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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智的前提与方法——《向历史借智慧》序言 原创 张立华 北京德成智库

发布日期:2023-02-06 来源: 作者: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加入收藏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英国政治家斯迈尔斯说:“培根的书比任何其他的书更能让人修身养性”“他教会我们如何获得成功,如何造就伟大”(《自助力》)。

培根在《论读书》一文中有一句几乎尽人皆知的著名格言,那就是“读史使人明智”。
一、读史明智的四大前提
其实,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这句格言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读史使人明智是有前提条件的。概括来说,读史明智有四大前提,那就是:
必须读真实的历史
必须读全面的历史
必须能够读懂历史
必须具有“腾空能力”
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读史就未必能够明智,有时反倒会越读越傻,甚至愚不可及。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 · 尽心下》) 虽然孟子所说的“书”指的是《尚书》,但却有广泛的真理性。如果你读的是虚假的历史,那你只能上当受骗;如果你读的是片面的历史,那你就会偏执一端;如果你读不懂历史却自以为读懂了,那你就会自欺欺人。如此读史,非但不能明智,反而会越读越愚蠢。如果你读史没有“腾空能力”,那你就读不出字面背后的意义。这就好比说游泳可以健身,但前提是你必须会游泳,否则不仅不能健身,还可能会呛水,甚至溺水。
鲁迅先生说: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中国现代真正读懂中国历史的人为数不多,鲁迅先生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读史的“腾空能力”。
再比如,韩信和陈平都有非凡的才能,都是弃楚投汉,可是刘邦对这两人的信任却截然不同。
韩信初到汉军时并未引起重视,滕公夏侯婴向刘邦推荐韩信,但刘邦却“未之奇也”,并不觉得韩信有什么了不起。丞相萧何对韩信的才能十分震惊,多次向刘邦举荐,但刘邦却一点也不“感冒”。直到韩信假逃亡,被萧何月夜追回,又向刘邦苦苦推荐,刘邦这才勉强答应拜韩信为大将。
陈平就不同了,他到了汉军,通过魏无知得到刘邦的召见。魏无知的地位和影响,根本无法与夏侯婴、萧何相比,可是刘邦当天就任命陈平为都尉,并且让他做参乘,就是在刘邦的车右边陪乘,掌管护军军务。众将都喧哗起来,说:“大王得到楚国的逃兵刚一天,还不知道他本领的高低,就跟他同乘一辆车子,还反过来让他监督我们这些老将!”刘邦听到这些议论,反而越发宠幸陈平。
两人的遭遇如此大相径庭,这背后一定有深层的原因,但各种史料都没有交代,也没有可供推理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想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那就只有靠“腾空能力”了。
如此说来,所谓读史的“腾空能力”,实际上就是悬揣合于事实的能力,就是一种超强的分析能力,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契悟能力。
二、读史与明智相辅相成
读史与明智是相辅相成的:读史使人明智,而明智的人更爱读史。不明智的人因为读不懂史,所以也就不愿意读史,他们更喜欢电视剧。这样一来,明明是记录的真历史,他们却决不相信;明明是编造的假历史,他们却深信不疑。长此以往,则智者越来越智慧,愚者越来越愚蠢。
所谓明智就是聪明有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智就是思辨力,慧就是契悟力。但并不是随便什么思辨契悟都可以称得上智慧,譬如阴谋诡计厚黑学就不是智慧,因为智慧是有价值取向的。智慧的思辨契悟对象是道德,道就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德就是人类文明的轨范,智慧就是对宇宙万物规律和人类文明轨范的思辨力与契悟力。
简而言之,智慧就是一般辞书所说的“分析、判断、创造、思考的能力”(《国语辞典》),就是“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现代汉语词典》)。“分析判断”的能力就是思辨力,“发明创造的能力”就是契悟力。
思辨力和契悟力是智慧的双翼,提高思辨力的方法在于科学持久的思辨训练,增强契悟力的方法在于灵感的触发点拨。思辨力只能从思辨训练中获得。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思辨就没有智慧,拒绝思辨就是拒绝智慧。
