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出促进武汉民营经济发展时，连带的问题是武汉国有经济要不要大发展？我的理解：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与武汉经济，既不能是“国进民退”，也不能“国退民进”，只能是“国进民进”。

但是，武汉国有经济发展确实强差人意。资产不少、效率偏低。武汉的路桥费、过桥费偏高以致最高算是武汉国有经济发展效率低效的一个指标。比如，北京机场高速长35公里，去回只要5元人民币，而武汉机场高速长15.5公里，则是30元人民币。过桥费去回16元，不说企业成本高，老百姓都受不了。当然从绿色出行，少开车、多坐地铁还是有道理的。

国有经济虽然促进武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民营经济发展。打个比方，如果把众多产业看成高速公路的话，把经济发展看做各类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那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当于两类车。现在，大部分好的高速公路行驶的是国有企业这类车。这些车是老爷车，机制旧、耗油多、污染大、速度慢，堵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导致民营经济的车进入不了高速公路，只能在老国道上颠颠簸簸、慢慢悠悠的开着，一不小心还会遇到路霸敲诈勒索，开车的成本是很高的。

国有经济强势的后果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占比偏重。按打造国际化大武汉的要求，服务业占比要到城市GDP占比的80%，但武汉服务业占比还在50%左右徘徊。服务业不发展，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学生就业难。人们总是说大学培养的学生不适应市场，实际上，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更多应该进入服务业。现在，大学生就业就只能在低端就业，2000-3000多元的工资，养家之难难于上青天。

国有经济强势也是武汉历史的惯性。从张之洞治鄂开始就在湖北武汉发展国有企业。从1896年张之洞耗费清王朝近600万两白银创办汉阳铁工厂和大冶铁矿，除了制造腐败，似乎没有盈利过。我们换算一下晚清600万银两值现在多少人民币，以大家熟悉的《红楼梦》的故事为例，大约一两银子值660元人民币，那么值现在的约40亿投资，可见效率之差。只是到了盛宣怀将国企混改成为汉冶萍煤铁厂后才盈利。所以，武汉国有经济强势是有历史传统的，不能怪谁，是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

其次，国有企业发展的背后是计划经济的大发展，计划经济背后又是政府的超强发展。民营经济自然边缘化了、经商环境自然不好了、外商自然不来了。虽然，武汉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力素质高，但制度成本、交易成本实在高。

只要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历史，就可以知道，凡是民营经济受到限制时，国民经济发展就不好；凡是民营经济大发展时，国家与城市经济就大发展。看历史片段一，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的观点就是日本的民营企业打败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看历史片段二，民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发展民营经济，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也是发展民营经济。国民党溃败台湾，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看历史片段三，共和国60多年历史可以看出，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富裕国家、富裕人民。武汉经济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达60%。世界银行曾对城市经济活力给出一个标准：民营经济占比至少要超过50%。

现在，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武汉发展企业，在税收、与政府打交道的天数、出关天数、与政府官员的娱乐支出等指标都在120个城市的前列。武汉人热衷于打麻将、喝大酒、内陆思维，都是与国有经济强大有关，都希望成为体制内的“狗”，不愿成为体制外的“狼”。

武汉国有企业加大混改有利于落实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利于坚持国家制定的“两个毫不动摇”的国策；有利于武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武汉国有企业竞争力。

所以，武汉发展民营经济首先从国有企业混改开始。武汉国有经济混改与PPP在全国排名是偏后的，可以说是排在最后一个方阵的；所以，要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混改，这就是发展武汉民营经济。

通过国有企业混改可以同时帮助武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既可以帮助国企去行政化，也可以帮助民企去家族化；还可以优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做大做强。混改如同情人的合作双赢模式，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模式。

具体做法应该有，高速公路上不仅有国企与民企的汽油驱动的车、柴油驱动的车，还应该有国企民企混改后的新能源汽车。武汉要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就应该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垄断性行业与公用事业行业；要大力推行PPP制度；要保证国资、民资平等权益，不能歧视民企的草根身份；混改要过程规范、程序透明、信息公开；政府要推行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改革的负面清单；要维护民营经济参与国企混改各相关者利益者，不能一说民营经济大发展就歧视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民企的员工的权益保护。民企与国企混改最必须阻止的是不能有旋转门，政府高官与企业高管身份不能互换。

国企混改，需要较大、较好的民营企业。而武汉较大、较好的民营企业较少，这就要通过“一号工程”招商引资与国企混改对接。

在某种意义上，加大武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混改就是发展武汉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