，并有人为此予以担保。第二，振兴太学。在“教”的环节上坚持德才标准，选用拥护新政的名师学者石介、孙复等主持太学讲席；在“学”的环节上扩招生源，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生源名额从七十名增至四百名，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期。第三，改革科举考试。调整考试内容，突出时事政务，强化策论，弱化诗赋，取消贴经墨义（贴经即以纸贴盖经文，让考生背诵；墨义即背诵经文的注疏）。庆历兴学激发了地方办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可见，官府和百姓都拍手称快，以兴学为荣，落后为耻。官府出资给力，社会贤达捐资赞助，百姓出工出力，多方合力共建，各地争先恐后，办学热情空前高涨。范仲淹等人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致用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载体、科举为手段、社会需求为归依的教育体制，这是自科举制度创设以来，第一次针对学校教育片面附庸于科举而不注重社会功能的状况所进行的改革尝试，其目标虽因后来改革的中断而未能达到，但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庆历三年十一月，朝廷下诏“限职田”（“均公田”）。地方官的职田制的定额数量、等级标准等还是在真宗朝时制定的，历经40多年的运行，产生了多寡不均、苦乐悬殊的情况，挫伤了地方下层官员的积极性。这次改革主要是适度降低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缓解多寡不均的矛盾；对标准线以下不足的部分要限时补足数额，政策向基层倾斜，确保地方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待遇有保障，乐于在地方、在基层干事创业。对此，朝廷还派员检查督办，力促地方州郡抓好落实，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经济方面的改革共有两条。其一，兴修水利以“厚农桑”。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秋收以后，朝廷行文诸路转运使，督导州县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河、开渠、筑堤等，夯实农业基础。其二、省并县邑以“减徭役”。精简机构，调整区划，把那些管辖地域小、人口不多的县进行撤并，减轻政府行政成本和百姓负担。庆历四年五月，撤销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五个县，降格为镇而并于邻县，每减少一县可以减少役户二百余户。关于“覃恩信、重命令”不过是强调诏敕政令信用，注重落实，言必信，行必果，法必依，违必究，谈不上制度层面的改革。加强军备的措施仅一条。范仲淹建议恢复唐代府兵制，但这条措施未及实际施行。自古以来，给人奶酪的事好办，动人奶酪的事不好办。庆历新政动的可不是一般人的奶酪，而是动了当权者的奶酪，事情当然更难办了。因此，动奶酪者与护奶酪者之间的斗争就如影随形，暗流汹涌，不可调和。总体而言，在斗争策略上，力主动奶酪的改革派赤膊上阵，行事刚烈，方法简单，缺乏权谋；而全力护奶酪的保守派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不正面跟你谈动奶酪的“事”，而是声东击西、围魏救赵地谈“人”，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消灭你的有生力量，直至把你打倒。于是，一方面是新政诏书频发，另一方面围绕范仲淹等改革派成员的人事斗争纷繁上演，构成了庆历新政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同时上演的还有一出大戏，那就是震动朝野的滕宗谅事件。滕宗谅何许人也，凡上过中学的人都记得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开篇中说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文中的那个滕子京就是滕宗谅。他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为“同年”。滕宗谅作风泼辣，做事果断，还又勤政廉洁，在地方上政绩也不错，就是不注意小节。在范仲淹的举荐下，滕宗谅调任到西北前线任地方官“知庆州”，其时范仲淹正是西北前线军事负责人。他们一起在西北共事4年多，彼此惺惺相惜，知根知底，心中都只有大宋江山。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发滕宗谅先前在泾州任职时，严重侵吞、挪用公款，请求朝廷调查。监察御史梁坚坚持即刻罢免滕宗谅，并将其下狱审查。仁宗觉得负责纪检的人员有些小题大做，但还是派人调查此事。一宗普通的而且有点“子虚乌有”的贪腐案，把当时朝廷御史台（王拱辰、梁坚）、两府（范仲淹、富弼）、谏院（欧阳修）三股力量都绞进来了，范仲淹等在仁宗面前为滕宗谅倾力辩护，而王拱辰、梁坚等则是誓死要严查深挖，双方斗争十分激烈。处于斗争漩涡中的滕宗谅此时很不冷静，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在前线为朝廷卖命，对大宋忠心耿耿，还受此冤屈，心中愤懑；另一方面他又怕连累正在朝中主持改革大业的范仲淹等好友，一气之下把相关记录文件及账本给烧毁了，这下就把本来没什么原则问题的案情烧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更是抓住不放，以辞职相要挟，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最终，仁宗在这场府台之争中倒向了反对派，于庆历四年正月，将滕宗谅降职处罚，先是知虢州，随后又改知偏远的岳州（不过，这一改成就了千古美文《岳阳楼记》，当然这是闲话），滕宗谅案算是落幕了。改革刚刚进行三个来月范仲淹就被无端地吃了一闷棍，中伤不浅。你范仲淹不是要整顿吏治，大刀阔斧搞什么人事制度改革吗，怎么对别人就是鞭子严抽，也不管什么“一家哭”、“两家哭”的，而对自己人就搞“双重标准”、“党同伐异”，你还有什么资格来领导改革。反对派虽然没有明说，但这顶无形的帽子算是扣实了。斗争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改革不停，折腾不息。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变着法子把脏水往范仲淹等改革派身上泼，毁谤新政的言论此起彼伏，“朋党”的帽子满天飞。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广西宣州地区发生少数民族叛乱，这事本来跟改革派八竿子打不着的，可事情硬是被谣言扯上去了。