光知道抄别人作业答案而不会思考的学生,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霸!光知道阅读前人的智慧故事而不会思辨的人,绝对不会成为明智的人!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韩信在项羽麾下整整二十个月,两头算有三年的时间,一直就是个执戟郎中。他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而且范增还多次举荐他,可是项羽自视甚高,刚愎自用,根本就瞧不起韩信。这就是既无知人之智,也无自知之明。
韩信弃楚投汉,夏侯婴与萧何一眼就看出了韩信有大将之才,因此屡次向刘邦举荐,刘邦却犹豫不决。直到韩信“佯走”,萧何月夜追回韩信,又见到了张良的角书,刘邦这才重用韩信为大将。最终结果是,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坐了天下,这就是明智与不明智的区别。
《向历史借智慧》是对历史智慧的借鉴升华,而不是历史智慧的复制粘贴。借智慧不是抄智慧,智慧是抄不得的。俗话说:“教的曲儿唱不得。”因为青年男女对唱山歌谈恋爱,大多是即景生情,临场发挥的,而教的现成歌曲却是死的,固定不变的,根本没办法应付千变万化的对唱,一对唱就露馅儿了。
小学课本中有一篇《曹冲称象》的课文,很多教学参考材料都说:学习这篇课文,就是要“让学生感悟曹冲是个遇事爱动脑筋、能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的聪明孩子”。其实,曹冲称象的方法不仅不聪明,而且还很笨拙,既费时,又费力。
课文把曹操手下的官员描写得非常愚蠢,有的说要“砍一棵大树做秤杆”,还有的说“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有人甚至说:“把大象宰了,割成一块一块的再称。”其实,这些官员并非不知道如何称象,他们是假装不知道,以便让曹冲露脸出彩。
如果你完全相信课文所说的,认为曹冲称象很聪明,官员们都很愚蠢,那你就是抄智慧,这史你就白读了,甚至一辈子也不能明智。
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形势危急。谋臣郦食其(yì jī)献计说:“商汤王讨伐夏桀时,将夏桀王的后裔封在杞国;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将商纣王的宗亲封在宋国。如果陛下能够效法汤武,重新封立六国的后裔, 六国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对陛下感恩戴德,无不归顺服从。这样,陛下就可以面南称霸天下了,而楚王也只得乖乖地前来朝拜了。”
刘邦一听,这计策太好了,他心想,自己马上就可以成为商汤王、周武王了!于是就让郦食其赶紧刻六国印玺,准备分封。
这时张良回来了,刘邦很得意地把这事告诉了张良,张良一听就急了:“什么?分封?这是谁给陛下出的馊主意?如果这样做,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业就彻底泡汤了!”
张良告诉刘邦,商汤、周武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已经砍掉了夏桀、殷纣的脑袋,陛下现在砍掉项羽的脑袋了吗?被分封的殷商后裔等一旦反叛,周朝有足够的实力去平定反叛,陛下有这样的实力吗?周武王发放钱粮赈济百姓,陛下有这些钱粮吗?周武王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向天下显示不再战争,陛下有这个能力吗?……刘邦这才恍然大悟。
郦食其的做法就是向历史抄智慧,而张良则是向历史借智慧。
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刘邦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不仅未生,而且“死伤太半”,河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睢水为之不流”。而韩信背水一战,不仅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且士兵还能以一当十,最终大获全胜。这是因为刘邦是向历史抄智慧,而韩信则是向历史借智慧。
再比如初中语文课本中的《曹刿论战》,两千多年来都以为曹刿智慧,庄公愚昧。但一经思辨你会发现,庄公可能比曹刿高明得多,智慧得多。衣食分人,虽然“小惠未遍”,但分给公卿将相笼络人心是相当重要的。否则,打仗时将领不卖力,光靠士兵能取胜吗?
祭神以信也未必就是“小信未孚”,在神灵至上的当时,如果一个国君连神都敢欺骗,那他即使“以情(诚)”断狱,百姓会相信他吗?
长勺之战,鲁国战胜齐国,真的就靠“齐人三鼓”的小术吗?战争的背后到底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如果今人只知道克隆“齐人三鼓”之术,那又能获取什么智慧呢?
三、读史明智的根本方法
有了读史明智的四个前提条件,还要讲求读史的方法,方法不对头,读史也未必能使人明智。那么,怎样读史才能真正明智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哲人的智慧教育,恒常科学地进行思辨训练。
中国第一个最伟大的智慧教育导师是孔子,遗憾的是孔子的智慧教育方法,在历史文献中只留下了吉光片羽的记载。而且,即便是仅存的这一点吉光片羽,两千多年来也被人们忽略了,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教育文献来阅读。
因为对孔子的智慧教育一无所知,所以有些人便质疑孔子“弟子三千”和“七十二贤人”,认为前者不过是“白发三千丈”之类的夸张。他们以现代小学为例 , 一位班主任教一个班的语文和数学, 约五十人。小学六年一届 , 一生最多能教六届 , 不过三百个学生。孔子弟子三千,若以六年一届来进行教育 , 每一届就得有五百学生 ,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施的。所以,他们认为孔子的弟子最多只有三百人。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孔子的智慧教育根本就不是授课制,更不是班级授课制。
有人还说,孔子三千弟子才出了七十二贤人 , 优秀率只有百分之二强。今天的重点高中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孔子在今天的重点高中任教,连一个合格的老师都算不上。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七十二贤人”的水平境界究竟有多高:
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遇合》)
这七十多人中,如果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诸侯国君,任意延请一位来任用,都可以作为老师。这七十多位贤人个个都是帝王师啊!两千多年之后,人们仍然对他们推崇备至。由此可见,他们的水平境界有多高,影响有多大。
如果没有借鉴性升华,没有原创性思辨,只知道复制粘贴,那又怎么能从读史中获得智慧呢?思辨是智慧的不二法门。只有恒常地进行科学的思辨训练,才能增益智慧,舍此别无他途。
什么是思辨?思辨就是质疑解疑的过程。质疑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疑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发现问题,如果不能发现问题,那分析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解决问题就成了空中楼阁——连问题都没有,你又分析个啥?解决个啥?所以说,智慧的第一步就是发现问题,发现很多有价值的问题。
可是,我们的教育更重视的却是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如何发现问题。其实,就增益智慧来说,“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二〇一七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第一次将智慧教育作为“课程目标”,将“思辨性阅读”作为课程内容的要求,将“展现学生智慧”作为语文高考“命题和阅卷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智慧教育的里程碑。
智慧教育的课程标准虽然制定出来了,但是智慧教育的教材却迟迟没有跟上。因为此前我们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要马上来一个质的飞跃,编出一套科学实用的智慧教育教材来,的确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智慧教育的教材,第一线语文师生要想达到智慧教育的课程标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智慧教育的角度来说,《向历史借智慧》可以说是一套智慧教育的新教材,至少也是一套智慧教育的读本。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这是民族的百年大业,每一个有能力的文化人都应该担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智慧的灵苗须及早培养,否则,一旦枯槁,再怎么浇灌也无济于事。智慧的大树须终生呵护,否则,就不能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因此,笔者便不揣谫陋,尽绵薄之力,撰写了这套《向历史借智慧》系列丛书,分册陆续出版,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智慧教育开辟一条蹊径,开启中华智慧教育的新篇章。本书就是这样栽植的第一棵智慧树。
笔者从2007年便开始研究智慧教育,研究了十年之后,才开始动笔写作《向历史借智慧》这套丛书,而第一部就花了近五年的时间。因为每一篇都要有自己独到的东西,都要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都要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这期间,曾经把某些文章的小部分在上海《解放日报》、《上观》(原《上海观察》)和新华网等媒体上发表,颇受读者青睐。这次出版,对所有发表过的文章都重新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补充,原来两三千字的文章,这次都是万字以上,有的甚至在两万字左右。
尽管本人对书稿竭尽全力,但由于这项工作是筚路蓝缕的开山探索,因此,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和其他文化学人的赐教指正。
《向历史借智慧》系列丛书,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智慧园地,欢迎有志于智慧教育研究的同仁参与并指教,以便尽快形成一片智慧教育的蓊郁森林。
【本文摘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出版集团编审张立华为《向历史借智慧》(2022年12月华文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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