问题就出在庸碌无为的知州冯伸己，他是前朝宰相冯拯之子，是太子党，官二代。朝中流言莫名四起，说此前按察使已经到该地检查，罢黜了一些不该罢黜的官员，对庸碌无为的知州却不敢动，由此延伸至范仲淹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假改革者。同月，前任枢密使夏竦向仁宗奏报，说朝中有了第二个权力中心，即以枢密使杜衍、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谏官欧阳修为首的朋党。他们掌握着军政及监督调查权，如此一来，范仲淹一党可以随意捏造理由罢黜官员，任命自己的人马，一旦有变还可以调动军队，天下危也。这一下挫到了仁宗的痛处，祖宗家法的精髓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一切可能，他对朋党之论开始半信半疑了。晏殊禀奏，中书省中已经积压了数百份弹颏范仲淹结党的奏折，御史中丞王拱辰处也接到不少官员的举报。舆论对改革派很不利，范仲淹在仁宗面前提出朋党分“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理论来予以反击。尤其是欧阳修情绪激动，把一身的才华抖露出来，激情澎湃挥毫写就了千古奇文《朋党论》，为改革清理杂音，提供理论支持。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会是败笔。这篇《朋党论》帮了改革者的倒忙，如果说先前仁宗皇帝还是在内心怀疑，那么这篇文章在朝臣中所引起的争议则证实了他的判断，改革派结党是实，势力不小。这触犯了人主的忌讳，改革在悄然转向。在改革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仁宗下诏委派欧阳修为钦差大臣，前往河东地区，协同河东转运使，解决西线战区粮饷供应困难的问题。这个时候把改革急先锋调离出京，意味深长。被贬外地的夏竦早就闻到了京城异样的政治气味。此人精于权术，才高德薄，出于对改革派当年扳倒他的怨恨，他用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改变新政方向与进程的“莫须有”栽赃事件。他有一小妾，书法超群，临摹别人足以乱真。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书生意气的石介曾写信给富弼，勉励他们坚持改革，“行伊周之事”。这年六月，夏竦指使小妾仿照石介的笔迹，把“伊周”改成“伊霍”。“伊周”是上古时期的两位贤臣良相，即商朝的伊尹和西周的周公旦；“伊霍”指的是伊尹与西汉的霍光，二人都高居相位、也都干过废立天子之事，故合称为“伊霍”。这一字之改，“行伊周之事”便成了“行伊霍之事”，意思全变，把学习先贤、激励改革的“阳谋”，变成了私结朋党、鼓捣废帝、另立新君的“阴谋”。为进一步坐实罪名，他还特地让小妾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散布消息，把谣言传到仁宗耳朵里。“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时边事再起，年过56的范仲淹也不再像年轻时意气用事，沧桑老成的他感觉到了仁宗对改革派的失信，主动请求出京处置西线军务，仁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至此，改革主将们已纷纷离京，只剩相对中庸的韩琦还在京城。九月，仁宗有意把陈执中从外地召入朝中担任参知政事，新政派的谏官蔡襄和孙甫上奏说他处事武断，不学无术，不是当宰相的料。仁宗根本不听，执意调任，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于是，蔡襄和孙甫便知趣地自求外放，仁宗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至此，台谏官清一色都是反对派，改革失去了政治喉舌。这一年可谓是改革的多事之秋，年底又发生了苏舜钦“秋赛”事件。按常例，京师官署每年春秋都举行赛神会，也就是一个同僚聚餐联欢会，诗酒唱和，欢娱同乐。这年的秋赛宴会轮到监进奏院苏舜钦做东，进奏院是皇帝的机要文书处，废纸废品多，他把它们变卖以后，个人又凑了一点钱，便发起了这个赛神会，邀请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梅尧臣、宋敏求等十来人参加，偏巧他们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是属于改革派的。那时的文人官吏，诗酒不分，还清高狂妄，政治智慧有时很低级。就在他们推杯把盏、酒酣耳热之际，王益柔即席赋了一首《傲歌》，其中吟到“三江斟来成小瓯，四海无过一满壶”，牛皮也吹得太大了。这倒无关紧要，关键是最后两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狂妄到了没有底线。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这事，高兴的不得了，感觉对改革派最后一击的机会来了。王拱辰何许人也，欧阳修的连襟，心中忌恨老欧在文章、官职上面都压着他，暗积私怨，凡是你欧阳修支持的他就反对，没什么理由。当年弹劾滕子京就是他干的，就因为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现在又是天赐良机。好呀，你们这帮腐儒，公款吃吃喝喝也就算了，还不懂政治规矩，不讲政治纪律，自己撒酒疯还要皇帝来扶你，你算老几，有没有君臣之礼，周公、孔子那是什么人呀，是比皇帝还要高出许多的第一圣人，他们来当你的奴仆，这还了得！扣你们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一点也不冤的。于是，王拱辰果断出手，串通监察御史刘元瑜等极力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状告苏、王他们诽谤至圣，犯有大不敬之罪，必须处以极刑。王拱辰等如此死磕，仁宗也不敢马虎，派宦官逮捕了全部与会者，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幸亏韩琦从中巧妙周旋，案子才从轻了结，苏舜钦永不叙用，其他人受降官处分。不过，经此一案，改革力量基本上消失殆尽，王拱辰曾自鸣得意地说，是他把改革势力一网打尽的。十一月，仁宗颁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不点名地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政治意味，范仲淹连忙上表自请免职，次年正月，也就是一过完年，仁宗就准奏，免去了他的参知政事，出知邠州。改革派的另一主将富弼也同时罢政，出知郓州。苏舜钦的老丈人宰相杜衍被指责“颇彰朋比之风”，是新政朋党的总后台，随后没多久也被罢相。韩琦上书仁宗为富弼求情，结果三个月后也被罢职。至此，改革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